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之俊充分肯定了针灸治疗疾病的效用。他在所著的《新编针灸学》前言中写道：“针灸为我国传统经验医学之一，它能解决人们不少疾病的痛苦；对于我们目前尚不能治疗的有些疾病，它能有显著的效用。无论对急性病，对慢性病，一般都能使病家满意，同时还能节省药物，而且在群众中已有高度信仰，在目前来加以研究和整理是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的。”［1］魏稼教授对鲁之俊的这一观点非常赞同。他在“鲁之俊的针灸学说”中专门列了一节来谈鲁之俊的“针灸效能说”，明确指出：鲁氏首先肯定“针灸有确效”，并归纳为“三大效能”，一是“调整自主神经”功能(举出针变获效事例加以论证，如针后对“心脏、肠胃可使之兴奋或抑制”，又如针灸可止汗，可调整脉搏，“都明显地看出对自主神经能起调整作用”。)；二是“对造血器官之影响”，如白细胞减少者，经二、三次针灸可增加二、三倍；疟疾、淋病、霍乱本为原虫或细菌引起，针后可愈或减轻。认为可能是增强了造血机能与抵抗力以及血球吞噬作用而使病原体得以“扑灭”之故。三是“有消炎止痛作用”。如肌肉神经等炎症针灸可有效；凛疽初期用针灸可治愈；炎症病人白细胞升高，针之可使下降、症状消失等。［1］他认为鲁之俊的针灸效能说是重事实的，“《新编针灸学》中特别列出许多针灸‘有显著效果的疾病’，均是经过反复验证的真实记录，勾画出针灸适应证的初步轮廓，未见于以往文献记载。书后附‘某纵队全年针灸治疗统计表’，列出26种疾病的17514例患者的治疗统计数据作为佐证，彰显了鲁氏重证据、不尚空谈、不人云亦云的实事求是风格。”［1］而且对针灸效能的不同疗效作了区分，“书中对临床疗效，分别用了‘著效’、‘特效’、‘奇效’、‘治根’、‘痊愈’、‘有效’、‘减轻’等词表述。如称治急性风湿性关节肌肉神经痛、急性扁桃体炎、急性肠胃炎有着效；疟疾、失眠、肠胃痛有特效；夜盲有奇效；有些胃神经痛与三叉神经痛能治根；某些湿疹可痊愈；妇科一般炎症有效等。层次分明，可信度高，与近年来各地验证一致。”［2］
鲁之俊在运用针灸治病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刘伯承为鲁之俊《新编针灸学》出版题词这样说道：“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医学乃为必要之图。鲁之俊副部长在延安研究针灸学，以批判的态度接受其合理部分，试用之有效，旋于中原进军时，治愈军民不少，今复编而为书，亦扩展研究之肇始也。”［2］鲁之俊认为针灸治病有效，而且方便简单。他说：“我们的针灸则不然，它有四百多个刺激点(常用的百余个)，几乎对全身各部都能发生作用，副作用小，设备简单，随时可以施行，它确是值得重视的一种医学，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研究和提倡。”［2］他还进一步指出针灸在日本已得到重视，“这门医学在日本很被重视，他们对中国的医学(针灸和药物)有专门的研究，曾出版了不少书籍。可惜过去我们中国人受着半殖民地奴化教育的影响，没有人看得起它。希望今后我们要好好地加以钻研，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去批判和采用，不要再保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医学观点，忽视了它，甚至抹杀了它。应该把中国古有的医学——针灸和药物——批判地吸收过来，加以科学的整理和证明，从而把它提高到进步的医学上去。”［2］他认为我们应改变对针灸无用落后的看法，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去批判其糟粕，同时吸收其精华，以便今后更好地发挥针灸这门古老中医科学的作用。鲁之俊还以亲身经历来证明这一点，朱琏《新针灸学》中称，鲁氏于1945年在延安向老中医任作田学针灸，并敦促她也从学。随后大力推广应用，疗效甚佳。1950年，鲁之俊按照刘伯承同志的建议，将其战时所用讲义编著成《新编针灸学》一书出版。《新编针灸学》因其简明、实用而受到读者欢迎，先后印刷5次，为针灸学的实用性价值广泛传播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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