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战提考证俱战提事件，揭示河中地区阿拉伯征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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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勇（北京大学）

摘　要：穆格山粟特文书A-9——一封普通的书信，却记录了722年锡尔河畔的俱战提所发生的“惨剧”。本文在前辈学者对A-9文书的转写、释读基础上，结合中亚史料、中文史料和考古资料，对俱战提的位置、历史、交通等加以考证，进而阐释722年所发生的俱战提事件，从而说明8世纪初期河中地区的政治情势和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的征服史，进而说明俱战提在河中地区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722年；俱战提；河中地区；阿拉伯人

“粟特”（sogdiana/sughd，索格底亚那）[1]一词最早在贝希斯敦（Behistun）铭文中就已存在，但并未指明具体地域。[2]在早期希腊学者的笔下，索格底亚那大致指河中地区（Transoxania），即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亚历山大东征以后，该词所指地域范围精确至泽拉夫善河（Zarafshan）[3]流域。3—8世纪时，索格特（索格底亚那）包括泽拉夫善河与卡什卡河（Kashka Darya）流域。[4]在中古时期地理学家笔下，索格底亚那通常指撒马尔罕（Samarkand）与布哈拉（Bukhara）附近地区，比如伊斯塔赫里（al-Iṣṭakhri）即认为布哈拉以东直至撒马尔罕地区为粟特。在中国隋唐史书中“粟特”通常用来指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昭武九姓国”（康、安、曹[5]、石、米、何、火寻、伐地、史），其中的康国、安国、米国、何国都位于泽拉夫善河流域。7世纪玄奘也曾经过此地，后来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讲道：“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6]“窣利”即所谓的“粟特”，粟特语中作Sγwδy （Sogdian）。[7]由此可见，尽管在不同著述者的笔下“粟特”所指地域范围有所不同，但泽拉夫善河流域大致算是“粟特”的核心区域。

在中亚文献中将阿姆河以北的地区泛称为河中（Ma Wara‘al - Nahr，河外地）。该词不仅包括严格意义上的粟特或索格底亚那，也包括更北地区（东曹国、石国、费尔干纳，甚至七河地区），以及古代巴克特里亚北部。[8]因此为避免混淆“粟特”的含义，文中主要使用“河中地区”这个更为宽泛的地理概念。

关于粟特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历史记载和出土文书。首先，历史记载集中于中文史书（诸如《隋书》《唐书》《册府元龟》等）与中古时期地理学家的著述之中[9]；而几乎所有粟特文书都是在距离粟特地区遥远的东方发现的[10]，尤其是在中国敦煌、吐鲁番等地区发现大量粟特文书，其中包含大量佛教、摩尼教、基督教文献材料，以及部分书信[11]和商业文书，另一类特殊的粟特文书则是在蒙古国和印度河谷上游[12]等地发现的粟特铭文和题记。粟特本土地区几乎一片空白，直至1933年苏联考古队在中亚撒马尔罕以东约140公里的穆格山（Mt. Mug）城堡发掘出土了约90件文书。文书中除大部分粟特文书外，还有一件阿拉伯文书和一件突厥鲁尼文书。这批粟特文书经过学者们研究确定是属于喷赤干（Penjikent，或译为片治肯特）领主迪瓦什迪奇（Dhewashtich）的档案，主要包含法律文书、经济文书和书信，年代不晚于722年。[13]这是唯一在粟特本土地区发现的粟特文书，对于从内部了解粟特人的政治、经济活动等有重要价值，尤其为我们了解8世纪初期，喷赤干及其周边地区在阿拉伯征服前夕的外交、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史料。

