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与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

郭　锋（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摘　要：杜佑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过实际的和知识性的两种贡献。就前者而言，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至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广州城居住环境的改善和海外交易市场的发展，与从杜佑开始连续五六任岭南节度使兼广州刺史的持续近30年的整顿治理有关，杜佑在其中占有首役其功的地位。就后者而言，将《经行记》一书收入《通典》，使杜环创造了五个“第一”的西行经历得以为世人所知，增进了唐人对西域诸国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风土人情的认识和了解，也为后人保留了一份了解和研究8世纪中叶地中海至波斯湾沿岸诸国地理、物产、民族和习俗以及中国的纺织和壁画绘制等工艺技术西传中亚、西亚的珍贵史料，这是杜佑的贡献所在。

关键词：杜佑；杜环；《经行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

概括地说，杜佑对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主要做出了实际的和知识性的两种贡献。实际的贡献，就是任岭南节度使兼广州刺史期间，整顿海外交易市场，改善居住环境，增强广州对海外商船的吸引力；知识性的贡献，就是将族侄杜环所著《经行记》收入《通典》，不仅增进了唐人对西域诸国风土人情的了解，也为后世保留了一份了解唐代西域或者说8世纪中叶地中海至波斯湾沿岸诸国地理、物产、民族、习俗以及中国的纺织和壁画绘制等工艺技术西传的珍贵史料。下面分别对这两个贡献做一简要的讨论。

杜佑于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任期3年，时年50岁。此前他在江南西道做饶州刺史。再早些时候，代宗大历年间至德宗建中年间，先后在江南西道做抚州刺史，在京城做尚书省户部的金部郎中、度支郎中、户部侍郎判度支、领江淮转运使等职务。

广州属岭南道，为岭南节度使治所所在地。岭南道在安史之乱以前为监察大区建制，是唐太宗所置10道、玄宗所置15道之一。安史之乱以后，自肃宗至德元年（756）设岭南节度使统管军政开始，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一样，演变成为军政一体化的行政大区建制。管辖范围，杜佑任节度使以前，包括广、潮、韶、梧、崖等70余州，290余县，以及广、桂、容、邕、安南5个经略使府。杜佑任节度使以后，除广州以外，其余4个经略使府各自独立，由州刺史兼任经略使，不再归岭南节度使管辖。

整顿海外交易市场，改善居住环境，增进广州对海外商船的吸引力，是杜佑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3年间，为广州的城市建设以及岭南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尤其是海上贸易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主要采取了以诚相邀、做海外商船的工作，整顿军纪和吏治，以及进行城市建设、修筑大道、疏通坊巷街道三项举措。

1. 以诚相邀，做海外商船的工作。唐代海外交易市场有安南、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多处港口城市，又以广州为主，设有市舶使和押蕃舶使，掌管其事。市舶使为临时差遣的使职，一般由宦官担任，主要负责为皇室内廷采购所需物品。最初有事则选派，事毕则罢，无办公场所等常设机构。开元年间市舶使内府局丞韦光闰，在改造利用诸王广州旧馆产业的基础上建立市舶使院，作为办公场所。从此以后，市舶使也与经略使等派驻机构一样，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成为常设机构。[1]押蕃舶使则是唐中期才有的使职，其名称最早见于唐德宗时期的文献记载，其职能顾名思义，主要负责海外商船管理。市舶使、押蕃舶使两使各司其职，主要做两件事：一是代表皇室直接与海外商船做交易，根据内府制订的购物单，为皇室内廷采购所需海外物品，这件事由市舶使负责；二是管理海外贸易市场，包括海外商船登记、奏报、发放过所（通行证）、征税、查看违禁物品、设宴款待等，这件事由押蕃舶使负责。前者属于内使职，由朝廷内府直接选派宦官充任。后者属于外使职，其选任如何进行，目前还了解不多。一般认为，其职属于岭南节度使兼本管经略使的兼官，由岭南节度使本人兼任。[2]另外，如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当时可能还存在一种情况：经略副使兼任押蕃舶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职如何选任，也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杜佑任职之初，正赶上广州的海外交易市场管理遇到很大的困难。岭南节度使管辖的广州经略使府将领以及地方官吏贪而无信，巧取豪夺，干扰海外商船的正常交易。结果是番舶望而却步，不敢来广州交易，而多停靠在安南。权德舆在一篇评述杜佑功绩的文字里，用“悍将反复，远夷愁扰，吏困沓贪，商久阻绝”[3]这样几句话，来描述当时杜佑面对的形势。这一形势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德宗贞元年间，海外交易重心一度移向安南，以至于杜佑的继任者李复，曾经于上任后提出建议，请朝廷委派中使去安南“收市”，采购物品。这里需要指出一点，李复是在贞元八年（792）的一份奏表中提到这一变化，提出这一建议的，实际上这一变化早在八年前的贞元元年，杜佑上任伊始，就已经发生。所以，陆贽在上书批评李复的建议有损皇朝形象、不利于广州的发展时，才如此归纳说：“远国商贩，唯利是求。绥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今忽舍近而趋远，弃中而就偏。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怀失所。曾无内讼之意，更兴出位之思。玉毁牍中，是将谁咎？珠飞境外，安可复追？书曰‘不贵远物，则远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归。况又将荡上心。请降中使，示贪风于天下，延贿道于朝廷，渎污清时，亏损圣化。法宜当责，事固难依。”并指出：“且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缘军国所需，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职，孰敢阙供，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殊失推诚之体，又伤贱货之风。”[4]

而杜佑，可以认为正是因为下车伊始就面对如此形势，察觉这一变化，才开始采取措施，整顿海外交易市场的。其主要做法之一，就是以诚信相邀，做海外商船的工作。

权德舆在前引评述杜佑功绩的文字里提到了这一做法，写道：“其镇南海也，服岭阻深，族类猜害。涂巷狭陋，熛埃接连。忿悌相因，郁攸斯作。公乃修伍列，辟康庄，礼俗以阜，火灾自息。南金象齿，航海贸迁。悍将反复，远夷愁扰，吏困沓贪，商久阻绝。公乃导其善利，推以信诚，万船继至，百货错出。邕部绝徼，裔人自擅，诱掖招徕，以威以怀。朱崖黎氏，保险三代，种落盘互，数犯吏禁。公麾偏师，一举而平，犷俗率化，原人得职。”[5]

