王福俭
1990年王福俭在羊寨学校校门口留影
1989年，22岁的我从榆中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榆中县南部贫困山区的马坡乡羊寨学校任教。那是我从教列车的起点站，我为家乡教育事业奋斗的列车在人生轨道上出发了。
到羊寨学校去报到，从我家出发翻过了两座大山，走过了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学校。这条小路我一走就是25年。来到羊寨戏台前的寺滩子里，一眼就看到了那青砖雕刻的门楼和高大的朱红色大门——羊寨学校的校门。两边是八字墙，也用青砖雕刻着精美的花纹，上面有“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的八字标语。那古老的建筑造型、做工都非常细致，俨然是一座千年古刹，诉说着昔日香火的繁盛。不错，那就是一座古刹。后来我从羊寨村老人的口中知道，那八字墙原来在庙宇的院子里，民国初把庙改建成了小学，把门楼拆下来往里移动，把八字墙露到校门外，八字墙和门衔接得很自然。一进门有一个高和宽都近两米的照壁挡在门口，也是用青砖建成的古代建筑，像一位威武的将军挺立在院中，守护着学校的平安吉祥，真正是“深山苦藏古寺”。这就是村民中传说的百子宫。羊寨学校就在这悠久传说中的寺庙里，而校门外的广场就是有名的下寺，人们都把这里叫寺滩子。民国初期，十里八乡的孩子在这儿读书，十里八乡就这么一座学校。
我刚分配到羊寨学校，校长是安文敏，教导主任是杨灵显，教师有杨玉文、安华义、安如寰、曹生贵、赵学连、丁为奎、安如海，共九位教师。其中杨玉文是公办教师，我是刚分配的公办教师，其他人都是民办教师。以前羊寨学校有初中，这一年初中部合并到了马坡中学，羊寨就只有小学了。我当时的工资是68元，民办教师由县教育局补助90元，村上每月补助50元左右。后来民办教师每年参加转正考试，大部分转正了，也有一些老师弃教打工去了，1984年以后的民办教师都被辞退了。安校长搭上转正的末班车转正后，老师们祝贺了他一番。
那时候学生人数多，一至六年级都是双班，低年级每班五六十人，越往高年级人数越少，加上学前班100人左右，共13个班，学生600多人。学前班的老师是村上招聘的。教室是土木结构的平房。下院有两排教室，每排三个班。上院有三排教室，每排3个班。去掉13个教室，剩下的是库房。据安校长说，原来学生多、课桌少，学前班的学生三个小孩子坐一张桌子，最后一排没有凳子，教室后面放一根长檩子，孩子们坐在上面当凳子。
教师的宿舍是下校院东西两边各五间土木结构矮小的土房子。房顶上铺着原来庙上的青瓦，每逢下大雨房子里就漏水，老师床上、桌子上盛着瓶子、盆子，那滴水的声音简直就是一首交响乐。上校院有一排改建时间不长的八九间土坯房，这算是最好的宿舍。我的宿合在下校院西边的土坯房里，坐西朝东，阳光充足。房顶上的古青瓦老漏水，老师们亲自上房动手拔瓦隙里的草，亲自上房动手换了好几次青瓦。学校老师大都是本村的，晚上都回家，只有我离家很远，在学校里住校。我一个人就在这座大庙里住着，显得特别孤独寂寞。到了晚上，只有老鼠来陪伴我，满房子、满顶棚地乱跑。一会儿顶棚的纸不停地晃动，一群老鼠在嬉戏，一会儿老鼠在床底下撕咬，发动战争。最可恨的是，它偷吃了我一周的干粮，咬破了我的面袋子，啃坏了我从家里拿来的土豆。我没办法，就在墙上钉上一个木桩，把馍馍袋子、面袋子挂在墙上。不论我想什么办法，老鼠都会分享到我的食物。老师们早上吃从家里带来的馍馍，中午和学生们回家吃午饭，我开始生柴火做饭，锅里煮上洋芋片、煮上面疙瘩吃，晚上和老鼠同吃、同住、同苦乐。这就是一个贫困山区教师的生活。
羊寨学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厕所，用土墙分隔成四个土圈圈，就是老师学生的厕所。每逢下大雨，那里就是四个大水坑，同学们上厕所都很困难。甚至有时候学校上面的地里有村民劳动，师生们都不敢上厕所，因为土圈圈上面没有盖顶棚，站在地里居高临下，厕所里的人就全暴露了。20世纪90年代当地的计划生育很严，乡上拆了违反计划生育村民家的房子，把木头拉到了学校，学校这才盖上了现在的厕所。