我们主要对穆格山文书的研究成果加以介绍。在文书的转写、注释方面，贡献最大的当属苏联学者里夫什茨（V. A. Livshits），自1960年来其陆续发表对穆格山文书的释读成果，最后在2008年汇总为《中亚和七河流域地区的粟特碑铭》一书，书中主要包含了穆格山文书中的法律文书、经济文书和书信，作者在书中吸收了斯米尔诺娃（O. I. Smirnova）、格尔斯维奇（I. Gershevitch）[14]、雅库波维奇（I. Yakubovich）等人的释读成果。书中详尽探讨了文书中出现的粟特语词汇的词源问题，并附有每一件释读文书的高清图片。其英译本于2015年出版，被收入辛姆斯-威廉姆斯（Sims-Williams）主编的《伊朗碑铭丛刊》（Corpus Inscritionum Iranicarum），书中修订了俄文版的一些错误。20世纪80年代，马小鹤曾利用穆格山文书（A-14、B-17、B-18等）探讨8世纪初期粟特的政治形势以及迪瓦什迪奇的生平。[15]2002年葛乐耐（F. Grenet）和魏义天共同发表《片治肯特的最后时光》（The Last Days of Panjikent）[16]一文，文中在对穆格山文书中几封重要书信B-18、Nov. 2、A-14、A-9进行新的释读的基础上，探讨了片治肯特在被阿拉伯征服之前最后几年的政治情势。

关于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的征服史，我们主要介绍两位在利用中亚史料方面成果突出的学者。俄国学者巴托尔德（V. V. Bartold）《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17]基于繁复的中亚史料，梳理了丰富的多语言文献，对河中地区的地理和12世纪前的中亚史有精彩论述，至今仍为中亚史的奠基之作。吉布（H. A. R. Gibb）《阿拉伯征服中亚》（The Arab Conquest in Central Asia）[18]也是利用多语言文献研究中亚史的典范。

本文正是在穆格山文书、阿拉伯史料、中文资料以及考古发现等多种资料的基础上，对A-9文书中所记录的722年发生在俱战提的历史事件加以阐述，并对俱战提的历史、交通等加以考证，使得我们对于8世纪初期河中地区的政治情势和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的征服史有更加深刻的了解，进而说明俱战提在河中地区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穆格山粟特文书A-9正面15行，保存较完整，背面26行，模糊，损毁情况比较严重，末尾有两行反向书写的文字。整件文书正面与反面的内容之间也缺乏明显联系，应当是两封独立的书信。但是根据字体特征判断（除反面末两行文字），应当是出于一人之手。此件文书正面的文字从内容以及语气上判断，应当是写给迪瓦什迪奇的一封书信。但是与穆格山发现的其他书信相比，信中缺少收信人与写信人的名字，信的开始也没有常见的问候性敬语。

里夫什茨、葛乐耐和魏义天等学者已经对A-9文书进行了转写和翻译，因此，本文将仅对文书中涉及俱战提的部分进行阐述，现翻译文书A-9正面15行文字如下[19]：

1 有消息如下：俱战提（kwc'nth）[20]完了，所有人都

2 不再信任埃米尔（xm'yr）[21]，贵族、商人（xw'kry）和

3 工人（k'ryk'r），（总共）14000，全都撤离了。我们派遣了一个信使，

4 但是后来听说你已经出发前往呵斥罗（xwttwrstn）。[22]

5 在Akhshewar日，首领（š'ykn）停在了沙乌凯特（šāwkat），我派

6 所有的“快足”穿过布特姆山（Buttaman）去他那里，帕尔加尔（Parghar）的广阔的土地

7 不能留给他，因为首领将不会去你那里。

8 领主（MR'Y）！先前有令：“你和Dhishtach（人名？），

9 开始给马装货！在Murtat日，可靠的人

10 将会来到Raman。”但是没有消息。如果

11 你达成了协议（βr'z），你和你的人民都将不会得到公正（和平？）。

12 我已经派出另一个信使，有任何新消息都将会通知你。

13 我会派出（可靠的？）信使。至于乌什鲁桑那（Ustrushana）的人民

14 有一些人将会来。没什么可害怕的，

15 因此，不必担心！

在文书第一行所说的消息“俱战提完了”中提到了“kwc'nth（kochanda）”，是地名“khujand”的粟特文形式，在中古伊朗语中作“Xwaǰand（hwcnd）”[23]，至于粟特语“kwc'nth”中的“k”应当是该地名的一种突厥化的形式，这种首字母k/x的替换在Terak-sai和Kulan-sai的粟特铭文中也可发现，如粟特文“'kwsr'w”在伊朗语中作“Xusraw”[24]。此处的“kwc'nth（kochanda）”应当就是中国古代史书中所提到的“俱战提”，即今日塔吉克斯坦境内的苦盏（Khujand）——苏联时期被称为列宁纳巴德（Leninabad），苏联解体后恢复原名——该城坐标40°17ʹN，69°37ʹE，位于锡尔河左岸，费尔干纳河谷口，是费尔干纳盆地西部的门障。据《新唐书·西域传》“东曹国”“石国”条记载：