其中的“导其善利，推以信诚”，就是以诚信相邀，做海外商船的工作。虽然令人遗憾的是，权德舆的评述比较笼统，从中看不出究竟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来“导其善利，推以信诚”，但是杜佑为整顿海外交易市场曾经有所作为，并且产生了效果，这一点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2. 整顿军纪和吏治。首先是整顿军纪。有关资料表明，唐代广州驻军有一军、二府、二镇、二戍。一军即经略军，总部设在城内，由岭南节度使兼本管经略使，“管兵五千四百人”[6]。二府二镇二戍，即绥南府、番禺府、屯门镇、牛鼻镇、赤岸戍和紫石戍，分别设置在广州城外围，珠江入海口两岸，统归经略军管辖。其中屯门镇的设置地点，即在今虎门炮台附近。经略军既统管府兵、镇戍兵，换言之统管广州防务，前引文所谓“悍将反复”，可以认为，说的就是经略军将领反复无常、颐指气使、不讲信用地扰乱海上交易市场行为。杜佑整顿军纪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与上一个举措一样，这篇文字也是没有提及，但是，我们从杜佑节度岭南期间发生的一次军事管区调整事件来看，他应该是有所举措的。这次军事管区调整，就是取消“五管经略使”的建制，把桂、容、邕、安南四个经略使划分出去，独立设置。《旧唐书》杜佑本传记其事写道：“（佑）充岭南节度使。时德宗在兴元，朝廷故事，执政往往遗脱，旧岭南节度，常兼五管经略使，独佑不兼，故五管不属岭南，自佑始也。”[7]也就是说，杜佑以前，岭南节度使管辖军事的范围较大，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云南以及越南等广大地区。杜佑以后，管辖范围有所调整，缩小到以广东地区为主。换言之，从杜佑开始，岭南节度使只兼广州本管经略使，不再兼五管经略使。不过，桂管、容管、邕管和安南四个经略使如果有事，总体上还是由岭南节度使统一号令，统筹指挥。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推知，由于统属发生变化，五个经略使从长官人选到人员编制、驻防区域，都要做重新调整，重新部署，这就给了杜佑以机会，使他有可能整顿军纪。比如说，可以采取另有任命的办法，或者换防的办法，将一些行为不检的军将调离广州，使他们没有扰乱海外交易市场的机会。只是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记载，当时究竟采取了哪些举措，现在还很难做全面、细致讨论。

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能讨论。比如说，杜佑离开岭南之后15年，贞元十八年（802）出任岭南节度使兼本管经略使的徐申，上任之初处理过一次管内军将盗印私授官职事件就反映出，遇事及时采取措施，做出处置，以严肃军纪，是完全有可能的。关于徐申这次处理事件经过，李翱在《徐公行状》里写道：“（贞元十八年）制迁使持节都督广州诸军事守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观察处置本管经略等使，散官赐如故。前节度使殁，掌印吏盗授人职百数，谋夜发兵为乱，事觉奔走。公至，阴以术得首恶杀之，不问其余，军中以安。蛮夷俗相攻击群聚，缘盗发辄捕斩，无复犯者。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玳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常贡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贾以饶。”[8]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徐申采取的举措是恩威并重，分别对待。所谓“得首恶杀之，不问其余，军中以安”。另外，从这篇文字还可以看出，杜佑离开15年后，经过历任节度使的持续治理，广州城的海外交易市场已经恢复到正常发展状态。所谓“舶人安焉，商贾以饶”。

其次是整顿吏治。关于这一举措，可以从柳宗元一则反映杜佑的部下经略副使、押蕃舶使马某事迹的文字说起。柳宗元在这篇文字里写道：

元和九年月日，扶风马君卒。命于守龟，祔于先君食。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来以状谒铭，宗元删取其辞曰：君凡受署，往来桂州、岭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军卫录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户曹录府事、监察御史，皆为显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蕃舶使、经略副使，皆所谓右职。凡所严事，御史中丞良、司徒佑、嗣曹王皋、尚书胄、尚书伯仪、尚书昌，皆贤有劳诸侯。其善事，凡管岭南五府储跱，出卒致谷；以谋画平哥舒晃；假守州邑，民以便安；殄火讹；杀吏威；海盐增算，邦赋大减；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吾为吏逾四十年，卒不见大者。今年至虑耗，终不能以筋力为人赢缩。”因罢休。以经书教子弟，不问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长者重许与闻，凡交大官皆见礼。司徒佑尝以国事征，顾谓君曰：“愿以老母为累。”受托奉视优崇，至忘其子之去。……（马君五子）次四子皆京兆韦氏出，曰儆、曰仿、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婿曰宗一。其铭曰：不懈于位，不替于谋。虑寇以平，抚民以苏。僭火不孽，悍吏不侔。帷宝于盐，亦赢其筹。公以忠施，私以义跻。[9]

从中可以看出，马某是柳宗元的姻亲，弟柳宗一的岳父，元和九年（814）77岁卒，约大历八年（773）至贞元年间（785—805）在岭南任职，先后担任过番禺令、经略副使和押蕃舶使等职务。他还在贞元后期至元和初年在荆南道任职，做江陵府户曹录事参军，并于元和二年（807）从这个职位退休。还可以看出，马某一生事业，以任职岭南的时间为最长，若以大历八年至贞元后期计，长达二三十年，取得的成绩也最为突出。早期最为突出的成绩是出谋划策，参与平定哥舒晃之乱[10]。后期最为突出的成绩，则是“殄火讹；杀吏威；海盐增算、邦赋大减”三件事。其中前两件事，我们下面就要讨论到，很可能就是在杜佑担任节度使期间做的。从墓志中还可以看出，马某与杜佑的关系比较密切。他不仅做过杜佑的部下，所谓“凡所严事”，有“司徒佑”，而且帮助照顾过杜佑的母亲。“司徒佑尝以国事征，顾谓君曰：‘愿以老母为累。’受托奉视优崇，至忘其子之去”，杜佑任岭南节度使3年，于贞元三年（787）奉调入京，赴尚书左丞之任。所谓“以国事征”，指的应该就是这件事。由于马某照顾得好，以至于杜佑的母亲没有感觉到儿子不在身边。另外，代为照顾杜佑母亲一事还反映出，杜佑调动工作以后，马某在岭南又留了一段时间。

以上根据柳宗元的描述，对马某事迹做了初步勾勒。总体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马某任职岭南的时间，与杜佑任职岭南的时间是有交叉的。换言之，马某曾经做过杜佑的部下：杜佑做岭南节度使兼本管经略使，马某做经略副使、押蕃舶使。如此，如果这一认识有其可能性，则可以进一步认为，权德舆这篇文字中提到的前两件事，防火灾和杀吏威，很有可能就是在杜佑的部署下做的。其中第一件事与城市建设有关，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而第二件事则可以反映出，杜佑整顿海外交易市场的一个主要做法，就是“杀吏威”，把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或者用柳宗元在这篇文字铭文部分所作评价的话说，就是做到使“悍吏不侔”，不让再有悍吏侵欺商人的事情发生。

