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教育史话:建校的奋斗和坚持

金仲文

年近花甲的我，每每徜徉在这个曾经洒满汗水和脚印的校园里，看着那一张张宛如鲜花般笑脸的孩子们，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感慨万千，那40多年前走过的艰难岁月，犹如发生在昨天——

那是1976年春，刚刚高中毕业年仅16岁的我，便以光荣的民办教师的身份踏进了我们大队（现在的村）的学校大门。这是一所“戴帽”学校（初中和小学在一起），初中有学生70多人，小学有180多人，200多名学生挤在8个狭小的教室里，闷得连气都透不过来。刚进校门，还是那饱经沧桑的面容：雨痕斑斑的墙壁，残砖破瓦的屋顶，这里的一切跟我小时候读书的样子没什么区别。每逢下雨，室外大雨，室内滴嗒，当时，我们最怕的就是下雨的日子。有时闹得无法上课，我们不得不冒雨爬上屋顶，维修和补救。那时，我们多么渴望有宽敞明亮的新教室。

过了三四年，学生人数猛增，仅有的教室根本容纳不下这些渴求知识的孩子，学校和大队领导商量决定，把小学一二三年级离学校较远的学生分散到所在的庄子（现在的自然村）上课，也就是现在的教学点。教室是临时腾出的生产队的废旧仓库，或者是饲养院的牲口圈。老师们都是交叉上课，早上如果到学校上课，下午就要回到教学点，老师们经常奔波于学校和教学点，非常辛苦，但都从来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工作热情一直很高。

后来，全县大力倡导集资办学，我们大队也积极响应，立刻召开了社员动员大会，当时人们的热情很高，都以不同的形式出资出力。有的打土坯，有的出钱，有的捐献木料，有的出义务工，学校里顿时出现一派如火如荼、改天换地的动人情景。我们全校师生也纷纷行动，一起上阵，趁着下课休息的时间，抬石灰，抱砖瓦，刮椽子，平场地。特别在暑假里，全校老师和初中的学生一直顶着30多度的高温，奋战在建校的第一线，硬是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将两排四个宽敞的教室保质保量地建成了。看着这青砖红瓦、窗明几净的教室，大家都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那些日子虽然很苦，但我们感到无比快乐，这些饱受艰难的孩子们，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时光，学习的劲儿特别足，老师们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课也上得更加有眉有眼。可是就在那次建校的劳动中，我们的老校长在房上铺完最后一片瓦时，踩上了还没有凝固的泥浆，不幸从3米多高的房檐上滑下来，造成了小腿粉碎性骨折，落下了走路蹒跚不稳的终生残疾。在县上住院的那段日子，他还念念不忘学校里的事情。刚能拄着拐杖走路时，又不顾家人和大队领导的劝阻，硬是一瘸一拐地来到学校，忙那些永远也忙不完的事儿，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些山区的农村学校，老师紧缺，师资力量单薄，教学水平良莠不齐。一所有十来个教师的学校，能有一两个公办老师都是可以自豪的事情。高中和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如凤毛麟角，老师们都是边学边教，边教边学，碰到不懂不会的地方就一同研讨，都是一团和气，从不弄虚作假。我这个刚高中毕业的毛头小子，当时被称为香饽饽，他们对我都特别亲近，很多我过去的老师，遇到一些问题都向我真诚地请教，这使我感到格外地欣慰和自豪。那时，老师们的课程任务都很重，带三四个班的都很普遍，有的既带中学又带小学，整天忙得喘不过气来，天不亮就来到学校，很晚了才回家，用“披星戴月”一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刚去带的是初三的代数、几何和初二的语文，白天忙得脚不点地，晚上还要点着有灯罩的煤油灯，给毕业班的学生们补课。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给同学们补完课后，独自一人踏着淡淡的月光回家，走到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那段令人发怵的弯弯古路时，我突然感到有呼呼的声音在身后响着。我猛一回头，原来是五头狼在后面不紧不慢地尾随着我，吐着热乎乎的舌头，闪着蓝幽幽的目光，当时吓得我毛发直竖，大脑一片空白。我只好大着胆子往前走，它们仍旧不慌不忙地跟着我，这时，我忽然想起人们说狼会怕火，于是悄悄从口袋摸出一支烟，闪电般划着了火柴，点燃了纸烟，猛地一转身，狼被我突然的动作吓得站住了，我狠狠地抽了几口，与狼相峙了好一会儿，它们才慢慢地转过身悻悻地走了。那次跟狼的不期而遇，让我至今心有余悸，可就是这件事，大大地锻炼了我的胆量和毅力。回想那段遥远的时光，总觉得过的是多么快活和实在。我们辛勤的付出，总是赢来丰硕的回报，就在那几年的高中升学考试中，我们学校多次拿到了全公社的第一名，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好评。每每到了万籁俱寂的深夜，我都会枕着快乐和幸福入睡，深深地感悟到了“勤劳一天，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永世长存”的含义。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激发孩子们的兴趣，我们总是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地自制一些教具，虽然笨拙简陋，但在当时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都起了不小的作用。(www.xing528.com)