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呾那、苏都识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阴，汉贰师城地也。东北距俱战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东北宁远皆四百里许。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去京师九千里，东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腊，南二百里所抵俱战提，西南五百里康也。

石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Tashkand）——意为“石头城”，东曹国都城即今之乌腊提有别。同时，在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中提到：“俱振提国尚鬼神。城北隔珍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时，国王所需什物金银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祠毕亦灭。天后使验之，不妄。”此处“俱振提”应当就是《新唐书》中所提到的“俱战提”。据《新唐书·西域传》：“西南有药杀水，入中国，谓之真珠河，亦曰质河”，所谓“珍珠江”应当就是“真珠河”，即今日之锡尔河（古称药杀水）。《新唐书》所记俱战提方位与阿拉伯史料大体相符，但俱战提同石国和东曹国之间的道里则颇有出入。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中记载[25]，苏对沙那东至俱战提为17法尔萨赫（farshkh）[26]，约102公里，从赭时至俱战提37法尔萨赫，约合222公里，与《新唐书》记载的200唐里（约合88公里）相比，前者相差十余公里，可能是由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里程要绕道萨巴特（详见下文），但后者相差约134公里，则不知是何缘由。

《新唐书·西域传》“石国”条中曾提到一座“瞰羯城”：“显庆三年，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此处“瞰羯”的上古音为kʻam kĭăt，中古音构拟为kʻam kĭɐt[27]，“瞰羯”之音与“俱战提”（khujand）之音相近，疑为同一地，但由于大宛都督府存在时间较短，且不见于《新唐书·地理志》中，故没有留下更多线索。有学者将其对音为Qaq（塔吉克—波斯文文献中指塔什干），比定为《新唐书·西域传》中的“柘折城”，但《新唐书》似乎不大可能把石国都城之名按两种译名来记。同时，据《新唐书·西域传》“拔汗那国条”记载：“贞观中，王契芘为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阿瑟那鼠匿夺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芘兄子阿了参为王，治呼闷城。遏波之治渴塞城。”藤田丰八认为此处的呼闷城（突厥语作γwmp'n）即为“俱战提”[28]。“俱战提”（khujand）是唐人对此地的称呼，后代的称呼虽有所不同，但基本都是由此音演变而来，而且到了元代以后，在中国史书和游记中，我们时常能发现有用此城的名字来称呼流经其旁的锡尔河，这一变化应当与此城作为锡尔河上的重要渡口密切相关，凸显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性。此地在《元史》中有多种称呼：《元史·地理志·西北附录》中著录此城为“忽毡”[29]，《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中提到“忽章河”，《元史》卷一五一《薛塔剌海传》中称为“忽缠”。刘郁《西使记》中也以城名把锡尔河称作“忽章河”。“忽毡”“忽章”“忽缠”这三种称呼都是由“俱战提”（khujand）音转而来。元代耶律楚材《西游录》中将此城称为“苦盏”：“苦盏多石榴，其大如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绞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30]此地盛产水果，其中石榴颇为有名，这在阿拉伯史料中也得到了印证。算端巴伯儿（Sultan Baber）谓俱战提城甚古，产水果甚佳，尤以石榴为美。[31]《世界境域志》讲到“忽毡”时也说：“忽毡，为一城镇，该地区的主要地方。有大量农作物，其地居民富有骑士精神，出产石榴。”[32]《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曾提及此地：“复行二日，有河，是为霍阐没辇。”[33]所谓“霍阐没辇”（khujandmüren），即霍阐河，“霍阐”是khujand之音，“没辇”是突厥—蒙古语词müren，表示“河”的意思。《明史·西域传》中有所谓“火站河”：“……西北临大河名火站，水势冲急，架浮梁以渡。”“忽章河”“霍阐没辇”“火站河”都是以此城来称呼河流。