3. 进行城市建设、修筑大道、疏通坊巷街道。唐中期的广州，到杜佑任职岭南时已经比较发展。可统计的城市人口，编户20余万加上驻军近6万，人口总数已达近30万人。但是，城市规划建设方面似乎比较落后，街道狭窄，房屋紧密。且多以草料为屋顶，容易发生火灾。如权德舆前引文字所言，是一种“涂巷狭陋，熛埃接连，忿悌相因，郁攸斯作”的情形。

杜佑到广州，可以认为，所做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进行城市建设，改善居住环境。主要采取了两项举措。一是修筑大道。二是拓宽和疏通坊巷街道，以消除火灾隐患。关于这两项举措，权德舆在前引这篇文字里写道，“公（到广州）乃修伍列，辟康庄，礼俗以阜，火灾自息”。《新唐书》作者在杜佑本传里写道：“佑为开大衢，疏析廛闬，以息火灾。”[11]其中的“修列伍、辟康庄”，“开大衢”，即修筑大道。“疏析廛闬”，即拓宽和疏通坊巷街道。在前引柳宗元文字里则用“殄火讹”“僭火不孽”这样的字眼，评价了采取上述举措所产生的效果。

总之，可以认为，经过杜佑的治理，广州城有了通衢大道，街道变宽了，坊巷疏通了，火灾隐患消除了，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于是有“南金象齿，航海贸迁”“万船继至，百货错出”之效应产生。包括海外交易市场在内的广州城商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发展。

杜佑的继任者李复等人，又在杜佑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城市建设，改善居住环境。例如，李复德宗贞元八年（792）上任后，就曾采取过“劝导百姓，令变茅屋为瓦舍”等举措[12]，进一步消除火灾隐患，改善居住条件，促进广州城的发展。到宪宗元和八年（813）岭南节度使马总在新落成的使府餐厅大摆宴席，招待四方宾客时，经过德宗贞元年间至宪宗元和年间从杜佑、李复、王鄂、崔咏、徐申到马总等五六任岭南节度使持续近30年的治理，广州城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海外交易市场繁荣发展，一派“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的景象了。[13]以至于马总这次设宴请客，官吏以外，仅华夷来宾就达千人之多，其中当不乏番舶商人。用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描述当时场景的话说就是：“（是堂）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飨于新堂。……公与监军使肃上宾，延群僚，将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14]其中的“卉裳”“罽衣”，分别指南海诸岛居民的草编衣裳和西域胡人的毡呢质地的衣裳，“胡夷”“蜑蛮”分别代表海外和本土南方少数民族船商。一次请客能请到这么多人，足见当时的广州海外交易市场已经颇具规模，相当发展。而这一成就的取得，若论其首倡或开创之功，可以认为，当非杜佑莫属。

杜佑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做出的知识性贡献，是将族侄杜环所著《经行记》收入《通典》，既增进了唐人对西域诸国风土人情的了解，也为后世保留了一份了解唐代西域或者说8世纪中叶地中海至波斯湾沿岸诸国地理、物产、民族、习俗以及中国纺织和壁画绘制等工艺技术西传的珍贵史料。

杜环生平事迹已难以考知。我们只能从杜佑《通典》简要的介绍中，了解到他是杜佑的族侄，天宝年间随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征讨西域，并于天宝十载（751）参加怛逻斯战役。此役唐军败绩，包括杜环在内多人被俘，被大食军队带回本国。杜环在大食国境内今西亚两河流域辗转生活了10年之久，才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取道海路，经由广州返回长安。《经行记》一书，便是杜环回到长安以后，为回忆此次西行所见所闻而撰写的文字。

尽管生平事迹已难以考知，名不见经传，但由于著有《经行记》一书，又由于杜佑将其书摘要收入《通典》，杜环还是以所创造的五个“第一”历史纪录而为后人所知，永远地与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中西交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联系在一起了。这五个“第一”，一是第一个到过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一带并留下文字著述的中国人；二是第一个亲历西亚两河流域并介绍其风土人情、宗教文化的中国人；三是第一个到过北非并介绍其风土人情的中国人；四是第一个记述纺织和壁画绘制等中国工艺技术西传阿拉伯世界情况的中国人；五是第一个既非僧徒又非商人，而以士人或军吏的身份，沿陆上丝绸之路西行、经海上丝绸之路返回的中国人。其行程，相当于以长安为最东端，地中海东岸为最西端，沿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绕行一周。下面就以这五个“第一”为线索，从有助于增进唐人对西域诸国风土人情了解的角度出发，对《经行记》一书的主要内容，以及杜佑将其书收入《通典》的意义，做以简要的讨论。

1. 第一个到过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一带并留下文字著述的中国人

杜环在中国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诸多西行者当中，是往西走得最远的人之一，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到过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一带并留下文字著述的中国人。

唐玄宗天宝十载（751）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之间的某一段时间，杜环到达地中海东岸的某座城市。后来他在所著《经行记》一书里，称这座城市所在的这一地带为“苫国”，并写下了这样一段记述，或者说感受体会：“苫国在大食西界，周回数千里。造屋兼瓦，垒石为壁。米谷殊贱，有大川东流入亚俱罗，商客籴此粜彼，往来相继。人多魁梧，衣裳宽大，有似儒服。其苫国有五节度，有兵马一万以上，北接可萨突厥。”[15]

其中提到的几个地名，“苫国”经近代以来中外学界诸多学者考证，即“叙利亚”一词的古语读音。“亚俱罗”一词与西亚两河流域古地名“亚述”（Aqur）一词的发音相同。“大川”即幼发拉底河。这几个地名都符合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一带的地理文化特点。因此可以认为，这段话提到这几个地名，是杜环到过今叙利亚一带的最好见证。

另外，这段话描述的风土人情，尤其是河水向东流、因粮食便宜而成为商人往来相继籴入粜出的繁荣市场、“造屋兼瓦、垒石为壁”以及当地人多魁梧，衣着宽大“有似儒服”等等，可以看出，是只有亲临其境才会有切身的感受体会，才能写得出来的。而且考察有关材料可知，有关描述也符合这一带风土人情的特点。[16]因此可以认为，这段话有关风土人情的描述，也是杜环到过今叙利亚一带的最好见证。

总之，通过以上简要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经行记》里的这段记载表明，杜环当年西行到过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一带。