冬天就要来临了，学校从阿干镇拉来一东风车细煤末。一个老师分两架子车煤，拉来红土自己和煤砖。学生冬天烤火烧的煤砖，是高年级学生和全校老师一块儿和的。当时没有女老师，都是男老师，干活很起劲。把煤用纱窗筛过，筛煤的学生黑黑的，笑声回荡在校园里，没有一个学生怕脏说累。和煤的班级把煤围成一圈，里面和上土，放上水，老师和同学们脱了鞋，挽起裤子在煤中唱着歌、喊着号子走来走去，校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煤和成了煤砖，等晒干放进了库房，老师们才放心了。
还有柴火的事没有解决。高年级的学生和一二年级的学生家长在老师的组织下，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去山上砍柴，背回学校放到冬天师生共同生火用。其间发生了一件事，这么多年过去了让我至今心惊胆战。那是1993年的暑期临放假，校长安文敏让同学们去山上背柴，说早些背来，到冬天柴就干了，同学们也不用愁冬天柴湿生不着火。安校长和护林员商量好到葱花滩去背柴，那天刚把柴从山上背到山下公路边，被兴隆山管理局的领导在去马唧山时碰到了半路上。结果管理局对羊寨学校的砍柴事件做了处理：给学校罚了款，给班主任老师也罚了四五百元钱。那次我正好带的是二年级，二年级家长跟着学校和护林员去背柴，我没有去，所以没有给我罚款。但是老师和学生都被吓坏了！在那艰苦的岁月，学校老师为了孩子们的冬天生火烧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作为班主任，最担心学生的安全。冬天一到，班主任在教室里亲自用土块砌成土火炉，开始生火。有的学生来得很早，学生一来，班主任就得起来帮助学生生火。因为是土炉，学生有时把一捆柴抬上火炉烧，火焰很高，不小心会把房子烧着。有时候柴很湿，生不着火，学生晚上放学后，把柴放在火炉上烤干。这样做很危险，柴一旦着火，会把教室烧着，所以班主任总要放学后亲自去教室检查。
有的高年级学生早上生火，把自家的豆子拿到学校，在铁簸箕中炒熟了吃；有的学生从家里拿来土豆，埋到炉子下面的煤灰里，烤熟了当午餐吃。那时候生活都很困难，有的学生吃不饱肚子，同学们拿到学校的“美餐”就让全班同学分享了。同学们你争我抢的，很不安全，时时有危险，这时候老师就去教室里看管，帮助同学们解决一些遇到的问题。土火炉里加上煤砖没有烟筒，烟很大，老师和同学们就打开窗户在烟雾缭绕中上课，有时候都呛得直咳嗽。一个又高又大没有顶棚的教室里面只有一个土火炉，五六十个学生你推我挤地烤火，冷得直打哆嗦，有时干脆一个个跺起脚来，像在音乐课上跺着脚打拍子呢！我的气管不好，就是那时候落的病根，再加上经常吸粉笔灰，天长日久得了大叶性肺炎，最后不得不在2007年把右肺切掉了。现在我是一个没有右肺的残疾教师，却以满腔的爱和教育情怀一直坚守在教师岗位上。
我刚到羊寨学校当一年级（2）班的班主任，兼带语文课。管理好六十个孩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安如海老师带这个班的数学课，期末考试是学区的统考，语文及格率86%，是全学区第二名，数学及格率98%，排在了全学区最后一名。其他学校一年级数学及格率都是百分之百，只有安老师的数学及格率是98%，成了倒数第一。安老师本来以为考的成绩也不错，不可能给他罚款，还沾沾自喜的，没想到最后被学区罚了钱。因为当时是按及格率来考核的，考了第一名的要奖钱，钱从哪里来呢？就是对倒数第一的老师的罚款。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也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当个老师，学生考不好会对老师罚钱！在过去的二十几个年头里，老师们有时被罚几十元，有时被罚几百元，直到前年出现了意外伤害事件才取消了罚钱。
那时候教材也简单一些，学生只有一本练习册，教师辅导填写，学生课业负担比较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教育的天空那么蓝，那么充满梦想，而后来恶性的教育竞争给教育的蓝天蒙上了乌云。过分追求高分苦了学生，也苦了教师，应试教育遗祸不浅。总之，我觉得以前的教育比起现在，学生轻松快乐得多，教师也轻松快乐一些。