俱战提北边临近石国（塔什干），东边毗邻拔汗那（费尔干纳），西南靠着乌什鲁桑那（Ustrushana，即曹国），同时还是锡尔河上的重要渡口，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其在河中地区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根据考古发现[34]，我们得知在俱战提的现代地层下，依次有中世纪、希腊化时期、阿契美尼德时代的地层遗迹，该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45年居鲁士大帝在该地修建了一座“居鲁士城”（Cyropolis），作为阿契美尼德王国的东北边界——抵抗塞种人的前线。亚历山大征服这座城市后，重新在此地修建了一座“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Eschate：最遥远的亚历山大城），考古学家也在当地发现了希腊化时期的钱币和陶器。从考古结果来看：俱战提在2—5世纪，基本局限于旧时的领土范围，核心部分的面积大约20公顷。在6—8世纪，俱战提经历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在旧城东部改建了一个占地约8公顷的新要塞，古要塞被包含在新要塞的内殿之内，这次重建把俱战提改造成一个包括要塞、市区和工商业三部分、有强大防御系统的大城市。[35]这种改变应当与当时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的行动有关，俱战提人民为应对复杂的形势所作出的应对措施。10世纪的地理学家在著作中描述俱战提时说：忽毡为河中大城之一，有子城、内城——波斯语称为沙赫里斯坦（shahristān），以及外城——即拉巴德（rabaḍ）；监狱在子城以内，大礼拜寺在沙赫里斯坦以内，宫院坐落在拉巴德以内一个方场中央。[36]

俱战提地处石、曹、拔汗那三国交界，毗邻锡尔河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其成为连接东方与西方交通道路上的重要据点，来往于东西方的商人们也将俱战提作为一个中转休息地，此地也因此成为河中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商人”（xw'kry）一词只在穆格山文书A-9中出现过一次，也与“俱战提”相关，由此可见其地理位置在商业中的重要性。要研究俱战提与其周围地区的交通情况，我们必须依靠地理学家的著作。[37]据伊斯塔赫里记载，从撒马尔罕到忽毡（即俱战提）全程8日，而从撒马尔罕到忽毡之间经过的全部地区，几乎都是乌什鲁桑那（曹国）的辖境，中间要经过巴尔凯特、赛阿德拉巴特、布尔奈麦德、扎敏、萨巴特、阿尔坎德与沙乌凯特等地，其中最重要的是扎敏——乌什鲁桑那境内的第二大城市。从扎敏到忽毡之间也有几条道路，从萨巴特可以经过阿尔坎德与加鲁克—安达兹，抵达忽毡。从忽毡到费尔干纳的路程也很便捷，费尔干纳的首府阿赫锡凯特[38]（Akhsīkath）位于锡尔河的右岸，两城之间的道路大体也是沿着锡尔河而行，两地大约相距23法尔萨赫，接近140公里。从忽毡出发中间经过萨姆加尔（距忽毡5法尔萨赫）、哈吉斯坦（距萨姆加尔4法尔萨赫）、图尔穆坎（距哈吉斯坦7法尔萨赫）、巴卜（距图尔穆坎3法尔萨赫）等地，再行4法尔萨赫到达阿赫锡凯特。还有一条从忽毡到奥什的道路（6日程），横贯费尔干纳南部，其中要经过肯德、沙赫、里什坦、增德达姆什、库巴等。奥什是费尔干纳境内第三大城，处于费尔干纳与突厥疆域的交界区域。《世界境域志》中说：“鄂什（注：即奥什），是一个繁荣而很美丽的地方，其居民好战。位于山坡上，山上布有斥候，以监视异教的突厥人。”[39]在穆格山出土的粟特文书A-14中提到过“肯德”，其粟特文形式为“knδ”（kand，意为城）[40]，该城在后来被称为肯德—伊·叭哒姆（Kand-i Bādām），意为“叭哒杏城”[41]，大约是因为该城以出产叭哒杏著称，所以获得此名。从忽毡到肯德的距离大约为5法尔萨赫，在中世纪时该城与萨姆加尔（Samghar）同属俱战提。至于从忽毡到塔什干（石国）的道路，亚尔库比（Kitāb al-Buldān）称“从费尔干纳至赭时（即石国）五日程，从忽毡至赭时四日程”[42]。以上就是地理学家记述的忽毡（俱战提）与周边的交通情况，掌握这些情况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所谓“俱战提事件”及其意义。

