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学科研与教学探讨：针灸学科学化的探索

毛泽东对于中西医的优缺点曾作过明确论述。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为此，他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以及“要团结中西医，发挥中医作用”的口号。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鲁之俊主动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技术。1945年6月26日，他应延安《解放日报》之邀，发表“针灸治疗的初步研究”一文，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对针灸疗法作了介绍，该报署名评论指出：“这是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要成就”。陕甘宁边区政府为表彰他的成绩，授予他“团结中西医特等模范”奖。他的行动，对革命根据地西医学习中医起到了推动作用。1950年，毛主席指出：“大家要向鲁之俊同志学习，他在西医学习中医方面做得很出色。”

为了中医科学化，鲁之俊充分利用现代医学知识来整理针灸学著作。由于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者故步自封、闭关自守，致使中医未能跟上世界医学发展的步伐。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医逐渐受到排斥；至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医几乎沦为被“废弃”、“废止”的地步。加之，中医理论缺少解剖学、生理学等现代实验科学的佐证，故而不易被现代医学所接受，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封建迷信的东西。因此，充分利用现代医学知识来整理中医著作就显得尤为必要。邓小平同志在鲁之俊所著的《新编针灸学》题词中指出：“把我们国家许许多多科学遗产，加以批判接收和整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鲁之俊在他的《新编针灸学》中首先一反因循守旧的惯性思维，大胆革新，全部改用现代医学理论以阐述针灸学。他认为针灸治病机理，与现代医学中的神经理论相通，并与苏联最近研究的神经病理学说极为一致。同时他也指出：“一切的疾病皆因神经机能变化所致”，因而他认为治疗目的，就是给神经以一定的刺激，待其功能恢复。由此他最后得出结论：针灸的效能“与苏联的神经病学说相符合”。其次，广泛采用现代医学的名称。他在书中介绍了180多个刺激点(穴位)，除穴位名称外，全部采用了现代解剖学名称，尤其突出了神经与某些血管分布以取代经脉，并在五幅俞穴图中标明了其具体解剖名称。此外，阐述俞穴作用主治也全部用了西医病名，目的在于使中医针灸学逐步地走向科学化的道路。再次，他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分析针刺深度、针刺禁忌和针刺事故等问题。在针刺深度方面，他认为：古籍所载，一般均较浅，乃因不明现代解剖，“害怕伤及重要脏器”之故。而《新编针灸学》中的每穴针刺深度，则根据现代解剖加上临床经验，以及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多数增加了深度，如睛明、风府、哑门、背俞等一般刺一寸，大椎则深达寸半，秩边二寸以上，环跳三寸以上等，是对古代针灸学的发展。在针刺禁忌与事故方面，他根据临床案例，分析针胸背过深引起气胸血胸记实，称一患者针肺俞后，胸痛渐增，三小时后，面呈紫蓝色，胸部有压迫感，呼吸困难，听诊扑朔音布全胸，“再过三小时，终因呼吸困难而窒息……是否因刺破肋间动脉，因而出血引起血胸……(无论怎样，这是不懂解剖所致)”。对于鲁之俊利用现代医学知识来整理针灸学，魏稼教授在《鲁之俊的针灸学说》一文中给予了高度评价：“鲁氏著《新编针灸学》一书，……特别是大量引进现代医学概念以表述传统针灸，令人耳目一新。把发展针灸引上了一条中西医结合汇通的康庄大道。”(www.xing528.com)

为了探索和加快中医(当然包括针灸学)科学化步伐，鲁之俊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西南时期，鲁之俊就开始宣传和贯彻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利用各种机会走访、求教当地老中医(其中有著名针灸专家叶心清等人)。在他的领导下，重庆市和西南各省陆续成立了中、西医共同参与的卫生工作者协会。1954年6月，毛主席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他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方针，办起了全国第一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从全国各地调来76名有经验的西医师参加学习，这在我国医学史上是一个创举。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朱德说“鲁之俊同志在西医学习中医方面做得很出色”，他号召党的卫生工作领导干部向鲁之俊学习，切实做好团结中西医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