那时学生参加劳动，锻炼实际生活能力比较多。他们在劳动中迸发出热情，增强了吃苦精神。因为每年生火要到山上去背柴，作为单位之间的友好往来，学校就得给林场写宣传标语。我带领六年级学生，由护林员领着，在羊上村、羊下村公路两边的墙上，先刷写标语的底子，刷好后写上护林防火的标语。同学们抬着水，背着生石灰块，把石灰放进水桶，水冒出热气化成石灰水，站在课桌凳上，用刷子刷成白色底子，然后我用石红写上红色的大字，勾画上边框。这样从刷到写要好几个下午，有时到清水滩子那个村庄要走四五里（1里＝500米）路。每到秋天，这儿的村民全部在公路上打场，公路上很难走。有时干到放学也刷不完，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家。这时，我和学生们的身上、脸上全是石灰白点子，还高兴得边走边唱着歌儿。碰到公路上的村民们扬场，我们身上就全落了一层厚厚的土。
我们除了写林场的标语外，还有乡上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每年都是。公路两边留下了同学们多少欢声笑语，洒下了多少辛勤的汗水，播种下多少幸福的梦想。
农村的小学，村上、乡上安排的工作都要做。上级领导来村上检查，搞卫生、写黑板报等都是学校学生和老师做。当地的村民没有环保意识，垃圾乱扔，地里的废旧地膜就扔到公路边的水渠里，白色污染遍布如画的乡野。老师们带领着高年级学生，捡塑料袋，拾废旧地膜，焚烧，填埋。有一次我们从学校一直走到风水岭，走了五六里路。后来天下起了小雨，同学们的身上被雨水打湿了，但谁也没有哭，都勇敢地回到学校，然后快乐地回家去了，家长们也没有给学校老师找麻烦。同学们愿意为家乡的建设出点力，往往还会出谋划策，充满美丽的梦想。
回忆是一条长长的小溪，回忆是一股清清的山泉。(www.xing528.com)
1999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学校的土教室被拆了，工程队就地施工盖教学楼。整个暑假，老师们也没有休息，抬木头，扛桌凳，搬运东西，最后在校门外砌了两个大花园。为了义务教育扫除文盲，老师们做出了贡献，谁也没说苦和累。上校院的四层教学楼盖成了，学校焕然一新，成了羊寨村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羊寨学校”四个大字在教学楼顶上发出金灿灿耀眼的光芒。同学们从此告别了土火炉，教室里安装了生铁火炉，有了烟筒，再也没有烟尘的熏蒸。
2000年，学校要硬化校园。学校没有钱找铺砖的工匠，老师学生就自己铺。暑假刚开始，校长安如寰提前对老师们做了安排，大家都不休息，就在学校里用砖块铺校园。老师们首先把校园铲平了，一个老师一行，认真细心地放好砖。学生从四至六年级，每个年级两个班，共八个班，一天一个班的学生为老师抱砖。四年级（1）班有一个学生叫安华全，个子小小的，皮肤黑黝黝的，两个小眼睛水汪汪地闪着。他一次能抱七八块砖，和大人抱的砖一样多，是全校学生中的大力士，抱得最多，跑得最快，受到了学校的表扬，老师和同学们都赞扬安华全。老师们中间，张志耀老师铡砖技术最好，速度最快，铺得最平。老师们称赞他，叫他张铺甲、高水平。在辛苦的劳动中，老师和同学们经常哈哈大笑起来，不知道累是什么。整个校园，师生们花了16天才铺成。羊寨学校的师生为建设学校无私地付出了很多汗水，也收获了很多欢笑和赞叹！
2002年，羊寨学校的师生参加了榆中县马坡乡羊寨退耕还林植树活动。那年秋季，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全学区的学生到羊寨耕地里挖树坑栽树，我们学校也不例外。我带领六年级的同学们挖树坑，中午同学们吃着干馍馍，喝着山谷中清凉的泉水。站在山坡上观望整个山村，家乡真美啊！班长杨鹏说：“同学们唱歌解解累好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唱起来，那歌声久久地在山谷中飘荡。唱完了歌，同学们躺在草地上休息，好舒服啊，完全融入大自然的怀抱中。