结合俱战提在河中地区独特的交通位置，以及其在6—8世纪新建要塞增强自身防御能力的举动，我们来重新审视文书A-9中所提到的“俱战提事件”。首先介绍一下“俱战提事件”之前河中地区的背景形势[43]，在8世纪初涉及河中地区的主要有以下三股重要势力：阿拉伯人（倭马亚王朝）、突厥（东、西突厥）、中国（唐朝）。阿拉伯人自654年第一次越过阿姆河以来，多次向河中地区入侵，最初其目的仅在掠夺。705年哈里发任命屈底波·本·穆斯林（Qutayba ibn Muslim）为呼罗珊总督，开启了阿拉伯征服河中地区的新阶段。到715年屈底波死的时候，阿拉伯人的军队已经占领了花剌子模、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甚至在费尔干纳也设置了阿拉伯总督。但是，这种局面在屈底波死后数年就发生了改变，锡尔河流域各省相继失守，在河中西南部，虽然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镇还处于阿拉伯军队的控制下，但是阿拉伯人不得不屡屡应对当地土著的反叛。[44]同时，由于突厥势力介入河中地区使得当地的形势更加复杂。突厥在6世纪晚期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而这两个汗国时而强盛，时而衰弱，当其衰弱之时，别的部落趁机兴起占据其故地，如突骑施部，中国（唐朝）则乘机将这些“突厥部落”收为臣属。因此在多数时段内，唐朝名义上保持粟特地区诸国的宗主国地位，在这些地方设置羁縻州，但实际上很少直接干预各国之事，反而是突厥势力在河中地区更加活跃。在中古史学家的著述中，我们屡屡都能看到“突厥”[45]势力参与到河中地区居民与阿拉伯人的对抗中。在8世纪初期活跃在河中地区的“突厥”，首先是7世纪末复兴的东突厥，然后是继之而起的突骑施。正是由于多方势力交错才使得河中地区的粟特诸国在面对阿拉伯军队入侵时，在三方之间徘徊不定，时而投向阿拉伯人，时而依靠突厥的力量反抗，或者请求中国（唐朝）出兵。而“俱战提事件”就是粟特人与阿拉伯人的斗争中的一个“缩影”，是粟特人与突骑施人联合对抗阿拉伯人失败，同时向中国请求救兵无果的情况下，所引发的一场惨剧。

在此我们结合阿拉伯史料和中文史料对“俱战提事件”的整个过程加以梳理[46]：715年屈底波死后，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的势力向南退却，而阿拉伯人征收沉重的赋税［包含人丁税（jizya）和田地税（kharaj）］，又激起了河中地区人民的反抗。于是河中地区各国（除少数外）也趁此时积极谋求摆脱阿拉伯人的控制，开始多方寻求盟友。在开元七年（719）二月康国国王乌勒伽、安国国王笃萨波提、俱蜜国王那罗延等纷纷上书唐朝，请求唐朝出兵或者下令让突骑施出兵共破大食（即阿拉伯）。[47]康国国王在表中请求唐朝“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臣等苦难”。安国国王在表中“伏乞天恩兹泽，救臣苦难，仍请敕下突厥（骑）施，令救臣等”。但是唐朝只是安抚他们而已，并没有开展实质性的军事行动。在716年默啜可汗死后，突骑施部在苏禄的带领下兴起占据西突厥故地。在东方，突骑施面对着吐蕃和唐朝两个强大的对手，它选择了向唐朝臣服（至少表面如此）；在西方，面对河中地区阿拉伯势力暂时衰退的大好局势，突骑施自然不会放弃这个占有富饶的河中地区的机会，因此突骑施首领苏禄自然选择了和粟特人联合，并派将军阙律啜［阿拉伯史料中的库尔苏勒（Kursul）］率军前往河中地区。据塔巴里（al-Tabarī）描述：突骑施人一路直抵撒马尔罕，呼罗珊总督赛义德（Sa‘īd）被突骑施人打败，受困于撒马尔罕，但是突骑施人由于缺乏足够的力量包围这座城市，于是就突然撤退了。阿拉伯方面，721年新上任的呼罗珊总督阿穆尔·哈拉什（Al-Harashī）一改前任的怀柔政策，开始镇压河中地区的叛乱。于是参与叛乱的粟特人，特别是迪赫坎（Dihqān）[48]和富商们开始感到恐慌，他们决定离开故土。这时，康国国王乌勒伽似乎又倒向了阿拉伯人，因为他并没有参与“撤离”，同时他还试图劝说这些人留下，让他们向阿拉伯人缴纳所欠赋税和提供人质，并保证与阿拉伯人合作，但是这些人拒绝了，并表示他们将前往俱战提，向那里的君主（从下文看可能指费尔干纳的君主）寻求庇护。