值得注意的是，在杜环之前，东汉初年出使西域的甘英，很可能也到过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一带。史称：“和帝永元九年（97），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如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乡，数有死亡者。英闻乃止。”[17]其中的“条支”和“安息西界”，近代以来中外学界的研究有两说，一说认为在波斯湾东岸，另一说认为即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笔者认为，从地理条件和政治形势来看，后一说的研究论证更有说服力，所以赞同后一说的观点：甘英也是到过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的中国人之一。不过，甘英此行只带回了一段类似古希腊神话的传闻，而没有留下文字著述。也正因为如此，本文才在赞同的基础上，为杜环的历史记录加了一个定语，称他为第一个到过这里“并留下文字著述”的中国人。

杜佑是在《通典·边防典·西戎总序》里，在评价黑衣大食的兴起时，提到杜环和《经行记》一书。他写道：“神龙以后，黑衣大食强盛，渐并诸国，至于西海，分兵镇守焉。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18]其中的黑衣大食势力范围“至于西海”，如近代以来中外学界众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达成共识的，从地理条件及政治情势推断，这里的“西海”即地中海。“至于西海”，应即到达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一带。而用“至西海”和“自广州而回”这样的话语来概括杜环的行程则表明，在杜佑看来，当年杜环西行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西海”。

2. 第一个亲历西亚两河流域并介绍其风土人情、宗教文化的中国人

杜环也是第一个亲身游历西亚两河流域并著书立说介绍其风土人情、宗教文化的中国人。

西亚两河流域西起地中海东岸，东南至波斯湾西岸，是古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古基督教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发源地，前已提及，也是古代连通欧亚非三大洲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最西端。杜环西行时，经过定都于大马士革的大食国倭马亚王朝（即白衣大食）将近百年的经营，阿拉伯文明刚刚在这里取得优势。杜环于唐玄宗天宝十载（751）随唐军俘虏一起到达这里。这时这里的统治者名字叫作阿布·阿拔斯·萨法赫，来自定都于库法、刚刚取代倭马亚王朝的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杜环在《经行记》一书里，应该是根据所听到的这位统治者的王号“Amir-al mummenin”（信教者之王）的阿拉伯语发音，为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称之为“暮门”。

杜环在两河流域生活了10年，应该去过一些城市。尽管具体去过哪些城市今天已经难以考知，但是有3座城市，可以认为杜环一定去过。这3座城市，就是倭马亚王朝的首都大马士革、阿拔斯王朝的新都库法和定都于库法之后又大兴土木兴建的新都，或者说与阿拔斯王朝同时兴起的新兴城市巴格达。

关于杜环去过大马士革和库法，可以根据其西行时的政治形势推断。杜环西行时的政治形势，简要地说，就是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统治两河流域，并在怛逻斯之战中战胜唐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的军队，把包括杜环在内多达两万人的唐军俘虏带回大食国本土。

综合分析近代以来中外诸多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可知，大食国的第一个王朝倭马亚王朝建立于661年，定都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城，先后经历过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和东罗马帝国文明的洗礼。经过倭马亚王朝近百年的经营，到746—754年阿拔斯王朝的首任哈里发阿布·阿拔斯·萨法赫成为新统治者时，这座古城已经旧貌换新颜，发展成为一座充满阿拉伯风情的城市了。但是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没有以大马士革为都城，而是选择了另外一座城市库法。库法始建于618年，到杜环西行时只有百年的历史，是一座比较年轻的城市。库法虽然比较年轻，却很有特点，即一开始就是按照阿拉伯风格建立的。比如说城内有一所清真寺建造于638年，甚至比阿拉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清真寺、建造于705年的大马士革大清真寺还要早近70年。750年，阿布·阿拔斯·萨法赫在出任阿拔斯王朝首任哈里发的同时，定都库法。次年（751），他属下的呼罗珊军团（以波斯人为主组建）在怛逻斯取得对唐军作战的胜利，将多达两万人的唐军俘虏带回大食国本土即两河流域境内。杜环也是唐军俘虏中的一员。

以上就是杜环西行时的政治形势。做出以上归纳，笔者想说的是，古老的大马士革也好，新兴的库法也好，既然先后成为首都，也就是大食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以想象得出，当杜环等人随呼罗珊军队西行来到大食国，在两河流域居住生活的时候，别的城市或许没有去过，也可以不去，这两座城市却是一定要去，也一定去过的。

关于杜环去过巴格达，学者宋岘在一篇讨论巴格达城之兴建的文章里令人信服地指出，阿拔斯王朝对巴格达在751年至762年之间用了10年的工夫进行大规模兴建，并于762年完工后，正式定都于此。这个时间节点，与杜环西行的时间是一致的。所以，杜环在《经行记》里提到的一座城市，“大食王暮门都此处”的城市，应该就是巴格达。只是因为这座城市直到杜环回国的762年仍在兴建之中，没有完工，也没有正式命名，杜环撰写《经行记》一书无以名之，才称之为“都此处”。而用“都此处”3个字来形容这个地方则表明，杜环曾经到过这座城市，是以身在其中的口吻在记述。[19]笔者认为宋岘的推论建立在对所掌握的第一手阿拉伯史料所做研究的基础之上，是合乎情理，很有说服力的。换言之，笔者同意宋岘的观点：杜环西行，到过巴格达这座正在兴建中的城市，并见证了这座城市最初10年的兴建和成长过程。

总之，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大马士革、库法和巴格达都是两河流域最有代表性的阿拉伯城市。杜环西行来到两河流域，别的城市可以不去，这3座城市是一定要去的。

接下来要讨论两个小问题。其一，杜环如果去过这3座城市，所著《经行记》一书应该有所反映。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回答是肯定的。分析杜佑《通典》收入的《经行记》介绍大食国风土人情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出，这段文字，实际上就是基于对这3座城市的观察而写成的。或者说，就是以对这3座城市的印象为背景，综合介绍大食国两河流域的风土人情，而没有专指或特别介绍某一城市。

比如说，杜环在这段文字里提到，大食王暮门都此处的地方“又有礼堂，容数万人”。这个礼堂即清真寺。而考察可知，前已提及，大马士革和库法都建有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前者即始建于705年的大马士革大清真寺，后者即始建于638年的库法大清真寺，杜环所说的礼堂，因此很可能只是泛指，既可以说是大马士革的清真寺，也可以说是库法的清真寺，而非专指。又比如说，这段文字还有一条记载提到“郛郭之内，廛闬之中”。郛郭即外城，廛闬即城内里巷街道市场。这显然是一种城市布局。而考察可知，大马士革的城市布局与此很相近。但是杜环提到这一布局特点时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城市的名字，显然也是泛指，而非专指。