在20世纪70年代那个特殊的困难时期，农村学校就是一块贫瘠而又充满希望的土地，生存和发展都举步维艰，为了给孩子们营造一个浓厚的读书氛围，学校根据所处的环境，因地制宜地安排一些勤工俭学活动，每学期利用一两天的休息时间，带着初中的学生搞点副业，以增加学校的一些收入，改善办学条件。我们学校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学校后面不远的山上长着茂密的森林，当时由于连年建林，山上的干柴很多，我们就集合年龄稍大一点的学生，一起浩浩荡荡到山上去背柴。这些山里的孩子，从小在山上跑惯了，拾柴背柴的活儿一点难不到他们，不到半天的时间，每人就能背来一大捆柴，在校园里堆成一座山，去川里的砖厂换来一笔可观的收入。有时，师生到离学校500多米远的一家省园艺实验场翻地挖草根，通常是高年级学生用铁锨挖，低年级学生在地面上拣草根，每次都是超额完成任务。中午休息时，学生们只啃一点玉米酸馍馍。就在这难得的空闲，同学们总是进行摔跤和爬树比赛，饥饿和疲劳也就不翼而飞了。当时我们心里想，真是愧对这些孩子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正是这样的年月，这样的环境，锻炼了他们吃苦耐劳的意志，培养了他们适应社会生存的能力，对他们来说也是人生难得的一笔丰厚的财富。

那时，除了正常的上课外，社会实践活动也很频繁，学校一般都专门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挑选出一些能歌善舞的学生参加，让有这方面特长的老师兼职，教他们一些通俗易懂、贴近农村生活的歌曲，编排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舞蹈，到一些人员集中的劳动场合去演出。当地农民在劳作休息的空闲，看到自家娃娃们表演，心中的快乐无以言表。

除上课外，跟兄弟学校搞联谊联欢，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活动内容。那时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关系都相处得十分融洽，而且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哪家学校排练出了新节目，就到另一个学校去演出，通常这个学校上演几个，那个学校也要陪演几个，全校师生就会尽情地分享。再就是双方参观学习，你来我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但最频繁的还是学校篮球队的出访比赛。每个学校都成立教师队和学生队，通常是校长亲自率领，早上上完主课，让不去的老师负责学校的一切工作，下午就兴高采烈地出发了。当时没有电话，面对突如其来的客人，对方都是热情地接待，赶快上茶递烟，画线洒水，集合全校师生，围坐在球场四周观看表演。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声中，双方球队就精神抖擞地入场，进行比赛。说实在的，比赛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增进双方的情感。有时时间宽裕，比赛之后，对方还会买来几瓶几元钱的辣酒，真诚热情地招呼参赛的老师们。

劳动是山里孩子的必修课，尤其在农忙季节，学校也会组织全校师生帮助生产队搞夏收和秋收。那时，我们学校也有2亩（1亩＝666.67平方米）多地，平展展的，在操场的后面，按班级和老师人数化成好多份儿，老师和学生们都精心地种植和管理，地里种的一般都是洋芋和苜蓿。大家亲自掏来大粪，晒干砸碎，洒在地里，把各自的地料理得很肥沃，苜蓿长得很茂盛，洋芋长得又多又大。大家还把学校实验厂里的三头猪喂得溜光圆滑，到年终能卖300多块钱，买来十几套崭新的办工桌，老师们都激动不已。冬天取暖用的煤砖都是我们师生一手和成的，为了和出高质量的煤砖，我们全校师生从很远的地方拉来黄胶土，按照最佳比例，用脚踏得黏黏的。一块块既节约又耐用的煤砖，在同学们稚嫩的小手中诞生了，把一个个寒冷的冬天烧得暖暖的。取暖的炉子也是学生们亲手砌成的。生火是学生们最喜爱做的一件事，那时好多学生经常空着肚子上学，烧洋芋填饱肚子也是常有的事，有时碰到学生们烧熟的洋芋，老师们也会毫不客气地吃起来，那味道格外香，现在想起来，都叫人涎水连连，多么难忘的美好时光。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顺利地考上了公办教师，进修两年后，又回到了我家乡的这所学校。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同祖国的各行各业一样，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校舍变成了结实坚固的钢筋水泥房子，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也相继进入了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国家又给乡村的孩子们发放了营养早餐，并由原来的3元增加到4元，看到一个个孩子们天真活泼、茁壮健康地成长，我们上进的那颗心就永远不会老去。如今，我已步入暮年，然而黄花虽凋而不陨，我还要在有限的余年里，奉献出自己绚烂的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