劳动锻炼了同学们，同学们在风雨中成长，他们不像现在的学生那么娇嫩、自私、吃不了苦、受不了气。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才坚强，才会学习、会生活。
2001年，羊寨学校与兰州市地矿附小开展手拉手活动，我们去兰州地矿附小参观、听课、交流。他们很热情，很让人感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多媒体教学活动，我们农村的老师就此开了眼界。兰州地矿附小的老师带领他们的学生和我们的学生交朋友，帮助扶持我们的学生。城市里的孩子们跟上我们的学生，到农村学生家里吃饭体验生活，进入大自然，在树林中快乐地游玩。我们学校也带了一部分学生去他们学校，让农村孩子到城市里开阔眼界。有一年两校联谊，我们学校鼓乐齐奏，夹道欢迎地矿附小的师生们前来参观。学校各年级各班排练了很多文艺节目，他们学校从小学到初中也排练了很多节目。两个学校的节目穿插起来在戏台上演了一天。羊寨学校门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兴高采烈，村民们给予了这场表演很高的评价。兰州的小朋友为他们的农村朋友赠送了很多学习用具，孩子们互相写信，互相学习，情意真挚感人，那一幕让我永远难忘。两所小学的手拉手活动持续了好几年，后来学校领导换了，就再没有联系过。
1993年，我参加汉语言自学考试，取得大专毕业证书。2003年，我进一步参加教育管理独立本科自学考试，2005年考完全部课程本科毕业。2007年9月，我用双手捂着疼痛的胸口说：“同学们下课！”“老师再见！”我的《最后一课》刚好上完。患病一年多了，我从来没有离开讲台，我已经筋疲力尽。十一国庆节放假，我因为大叶性肺炎躺在了榆中县医院的病床上，我觉得很失落、很孤独。我心里惦记着那些孩子们，他们的笑声总在我耳边回荡，他们的身影总在我眼前飘来飘去，抹不去的记忆，放不下的心弦，我感慨万千。病房的门开了，突然探进了几个熟悉的小脑袋——是我的学生，他们在家长的陪护下来医院看望我。我一下子高兴起来。我给他们水果吃，他们不吃反而把水果拿到我的嘴边说：“老师，您吃！”农村的孩子到了县城医院，显得有些拘束。他们说：“老师，等您病好了再给我们上课。您好好治疗！”说着，有的同学流下了泪水。我想，我一定要挺住，孩子们带给了我信心与力量。
液体输完了，我送走了孩子们。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趁我不在，医生给我的家人说，去给我准备后事。我差点儿再也见不到我的学生，我上的《最后一课》差点儿真的成了我的最后一课。后来，我转到兰大一院的胸外科，找到胸外科主任韩彪，他救了我的命。在手术室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抢救，大夫把我的右肺切了，我从死神手中逃了出来。我很感激韩主任，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我深深地感恩他。
我又活了过来。出院回家后，杨祖安等同学又在家长的带领下来我家看望我。我感谢医生，是他们把我从死神手中拉回来，让我又看到了我的学生；我也很感谢我的学生，是他们给了我重上讲台的信心和力量。我很珍惜我的生命，因此，我在工作上非常努力，非常吃苦。
我休息了一学期后又回到了学校，回到了孩子们的身边。就这样，我成了半个肺的老师。患病坚持教育的老师很多，而像我这样用半个肺撑起教育蓝天的教师，在榆中县或兰州市恐怕很少了。直到今天，我用半个肺在三尺讲台上又耕耘了八年。八年来，我做的工作比年轻教师还要多：做六年级的班主任，带六年级语文、品德、体育等课程，担任语文组组长；管理教师灶，每天买菜，打烟筒的灰，和泥砌火炉；还管理留守儿童工作，打扫会议室卫生，每天放广播操音乐，给学校开关灯、开关电脑。我八年来一如既往地工作，任务繁重，毫无怨言。虽然年度考核我连一次“校优秀教师”“乡优秀教师”都没有，我却想：活着就好，有生命就有一切。