所以，可以认为，杜环去过这3座城市，也在《经行记》里提到了这3座城市，但是没有专门介绍某一城市，而是综合对3座城市的印象，写下了有关大食国的一段文字。进而可以认为，这段文字既可以看成对这3座城市风土人情的描述，也可以看成对这3座城市所代表的两河流域阿拉伯文明发展情况的描述。

第二个小问题是，通过杜环《经行记》的有关描述，唐人如杜佑等人，对大食国两河流域的风土人情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正确了解吗？回答也是肯定的。换言之，分析可知，《经行记》这段文字反映出，杜环对所到之地的观察和所见所闻的描述相当准确，可以正确地增进唐人有关大食国风土人情的了解。下面就根据杜佑在《通典》大食国一节转引的这段文字，对这个问题做以简要的讨论。

杜佑写道：“杜环《经行记》云，（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郛郭之内，鄽闬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凑，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刻石蜜为卢舍，有似中国宝舆。每至节日，将献贵人琉璃器皿、石瓶钵，盖不可算数。粳米白面，不异中华。其果有偏桃人〔仁〕、千年枣。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圆，味甚美。余菜亦与诸国同。蒲陶〔葡萄〕大者如鸡子。香油贵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没匝（女甲反）师。香草贵者有二：一名查塞菶（蒲孔反），一名梨芦茇。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吕礼。又以橐驼驾车。其马，俗云西海滨龙与马交所产也。腹肚小，脚腕长，善者日走千里。其驼小而紧，背有孤峰，良者日驰千里。又有驼鸟，高四尺以上，脚似驼蹄，颈项胜得人骑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二升。又有荠树，实如夏枣，堪作油，食除瘴。其气候温，土地无冰雪。人多疟痢，一年之内，十中五死。今吞灭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其兵镇守，其境尽于西海焉。”[20]

其中提到中国工匠多人，我们后面再做讨论。这里想说的是，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杜环对大食国在两河流域以大马士革、库法和巴格达等城市为背景的阿拉伯风格的风土人情的观察和描述相当细致，也相当准确。通过他的描述，一个人民健康，物产丰富，店铺林立，农业发展，手工业商业兴旺，日常生活受法律道德宗教约束，军事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具体说，首先是细致。看杜环这段文字的有关描述，字数虽然不多，观察却相当细致。从大食王的名字，男子和女子的长相、装束，宗教禁忌，到国王说法的内容；从城市布局，物产，商业、手工业的种类，交通工具，到地理条件乃至国土疆域，方方面面都观察到了，都说到了。内容相当丰富，观察相当细致。用今天的话说，唐人读之，至少可以从地理、物产、民族、宗教、艺术、农业、商业、手工业、交通、法律和军事等方面，增进对大食国风土人情的了解。

其次是准确。看杜环这段文字的有关描述，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相当准确。比如说，其中提到的“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以及“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即宰牲节、古尔邦节）等习俗，至今仍是阿拉伯人最有代表性的习俗。又比如说，有关国王说法的描述有这样一段话，“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这段话所表达的意思，我们看《古兰经》第三章的有关说法即可看出，与其所表达的意思是吻合的。如果用《古兰经》的话说，就是这样一层意思：“如果你们在真主的道上被杀了”，“必定被集聚到真主那里”，“必定真主的饶恕和慈悯，要比他们所积蓄集下的要更高强”，“（他们）在他们的养主御前是活着的，享受他们供养的，以真主给他们的特恩而欢乐”。[21]这就说明，杜环这段文字所描述的场面，就是国王说《古兰经》的场面，所翻译介绍的内容，就是《古兰经》的内容。而且翻译介绍得忠实于原意，相当准确。

值得注意的是，杜环这段文字写于762年回国以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杜佑《通典》成书以前。这个时间节点，距离阿拉伯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教的诞生不过百余年。这就提示我们，杜环这段文字，也许不仅是在中国文献当中，即使是在包括阿拉伯文献在内的世界各种文字文献当中，也是比较早的一篇细致且准确地描述阿拉伯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教初期发展情况，以及体现西亚两河流域风土人情的文字。

3. 第一个到过北非并介绍其风土人情的中国人

杜环也是第一个到过北非并介绍其风土人情的中国人。学界对于杜环西行到过北非是一致认同的。有争议之处在于对杜环《经行记》提到的摩邻国，究竟是在今北非西部、地中海南岸的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境内，还是在今北非东部、红海西岸的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境内。其中持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境内说的学者一般认为，杜环《经行记》提到“摩邻国在勃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中的“勃萨罗国”即今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过苏伊士地峡（西奈半岛）到达埃及，再沿地中海南岸与撒哈拉大沙漠之间的沿海道路西南行，最西端即今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其中“摩洛哥”为阿拉伯语“马格里布”（极西之地）的音译。杜环之“摩邻国”亦为“马格里布”之音译。持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境内说的学者一般则认为，杜环《经行记》提到的“勃萨罗国”即今伊拉克东南部城市巴士拉。从巴士拉西南行，过苏伊士地峡（西奈半岛），沿埃及东部沙漠与红海西岸之间的沿海道路南行，即可到达厄、埃境内。杜环在《经行记》里提到摩邻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其中的“其人黑”“马食干鱼，人餐鹘莽（椰枣）”等肤色和习俗，正反映的是沿红海西岸厄、埃境内居民的肤色和习俗特点。

尽管有不同意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地理条件和里程判断，杜环所说的摩邻国在非洲北部。其所在位置，与东北方向、位于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的勃萨罗国，隔着一片大沙漠和两千里路相望。用《经行记》的话说就是，摩邻国在勃萨罗国西南，首先要越过一片大沙漠，之后再走两千里，才能到达那里。

杜环是否到过摩邻国？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只要分析《经行记》的有关文字即可看出，有些地理条件、风土人情，是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有如此感受体会，才会做如此记载的。

比如说，前已引及，杜环在有关文字中写道：“摩邻国，在勃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22]“渡大碛”“其人黑”“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等等，如果没有身临其境的经历，都是写不出来的。尤其是“鹘莽”一词，与“摩邻”“苫国”“勃萨罗”等名词一样为杜环首创的译名，学界已经一致认为指一种阿拉伯语称之为“Khurma”的椰枣，即地中海南岸至波斯湾都有出产的椰枣，而以“鹘莽”一词对译“Khurma”一词的发音则反映出，杜环见过实物、听人介绍过这个东西怎么称呼。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仅凭道听途说，很难想象能够音译得如此贴切。[23]

另外，还有学者如前面提到的宋岘认为，杜环曾随呼罗珊军团西行，而该军团之一部，曾经于758年奉命前往两河流域腹地驻防和前往“极西之地”（马格里布）平定地方反叛，由此论证杜环到过两河流域和摩邻国等地区。[24]有关论证很有说服力，也有助于思考杜环是否到过摩邻国，之所以去这个国家的动机，以及去的方式（随军行动）等问题，值得注意。

