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南亚的丝绸之路：唐代取经僧人记录中的研究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

摘　要：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佛教僧人前往中国传教，中国僧人也纷纷出国取经，构成了丝绸之路的特别景观。中国僧人只有因为佛教才远赴他国，佛教成了吸引中国僧人的唯一原因。由此，也凸显了中印交往的特殊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都远不如与印度，印度成为中国与外界交往最为深入的地区。僧人的西域求法记录，是当时丝绸之路留下来的珍贵文献，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前往印度的中国僧人，除了瞻仰圣迹之外，服务于当时的中国，是求法僧人的主要目的。经过求法僧人的努力，中国一改以往被动接受佛教的局面，僧人主动前往中国，为佛教中国化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丝绸之路；佛教；僧人；中印交往；求法记录；佛教中国化

丝绸之路是贯穿欧亚大陆的交通孔道，在前近代发挥着联络世界、沟通文化、传递文明成果的重大作用。当时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几乎都是通过丝绸之路（陆上、海上）完成的。中国的文明成果（如四大发明等）与世界分享，中国接受来自域外的文明结晶，在促进文化发展、世界文明交融方面，丝绸之路做出了主要贡献。

在古代世界的重要文明体系中，如果从其他文明体的视角来看，中国最为遥远，与中国的联系也最为薄弱。如果以中国代表东亚，印度代表南亚次大陆，剩下的就是北非和西亚，以及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古罗马。如果从西方的视角，北非、西亚和地中海北岸都是环地中海地区，历史上也以这个地区的联系最为密切。因为在苏伊士运河开凿之前，北非与西亚的联系并不困难。所以若环地中海可以看作一个更大的文明区域，则南亚次大陆与东亚就成为相对遥远的文明所在。

从地中海东岸的两河流域向东，毗邻地区就是伊朗高原，波斯帝国兴起之后，两个地区的联系加强。不仅如此，因为伊朗高原与中亚的联系，中亚与南亚次大陆的联系并不困难，所以波斯帝国的征服不仅有向西的方向，也有向东的方向，最后波斯帝国的御道直接修建至印度河流域。通过伊朗的居中联络，地中海地区与印度的联系建立起来。有关印度古史，传说中还有更早的雅利安入侵。此后，印度遭受的最著名的入侵来自亚历山大（前327—前325年），以及后来的塞琉古一世（前305年左右）等。军事征服和战争的范围，与文化交流的范围通常是一致的，印度遭受征服的历史证明印度与地中海区域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

在印度与地中海地区往来频繁的时候，不论是地中海周边的文明体还是印度，对于更东方的中国都所知甚少。印度用“支那”称呼中国，这个习惯在亚历山大东征印度的时候已然存在，所以学者推测中印之间的往来和了解，在此之前应已存在。[1]这种推论，与张骞见到筇竹杖推测中印的往来存在是一样的。现在，考古学界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前张骞时代中国与西域的联系是普遍的，交通路线的存在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亚历山大东征的时代，地中海周边的人们不知道有中国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状况。对于中国，直到罗马帝国时代，西方才有了相对准确的知识。

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世界联络大动脉的丝绸之路完成开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终于建立[2]，从此，因为丝绸之路的功能，世界具有了整体意义。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加强，交流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中国与当时世界各个地区的联系并不平衡。受地理因素的影响，交通便利的区域之间联系更密切，而相对于西亚、欧洲，与中国联系更为密切的是南亚地区。对此，唐人的认识已经很清晰，杜佑在《通典·海南序略》中写道：

海南诸国，汉时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外国诸书虽言里数，又非定实也。其西与诸胡国接。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尠。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3]

《通典》的记述，与丝绸之路的发展相呼应，从汉代开始交通南海，到唐朝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通典》自注所述的时间界限：“本初纂录，止于天宝之末，其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4]《通典》所记述的历史可以看作是盛唐以前的资料，也能反映盛唐时期的中国认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唐代的史家眼中，中国对于南海世界的了解，明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距离远近与熟悉程度成正比，越近越熟悉，越远越陌生。这种基本情形，不仅南海，西域也莫不如此。

西域，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方向，在中国的地理知识中，也是越近越熟悉。大体而言，对于新疆（狭义的西域）最为熟悉，比较熟悉的是中亚，然后是波斯、阿拉伯，第四层次的是西亚、小亚细亚（东罗马、土耳其），最后是希腊、罗马等欧洲区域。在中国的文献中，印度属于西域地区，与中亚毗邻，事实上印度的西北部确实与中亚连为一体。就中古中国对域外的熟悉程度而言，印度的状况大约与中亚相似，确实是中国比较熟悉的国度。熟悉度决定于来往的密切度。张骞出使西域，其实仅仅到达了中亚，波斯、天竺都是听说的对象，但随后中国寻找通往印度的道路，表现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据《通典》的记载，天竺通中国是在东汉时期，“桓帝延熹二年（159）、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5]