珍爱生命，身残志坚，为孩子们撑起一片蓝天，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手术后，我休息了一学期又去学校上班。我以前带的那个班已经毕业，新带了五年级一个班。班上有个学生叫曹家雁，是羊寨村的，经常逃学，不交作业，厌学。经过了解，他妈妈在他一岁时离家出走，他爸爸在外地打工，他和爷爷相依为命。两年前他爷爷去世，他成了孤儿，后来寄居在后沟村的姑妈家。后沟村的学生讽刺讥笑他，他晚上放学有时跟上后沟的坏学生打架、做坏事，给他姑妈家添了很多麻烦。
中午我把曹家雁叫到我的办公室，他很紧张，以为我要批评他。我看着他那慌张的神情、脏脏的衣服、黑乎乎的手和脸，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问，就给他洗了手和脸，把很脏的上衣也洗净了晾在火炉旁边的铁丝上，然后让他吃我带的午饭。我问：“你吃饱了吗？”曹家雁小声地说：“吃饱了。”“你去写作业，等衣服干了再来穿。”晚上我埋首批阅作业，寻找曹家雁的作业本。他今天写得最认真、最整齐。从此，他再没有出现不交作业的现象。我抽时间对后沟村的学生进行了说服教育，后沟的学生再没有欺负过他。他把心收回来开始安心学习了。
后来我管理学校的教师灶，中午灶上的饭老师们吃不完，我就让后沟的学生赵震和曹家雁两个吃。赵震也是个没有妈的孩子，他学习好，我让他在学习上多帮助曹家雁。作为语文老师、班主任，我对这两个孩子特别关心。一天，曹家雁感冒发烧，我带他到村卫生所让医生给他看病，垫付了买药和输液钱。曹家雁问我多少钱，我说：“你好好学习就是对老师最大的回报。”他感冒好了，变得可爱活泼，劳动搞卫生特别吃苦，在班上表现最积极。同学们都为曹家雁竖起了大拇指。第二学期开学，曹家雁的爸爸回家了，他再也没有去打工。班长说：“曹家雁又不交作业了！”我从其他人口中了解到，因为他爸爸是光棍，社会闲杂人都往他家去，喝酒的、打麻将的、打扑克牌的都有，他家变成了打牌、喝酒的窝点。晚上曹家雁没办法写作业，这样严重影响了他的学习。我和他爸爸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情况。他爸爸再也没有去招揽闲杂人，专心陪儿子学习。我的耳边又响起了曹家雁银铃般的笑声。
关爱学生，留给学生感激，留给自己感动。
我忘记了我是个有“主”无“肺”的人，我忘记了疲惫，感到生命的充实。我爱孩子们，他们也爱老师，正是这份爱与被爱的力量，让我们共同成长。真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换来桃李满园香”啊！直到今天，我心中还牵挂着曹家雁同学，昔日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我记忆的长河里掀起一层层浪花。
2011年国家检查验收普九工作，此时的学校已经是二级二类标准化小学。学生人数由500多减少到200人左右，各年级由原来的双班变成一个班，最多的班20人左右，教师由原来的20多人减少到10人。学校把下校院的库房拆了，盖成了彩钢房，原校门两边砖木结构的教师宿舍也拆了放乒乓球案，下校院变成了学生活动的操场。学校留守儿童多，乡妇联专门申请了“留守儿童之家”项目，为留守儿童配置了活动器材和图书。最早的学校图片资料在搬来搬去中找不见了，学校旧貌只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2013年，我离开了工作25个年头的“家”——羊寨学校，调动到了马坡中学任教。然而，我对羊寨学校依依不舍、魂牵梦绕，我的青春年华在那儿度过，那片热土上有我的汗水、我的欢笑。从它的历史长河来看，70多年来，有十任校长和数百计的教师人员为它的教育事业奉献了青春，做出了贡献，而我只是其中平凡又普通的浪花之一。我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在这片热土上耕耘了25个春秋。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寻找生命的价值，和孩子们一同成长。我期待它的明天更辉煌，期待那里有更多学生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