4. 第一个记述中国纺织和壁画绘制等工艺技术西传阿拉伯世界情况的中国人

中外学界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且与造纸技术的西传一样，在纺织等工艺技术的西传这一问题上没有争议。换言之，学界一致认为，《经行记》有关中国绫绢机杼技术西传及织工乐、吕礼等人在大食国活动情况的一段文字，是反映8世纪中叶中国纺织等生产技术和工艺西传阿拉伯世界情况的第一份中国文献材料[25]，与有关中国造纸技术经撒马尔罕西传西亚两河流域的阿拉伯文献一样，都极为珍贵。这段文字前已引及，这里不赘。(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杜环在这段文字中提到4位工匠的名字和籍贯。包括两位绫绢织工（“织络者”），两位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从籍贯上看，这4位工匠分别来自唐代的京兆府（长安）和河东道（山西）等地。这就提示我们，最初西传的唐代丝织和壁画绘制等生产技术和制作工艺，来自中国北方。

其二，画匠（“汉匠起作画者”）西行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回答是：当与宫殿厅堂寺院等建筑之壁画绘制有关。下面结合三条有关材料，对这一问题做一展开讨论。

第一条是《新唐书》卷二一五关于唐开元十九年至二十年（731—732）6位高手“画工”北上大漠、为毗伽可汗之弟阙特勤立祠绘制壁画的记载。这条材料反映出，开元年间，中原画工外出执行任务是时而有之的事情。不过，这次的目的地是漠北，而不是西域。这条材料是这样写的：“（开元）十九年，阙特勒死，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默棘连视之，必悲梗。”[26]其中的默棘连即毗伽可汗，“阙特勒”当作“阙特勤”，学界已有讨论。而就本文讨论的主题而言，这条材料最值得注意的，则是“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这句话。这句话《册府元龟·外臣部》也有反映，作：“初，毗伽之弟阙特勒［勤］死，毗伽表请巧匠写其真，诏遣画工六人往焉。既画，工妙绝伦，突厥国内未之见者。毗伽每观画处，嘘欷如弟每生，悲涕不自胜。故遣察之谢恩，且送画人也。”[27]其中的“察之”，全名为“葛阿默察之”，是毗伽可汗派遣的送6位画工返回中原的使者。“请巧匠”及“画工六人”则反映出，《新唐书·突厥传》上引文提到的“高手工”，“高手”即“巧匠”，“工”即“画工”[28]。总之，从上引这两段话可以看出，唐玄宗很重视阙特勤去世这件事，不仅亲自撰写悼词，委派专使吊祭，还挑选了6位高手画工前往，为阙特勤刻碑、立庙、绘制表现战阵场面的壁画，并在壁画上精心创作他的写真画像。

第二条是《通典》卷一九三《西戎五·何国》关于唐代西域昭武九姓之一的何国城楼北壁壁画内容的记载。这条材料反映出，隋末唐初以来，不仅漠北与中原之间，而且西域与中原之间也存在壁画绘画艺术的交流。其文云：“何国，隋时亦都那密水南数里，亦旧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国之族类。国城楼北壁画华夏天子，西壁则画波斯、拂菻诸国王，东壁则画突厥、婆罗门诸国王。胜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风俗与康国同。……大业中及大唐武德、贞观中，皆遣使来贡。”[29]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城楼北壁画华夏天子”这句话。我们从法国中亚考古学家葛乐耐教授《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一书关于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的研究和介绍可以了解到，该大使厅壁画与今已不存的何国城楼壁画在墙面布局及题材内容上相近。该大使厅北墙上绘的也是“中国人物”，其中两位主要人物可能是“大唐皇帝高宗”和“皇后”[30]。我们如果看毛铭博士在一次介绍葛乐耐教授撒马尔罕考古成果的讲座中展示的大使厅壁画的彩色复原图片[31]，就可以看出，该厅四面墙上壁画的画风、笔法似乎并不相同。其中北墙壁画的风格，如同葛乐耐教授在书中介绍的日本学者影山悦子所指出的那样，与西墙的部分壁画一样，有着“直接来自中国的图像影响”[32]。这就提示我们，北墙壁画的作者很有可能来自中原地区。[33]进一步可以结合上一条材料推断，这一时期，不仅漠北与中原之间，而且西域与中原之间也存在壁画绘画艺术的交流。

第三条是《历代名画记》卷三有关东都敬爱寺诸禅院壁画绘制方式的记载。这条材料反映出，壁画绘制有多道工序，“起样”——即以线条勾勒、白描的方式为壁画起草、构图、打底稿，是其中之一。这提示我们，杜环《经行记》提到的“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起作画”很有可能就是“起样”、打底稿；樊淑和刘泚，则很有可能就是对“起样”这道壁画绘制工序比较擅长的画工。这条材料是这样记载的：“（敬爱寺）西禅院北壁，华严变，张法受描。北壁门西一间佛会及山水，何长寿描；人物等，张法受描，赵龛成。东西两壁西方弥勒变，并禅院门外道西行道僧并神龙后，王韶应描，董忠成。禅院内西廊壁画，开元十年吴道子描。日藏月藏经变及报业差别变，吴道子描，翟琰成。罪福报应是维手成，所以色损也。东禅院殿内十轮变，武净藏描。东壁西方变，苏思忠描，陈庆予成。殿间菩萨及内廊下壁，武净藏描，陈庆子成。讲堂内大宝帐，开元三年史小净起样，随隐等是张阿轨。”[34]

其中的“描”“成”“色损”“起样”“随隐”等，当皆为壁画绘制术语。“描”亦称“白描”，当即以素线条勾勒，不上色；“成”为动词，亦称“成色”“着色”，当即上色；“损”亦称“色损”，由“是（王）维手成，所以色损”一句可知，当指因年代久远而褪色；“起样”亦称“样”“画样”“起稿”，当即起草、构图、打底稿；“随隐”从与“起样”相接来看，当与上色、用色彩隐去底稿之线条有关。从中可以看出，一幅壁画，是要经过以线条勾勒、白描的手法“起样”构图、打底稿，以及上色、隐去底稿线条等两道主要工序，才能完成的。而且两道工序一般分别由两人完成。张彦远提到的一铺壁画由王维自己白描、自己上色的情况，只是个例。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杜环所见西行大食的中国画匠樊淑、刘泚等人，主要的工作是为宫殿厅堂寺院等建筑绘制壁画，具体专长为“起样”、构图、打底稿。进一步可以认为，如前所述，他们西行大食之时，正是巴格达等新兴城市大举兴建之时，他们的技术、专长，对于这座城市某些建筑的壁画绘制，应该是做出过贡献的。