于是，一些人出发前往俱战提，费尔干纳君主起初允许他们在伊斯法拉县（Isfara rustāq）避难，但是后来又背信弃义，把他们留在了俱战提，并把他们的躲藏地点秘密地通知了阿拉伯人。722年，哈拉什派人包围了俱战提，在经过一番战斗后，受困于俱战提的粟特居民投降，允诺缴纳所欠税款。但是阿拉伯人在占领该城后，不久就借故毁约，除了拥有巨额财富的400位商人（这些商人还携带有来自中国的货物）和贵族之外，俱战提的居民遭到阿拉伯人残酷的杀戮，包括3000个农民（一说7000个）。在塔巴里著作的波斯文译本中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这些俱战提的避难者最终得到了突骑施可汗的庇护。[49]穆格山文书的主人迪瓦什迪奇似乎是这次叛乱的主要组织者，从书信A-14、B-17和B-18的内容来看[50]，迪瓦什迪奇自称“粟特王、撒马尔罕城主”，并派出信使联络石国、费尔干纳的君主和可汗（明显是指突骑施可汗苏禄）。因此在哈拉什出兵后，迪瓦什迪奇带领另一部分人躲藏到泽拉夫善河左岸的阿巴尔加尔（Abargar）城堡（今称“穆格山城堡”）。最终，722年阿拉伯人占领城堡，同年秋天哈拉什在路上杀死了迪瓦什迪奇。至此，粟特人对阿拉伯人入侵的这次斗争以失败告终。

文书A-9正是反映了粟特人斗争失败后，向俱战提等地撤退后的情况。虽然文书中没有明确的时间纪年，但从文书内容来看，其中只提到了“贵族、商人、工人，总计14000人，全都撤离了”，而没有提及阿拉伯人屠杀粟特人一事，因此该文书应当是写于俱战提陷落不久，结合阿拉伯史料推知，哈拉什在721年秋接任呼罗珊总督，并在回历104年（722.6.21—723.6.9）初即渡过阿姆河，向河中地区发动进攻，粟特人随后撤到俱战提。考虑到其在路途中所驻留的时间，葛乐耐和魏义天推断俱战提陷落的时间可能在722年8月初[51]，因此这封书信最有可能写于722年8月初这段时间，收信人应当就是喷赤干领主迪瓦什迪奇，他此时可能已经躲到了穆格山，因此非常担心俱战提等地的情势，迫切想要了解最新消息。

俱战提事件虽然只是粟特人与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斗争中的一个“缩影”，但在整个过程中却牵涉粟特、阿拉伯和突骑施三方势力，文书A-9中出现的“埃米尔”（xm'yr）应当就是围攻俱战提的呼罗珊总督哈拉什，“首领”（š'ykn）可能就是突骑施可汗的人。不过粟特人依然没能依靠突骑施人的“帮助”——突骑施人的整个行动只比武力侦察和掠夺性远征强一点——赶走阿拉伯人。文书中也提到“首领（š'ykn）停在了沙乌凯特（šāwkat）”，“沙乌凯特”（šāwkat）是乌什鲁桑那东北的一个城镇，距离俱战提约1日路程，这说明粟特人已经指望不上他们的救兵——突骑施人。但是突骑施人与粟特人的联合并没有终止，终苏禄之世，他一直支持诸迪赫坎反抗阿拉伯人，以致阿拉伯人蒙受重大损失，后者因而称他为阿布·穆扎希木（Abū Muzāḥim），意为奔图或抵触之物。[52]如果考虑到河中地区7、8世纪时期这种复杂的形势，我们自然就很容易理解俱战提在这一时期（6—8世纪）修建要塞，加强自身防御能力的目的——恐怕主要是抵御阿拉伯人。同时由于俱战提便利的交通——向西直达撒马尔罕，南达乌什鲁桑那，东抵费尔干纳，北至塔什干——和所处的特殊位置（东西方商道上的重要站点），当然毗邻锡尔河更是其巨大的优势（在中亚地区河流所代表的水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此，我们就不难想象出逃的粟特贵族和商人把俱战提作为避难之所的缘由。并且，我们应当注意到从屠杀事件中幸免的商人数量多达 400位（避难的商人可能占多数）。