5. 第一个以士人或军吏的身份经陆上丝绸之路西行、沿海上丝绸之路返回的中国人

杜环也是第一个既非僧徒又非商人，而以士人或军吏的身份，经丝绸之路陆路西行、沿丝绸之路海路返回的中国人。前已提及，杜环这次西行，东端起点和终点都在长安，西端最远走到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一带。陆路去，海路回，相当于绕行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一周，这是一次历史壮举。在杜环之前的西行者当中，只有东晋名僧法显有过同样的壮举。法显用了14年的时间，经西域诸国西行，从海路返回。只是由于法显西行的主要目的是去五天竺国观礼取经，往西没有走得像杜环这样远。所以说，杜环虽然晚了400年，却是第一个往西走得最远，而且以士人或军吏身份绕行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一周的中国人。

这里想提出一个问题做一简要讨论，即杜环取道海路返回中国的路线问题。

杜环西行的路线是明确的。根据杜佑《通典》所收《经行记》的记述，大致上可以勾勒这样一幅路线图：自长安出发，经过安西四镇、西域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拔汗那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末禄国（今土库曼斯坦马里），自波斯湾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交汇入海口处的新兴城市巴士拉进入大食国境内。再自巴士拉沿陆路西北行千里，到达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库法或地中海东岸的大马士革。以后又从库法或大马士革出发，西北行到地中海东岸的苫国，西南行到摩邻国，东行到巴格达。

与西行的路线相比，杜环返回中国的路线就不那么明确了。《经行记》或许会有所记载，但是杜佑《通典》摘录其文时没有提及。我们从前引《通典·边防典·西戎总序》简短的经历介绍中只能了解到，杜环于762年乘坐阿拉伯商人的海船，经广州返回中国。用杜佑在《通典·西戎总序》里的话说，“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

好在学界对杜环所处时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交通已经做了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对杜环取道海路返回中国的路线做一推论。比如说，据李金明先生研究，从唐德宗宰相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等人的《中国印度闻见录》、伊本·库达伯的《郡国道里志》和雅库比的《阿拔斯人史》等著述反映的情况来看，8—9世纪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交通，可以勾勒这样一幅路线图：巴格达—巴士拉—波斯湾—阿拉伯海—斯里兰卡—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军突弄海（越南）—涨海—广州。整个航程近3个月（86天）。[35]可以认为，杜环取道海路返回中国，大致上就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前行的。具体说就是：以巴格达为起点，先陆行到达巴士拉，再从巴士拉乘坐阿拉伯商人的海船，出波斯湾，过阿拉伯海、斯里兰卡，经马六甲海峡、军突弄海、涨海，到达广州。

杜佑《通典》所引《经行记》，有一段文字涉及师子国，即这条路线最为重要的中转站——今斯里兰卡。这段文字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表明杜环取道海路返回中国，波斯湾至阿拉伯海这一段，很有可能走的就是至斯里兰卡中转这条路线，并在斯里兰卡停留了一段时间，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下面转引这段文字，做一简要讨论。

杜佑《通典》在“师子国”条下写道：“杜环《记》云：师子国，亦曰新檀，又曰婆罗门，即南天竺也。国之北，人尽胡貌，秋夏炎旱。国之南，人尽獠面，四时霖雨。从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儋耳，布裹腰。”[36]

以上文字尽管简短，但是对比《宋书》《梁书》以及《通典》等书有关师子国的记载却可以看出，除了地名以外，有关风土人情的内容皆为《经行记》所独有，他书不见记载。地名中的“新檀”一词，也是杜环的首创。而其中的北方和南方气候有炎旱、霖雨之不同，居民相貌有胡、獠之不同，人人都有在耳下垂挂饰物、在腰间扎裹布带的习惯，以及从这里开始可以看到佛教寺院了，这样的记载，是只有身临其境，亲眼见过、亲身感受过，才能写得出来的。尤其是“从此始有佛法寺舍”一句，已经在伊斯兰教环境中生活了10年之久的杜环，如果没有到过这里，不是亲眼所见，是不会如此敏感，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判断来的，而且体现一种自西往东走的方位感。即：之前一路走来都没有看到佛教寺院，这种情况，只有自西往东走才能出现。如果自东往西走，则广州至斯里兰卡海路沿线经过的东南亚各国，这时都还是佛法盛行、寺院林立的国度，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反映出，杜环有如此感受时，是在自西往东走。所以，这句话可以认为是杜环到过这里的最好证据。

总之，通过以上简短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经行记》的这段文字表明，杜环取道海路返回中国，途中很有可能到过斯里兰卡并有所停留。

以上讨论表明，杜佑与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很有关系，曾经做出过实际的和知识性的两种贡献。就前者而言，唐德宗贞元年间至宪宗元和年间广州城居住环境的改观和海外交易市场的发展，与从杜佑连续五六任岭南节度使兼广州刺史的持续近30年的整顿治理有关。杜佑在其中占有首役其功的地位。就后者而言，将《经行记》一书收入《通典》，使杜环创造了五个“第一”的经历得以为人所知，增进了唐人对西域诸国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风土人情的认识和了解，也为后人保留了一份了解和研究8世纪中叶地中海至波斯湾沿岸诸国地理、物产、民族和习俗，以及中国的纺织和壁画绘制等工艺技术西传中亚、西亚的珍贵史料。

附记：本文原为提交2016年8月27—28日在厦门大学举行的“唐代江南社会经济与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的论文。部分内容2017年4月以来有所修改。

Guo Feng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Du You made two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Tang Dynasty. The first one is the actual contribution that engaged an improvement of living environment and overseas market of Canton City during the Zhenyuan and Yuanh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of rectification and governance done by Du You and his five or six successors. Du You held an initiator position in these activities. The second one is the informational contribution that made an abstract of The Jing-Xing-Ji (Travel Experience to the West) and took it in the work of Tong Dian. This contribution made Du Huan's travel experiences to the West that created five “First” be learned at that time and after, and further promoted people's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geographical properties, nationalities and customs of the West Asia and 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s, especially the Arabian countries.

Keywords: Du You, Du Huan, Travel Experience to the West, Canton City, Maritime Silk Road

[1]参见黄楼《〈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撰者及制作年代考——兼论唐代市舶使职掌及其演变等相关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99—102页。

[2]以上所述系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有关观点而来。参见李庆新《论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宁志新《试论唐代市舶使的职能及其任职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黎虎《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管理》（《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吴玉贵《海上贸易及唐朝与南海诸国的交往》（《唐代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陈明光和靳小龙《论唐代广州的海外交易、市舶制度与财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及黄楼《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撰者及制作年代考——兼论唐代市舶使职掌及其演变等相关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文。

[3]权德舆《杜公遗爱碑铭并序》，《全唐文》卷四九六。

[4]陆贽《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全唐文》卷四七三。

[5]权德舆《杜公遗爱碑铭并序》，《全唐文》卷四九六。

[6]《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序目下》。

[7]《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8]李翱《唐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使持节都督广州诸军事兼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营田观察制置本管经略等使徐公行状》，《全唐文》卷六三九。又，权德舆《徐公墓志铭并序》（《全唐文》卷五〇二）对此事也有记载，有关文字略同。但于事件原因有更明确说明，兹转录如下以备参考。权德舆写道：徐申到任，“前此守臣物故，军吏乘变，窃发印符，易置部校，拔用恶少年百辈，军中几乱，相率亡命。公既至，捕诛首恶，悉原诸诖误者”。从中可以看出，这次盗印的主要目的，为“易置部校，拔用恶少年百辈”。而且还可以引起一个联想：之所以擅自另外任用军吏，是否与对此前的某些处置有所不满有关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这次事件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杜佑在任时，确实有过因五管经略使建制调整而整顿军纪之事。

[9]柳宗元《唐故岭南经略副使御史马君墓志》，《全唐文》卷五八九。

[10]哥舒晃原为循州刺史，大历八年（773）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反叛。至大历十年，江南西道节度使路嗣恭讨平之。

[11]《新唐书》卷一六六《杜佑传》。

[12]《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复传》。

[13]李肇《南海舶》，《唐国史补》卷下。

[14]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全唐文》卷五八〇。

[15]《通典》卷一九三《西戎五·大食》附杜环《经行记》“苫国”条。

[16]例如，考察有关材料可以了解到，杜环此段文字描写的商人往来相继的市场繁荣景象，与叙利亚北部的一座历史名城阿勒颇曾经有过的情况很相似。该城有3000年以上的建城历史，地处陆上丝绸之路的最西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富饶的西北盆地，东边是东南流的幼发拉底河，自古就是重要而繁荣的商贸城市。该城的阿拉伯语称呼为Halabal-Shahba。其中后一个读音“Shahba”，似乎与“苫”的读音很相近。这一点不禁使人产生联想：当年杜环是否就是因为问地名时，听到这个发音，而以“苫”字相对译的呢？进一步可以问，杜环到过并在《经行记》一书里加以描述的，是否就是今天的阿勒颇这座城市呢？这是一个很让人感兴趣的问题，也是需要请教专家才能解决的问题。因说到“苫国”译名问题，作为例证，在这里提一下。

[17]《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18]《通典》卷一九一《边防七·西戎三·西戎总序》。

[19]宋岘《唐代中国文化与巴格达城的兴建——（唐）杜环〈经行记〉新证之一》，《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1期。

[20]《通典》卷一九三《西戎五·大食》附杜环《经行记》“大食国”条。

[21]《古兰经》第三章、第四章，第158、159、169、170节。

[22]《通典》卷一九三《西戎五·大秦》附杜环《经行记》“摩邻国”条。

[23]唐武宗、宣宗、懿宗时人段成式（803—863）作《酉阳杂俎》，谓波斯人称波斯枣为“窟莽”（卷一八《广动植之三·木篇》），其发音与“鹘莽”相近，但较之杜环犹已晚了多年。

[24]参见宋岘《唐代中国文化与巴格达城的兴建——（唐）杜环〈经行记〉新证之一》，《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1期。

[25]用张广达先生在《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一文里，讨论杜环所描述的织络者、金银匠、画匠等中国工匠因以西行的怛逻斯战役，对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之重大意义的话说，就是，“这次战役促成了中阿之间第一次技术转移”。“杜环有关大食、苫国、伊斯兰教情况等的报道，和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有关大食的记载一样，同属中国有关阿拉伯世界的最早而且最确切的记录。”“被俘的中国织匠、络匠被带到两河流域，可想而知，他们必然进一步把中国的纺织技术带到了阿拉伯世界。”（张广达《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9、145、163页）

[26]《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下》。

[27]《册府元龟》卷九六二《外臣部·贤行》。

[28]又，“画工”一词，在韩儒林、岑仲勉、耿世民、芮传明等学者译释的突厥文阙特勤碑毗伽可汗悼词里称为“画师”“宫廷画师”。以下为芮传明先生的相关译文，转录在这里，供参考。“（南11行）我镌刻了此碑。我遣人从汉人可汗那里招请画师，要他们装饰陵墓。（汉人可汗）并未拒绝我的请求，（南 12行）派来了汉人可汗的宫廷画师。我令他们建造了一座非凡的陵墓，在（陵墓的）内外都装饰了精妙的绘画与雕刻。我使之镌刻此石，我令记录下我的肺腑之言。”（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9页）

[29]按：《通典》这条材料，《文献通考》卷二三八《四裔考十五·何国》条也有转引，两相比较，多出“永徽”等语，在详细程度上较《通典》又进了一步。兹转引如下，以供有兴趣者参考：“何国，都那密水南数里，亦旧康居地。王姓昭武，康居之族类。国城楼北壁画华夏天子，西壁画拂菻诸国，东壁则画突厥、婆罗门诸国王。胜兵千人。风俗与康国同。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隋大业中，遣使入贡。唐贞观十五年，遣使入朝。永徽时上言：‘闻唐出师西讨，愿输粮于军。’俄以其地为贵霜州，授其王刺史。”

[30]葛乐耐（Frantz Grenet）《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毛铭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第7—10页。

[31]见毛铭《大使厅壁画：武则天时代的G20峰会》讲座展示的图片。该讲座于2017年4月22日在浙江省图书馆举办。有关报道见搜狐网，文博山西的博客：《撒马尔罕壁画：武则天时代的G20峰会》，2017-04-21, http://www.sohu.com/a/135585373_526303。

[32]见葛乐耐《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毛铭译，第16页脚注①。

[33]当然，葛乐耐教授接受了影山悦子的“中国图像影响”说，但是并不认为大使厅北墙壁画可能与中国画工有关系，而是认为，可能是粟特画家模仿中国画法的结果。用他的话说，就是：“（真实的唐朝的）细节，可能是从唐朝携带回来的卷轴画上模仿来的，并非粟特画家们亲眼所见。”（同上引书，第16页）

[34]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东都寺观等画壁》。

[35]李金明《唐代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航线考释》，《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36]《通典》卷一九三《西戎五·师子国》附杜环《经行记》“师子国”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