俱战提在河中地区重要的战略位置得益于其便利的交通，722年阿拉伯人虽然暂时占领了俱战提，但俱战提等地的居民并未放弃反抗。不久后粟特人再次联合突骑施人反抗阿拉伯人。这次，突骑施人重新夺回了俱战提，并一度占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地，直至737年突骑施将领库尔苏勒被阿拉伯人杀死，河中地区重又落入阿拉伯人之手。但是直至9世纪初，我们在河中地区的动乱中（阿拉伯人征收繁重的赋税，时常引发河中人民的反抗），仍然能够看到俱战提的身影。此后在萨曼王朝时期，俱战提凭借着自身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和周边的矿产资源（费尔干纳素以富有矿产闻名）等优势，成为河中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直至今天仍然是塔吉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

Yuan Yong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Mt. Mug sogdian document A-9, an ordinary letter, however, records a “tragedy” that took place in 722 on the banks of Syr Darya.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9 document by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scholars, this article uses the Central Asia historical materials,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rcheological data to verify the location, history and traffic of the Khujand. Then we will expound the events of Khujand in 722, to illustrat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early 8th century and the history of Arabs conquest in Transoxania. It represen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Khujand in the history of Transoxania.

Key words: 722 A. D., Khujand, Transoxania, Arabs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南道所遗存非汉语文书释读与研究”（12&ZD17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本文的写作承段晴教授悉心指导，谨此致谢。

[1]可参考R. N. Frye，“Sughd and the Sogdians: A Comparison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with Arabic Sourc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63，No. 1，1943，pp. 14-16。

[2]古波斯铭文中作sugudu，鲁斯坦姆铭文作suguda，阿维斯坦（Avestan）中作Sughda。

[3]古代又称“输金河”，即《隋书·西域传》中的“那密水”。J. Marquart，Wehrot and Arang，Leiden，1938.

[4]［俄］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马小鹤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195页。

[5]此处通常是指东曹国（ustrushana），即《新唐书》中所称之“率都沙那、苏对沙那”，此外还有中曹国和西曹国。

[6]玄奘著《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3页。(www.xing528.com)

[7]关于“窣利”的词源，马迦特（J. Marquart）认为是中古波斯语中Sūlik的对音；贝利（H. W. Baily）认为是Sūlya。可参《大唐西域记校注》，第73—74页。

[8]［法］魏义天（E. de la Vaissiere）《粟特商人史》，王睿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4页。

[9]塔巴里（Tabari）《先知与君王》（Ta'rīkh al-Rusul wa'l-mulūk），英译本E. Yar-Shater（edited），The History of al-Tabarī，38 volumes，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7-1997。佚名《世界境域志》（Hudūdal-‘Ālam），trans. by V. Minorsky，The Regions of the World，2nded，London，1970。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附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宋岘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0]可参考黄振华《粟特文》，《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第28—33页。

[11]可参看W. B. 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idan Ancient Letters”，BSOAS，XII/3，pp. 601-615； Sims-Williams，“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c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ur H. Humbach zum 80. Geburstag (ed. M. G. Schmidt, W. Bisang)，Tirer，pp. 267-280。

[12]20世纪80年代印度河谷上游地区发现的粟特文题记，已经由辛姆斯-威廉姆斯解读，参见Sims-Williams，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I（1989）；II（1992）。

[13]即阿拉伯史料中的Diwashini，他死于722年，见Tabari，The History of al-Tabarī，Vol 24，p. 177。

[14]I. Gershevitch，“The Sogdian word for‘Advice’, and some Muγ documents”，CAJ，VII，pp. 77-95.

[15]马小鹤《七一二年的粟特》（原载《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公元八世纪初的粟特》（原载《中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收入《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6]F. Grenet, E. de la Vaissiere, “The Last Days of Panjiken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8,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Kamakura, 2002, pp. 155-196.

[17]［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8]H. A. R. Gibb, The Arab Conquest in Central Asia,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3.

[19]V. A. Livshits, 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Tom Stableford, ed. by Nicholas Sims-William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2015, pp. 74-82 （附有文书图片）. Fr. Grenet, E. de la Vaissiere, “The Last Days of Panjikent”, pp. 171-179.

[20]里夫什茨起初将其释读为“kwc'nt”，认为指的是中国新疆的“龟兹（库车）”。但是，斯米尔诺娃指出其错误，重新释读为“kwc'nth”——俱战提。

[21]这一句可能有抄写错误，里夫什茨转写为pr pr xm'yr pyr nyz'nt，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不再信任埃米尔；处于埃米尔的保护下。

[22]F. Grenet，E. de la Vaissiere，“The Last Days of Panjikent”，p. 171.

[23]Bundahiš 88. 15：Xwaǰand-rōd pad mayān ī Smarkand ud Fragān be šawēd u-š rōd-iz Xšart xwānēnd：苦盏河（khujand river，即锡尔河）流淌在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之间，他们也称它为药杀水。引自V. A. Livshits，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p. 78。

[24]V. A. Livshits，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p. 78.

[25]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附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1991年，第29—33页。

[26]法尔萨赫（farshkh）是古波斯及阿拉伯计算路程的单位。中古时期1法尔萨赫（farshkh）约相当于6公里（参见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第71—83页）。

[27]郭锡良编著《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0、295页。

[28]［日］藤田丰八《慧超传笺释》，第七二表。参见薛宗正《突厥史》，第326—327页。

[29]《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568页。

[30]耶律楚材《西游录》，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

[31]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90页。

[32]该书用波斯文写成，作者不详，今抄本的书末标明是在回历656年（公元1258年）抄写的。可参考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页。

[33]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尚衍斌、黄太勇校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3页。

[34]苏联在中亚开展了大量考古工作，可参考［苏］弗鲁姆金（G. Frumkin）《苏联中亚考古》（Archaeology in Soviet Central Asia），黄振华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油印本，1981年。

[35]《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234页。

[36]《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92页。

[37]巴托尔德已经利用阿拉伯史料（如《道里邦国志》）进行了详细阐述，我们在此处只简略概述。详见《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89—194页。

[38]此城应当就是《新唐书》中所称之“西鞬城”，其北5法尔萨赫（30 km）有一柯散城，应当是《新唐书》中的“渴塞城”，8世纪末至9世纪初，“渴塞”是费尔干纳诸王公的都城。

[39]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第112页。

[40]V. A. Livshits，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p. 74.

[41]“叭哒”是一种波斯杏的名字，汉译也作婆淡（vadam）、八担、巴旦。耶律楚材《西游录》中所谓“芭榄城”，当即此城。关于“巴旦杏”可参考［美］劳费尔（B. Laufer）《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林筠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48—253页。

[42]《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200页。

[43]关于8世纪初期粟特地区的背景形势，可参考马小鹤《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其中的《公元八世纪初的粟特》《七一二年的粟特》两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44]关于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历史，可参考《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二章：截至十二世纪的中亚史）；H. A. R. Gibb，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London，1923。

[45]在穆斯林文献中，“突厥”（Turk）一词可以被用来指东方所有的非伊朗民族。可参考 R. N. Frye and Aydin M. Sayili，“Turks in the Middle East before the Saljuq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 63，No. 3, 1943，pp. 194-207。

[46]基本材料来自于塔巴里（al-Tabarī）《先知与君王》（Ta'rīkh al-Rusul wa'l-mulūk），可参考英译本“The Empire in Transition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S. P. David)”，The History of al-Tabarī，Vol 24，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pp.162-180。

[47]表文详见《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722—11723页。

[48]中古波斯语中作“dehgān”，词源为“deh（土地）”，在河中地区，既可用以指一般的地主，也用以指称当权的王公。

[49]H. A. R. Gibb, 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 p. 63.

[50]V. A. Livshits, 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 pp. 67-74, 97-102. F. Grenet, E. de la Vaissiere, “The last days of Panjikent”, pp. 155-196.

[51]F. Grenet, E. de la Vaissiere，“The last days of Panjikent”，pp. 178-179.

[52]可参考《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218—223页；H. A. R. Gibb，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pp. 65-85。

图片附录

图1　穆格山文书A-9

图2　722年的俱战提（来自《片治肯特的最后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