唐朝是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中国与中亚、波斯、大食都有直接频繁的往来，或者利用陆路，或者利用海路，都是促进丝路繁荣的活动。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唐朝平定了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中亚地区纳入中国的控制地区。唐朝特别派出使者在中亚设置州县。《唐会要》载：

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6]

王名远的使名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据《通鉴》所载，吐火罗不过是一道而已，当时同类情况有十六国，置都督府、州县等，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7]《唐会要》另一处记载为“西域既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尽图以进，因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8]

有使者前往，有专门的图书记载，中国对于中亚的了解自然比较清楚。对于南亚次大陆，印度当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与印度的联系，其实要划分为许多地区。《通典》记载说，隋炀帝经营西域，广召各国，但因天竺未来而深以为恨。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印度遣使至中国，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出使印度，是对天竺的回访。[9]对于印度情况多样的各地，唐朝的了解显然也有一个过程。比如，《册府元龟》在唐高宗显庆三年，留下这样一段记载，其文为：

三年八月，千私弗国王法陀拔底、舍利君国王失利提婆、摩腊王施婆罗地多，并遣使朝贡。三国并南天竺属也，国皆绝远，未尝与中国通，至是泛海累月方达交州，并献其方物。[10]

当中国已经与天竺互派使者的时候，南天竺才第一次派使与中国交往。可见，南亚次大陆各地与中国的交往并不平衡。

不管怎样，综合比较，中国与印度的交通依然是最发达的。如何做出这个判断呢？在国家层面的交往中，使者的往来当然最具代表性。民间的交往，以商业贸易交往最有意义。就此而言，所有的国家与中国交通，都有相似性，人员物资，有来有往。但是，只有南亚次大陆（或者称印度）情况特殊，中印之间因为佛教而显现特别之处。当时印度和部分中亚地区都流行佛教，佛教僧人前往中国传教，代有其人。中国僧人也纷纷前往印度及中亚地区取经，构成了丝绸之路的特别景观。必须申明的是，中国僧人只有因为佛教才远赴他国，佛教成了吸引中国僧人的唯一原因。由此，也凸显了中印交往的特殊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都远不如与印度的关系密切，南亚成了中国与外界交往最为深入的地区。

中国有记录的西域求法僧人，第一位是三国时代的朱士行。朱士行，颍川人，魏嘉平二年（250）在洛阳白马寺受戒。260年，他从雍州出发到达于阗国，获得大乘经典《大品般若》，他抄写了梵文本，派弟子送回中原，自己留住于阗，直至去世。朱士行是有记载的第一位出家的中原僧人，也是第一位赴西域取经的中原僧人。虽然于阗不是南亚天竺，但却开了西域取经的先河。朱士行没有留下行记，他的事迹主要记载在佛教文献中，释慧皎《高僧传》卷四记载清晰，而慧皎的资料来源是朱士行的弟子法益，朱士行在于阗“散形”之后，法益回到中原。[11]

真正赴南亚取法成功，并留下清晰记录的是法显。399年，65岁的法显从长安出发，经陆路到达南亚，遍历北、西、中、东天竺，并在师子国居住两年，最后在东晋义熙八年（412）七月回到中国，而他归国之路正是海上丝绸之路。法显西域求法是有同伴的，除了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之外，在河西还遇到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人，这些人有的到达印度，有的半路牺牲，有的留在印度，有的最终回到中国。[12]可见当时佛教中人往西域求法已经蔚然成风。

法显在南亚停留13年，不仅带回大量的佛经，尤其是佛教戒律，也写下了《佛国记》这部行记，是中国僧人第一部西域求法的行记。《佛国记》，又称《法显传》《释法显行传》，又名《历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等，虽然只有一万多字，却是僧人西域求法的第一部行记，对于印度次大陆和丝绸之路的记录，都是弥足珍贵的。[13]

比较而言，唐朝是西域求法的高峰时期，留下来的行记也更多更知名。

玄奘《大唐西域记》。玄奘在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开始西域求法的行程，贞观十八年返回于阗。玄奘接受唐太宗的要求，把自己的行程写成《大唐西域记》12卷，成为当时记载西域史地的权威性著作。玄奘在向唐太宗的《进〈西域记〉表》中说：“所闻所见，百有卅八国”，而中亚南亚地区缺少同时期的历史记录，于是《大唐西域记》便成为研究南亚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宗教的珍贵史料。玄奘从陆路前往南亚，经过中亚许多重要国家和地区，在印度也多所游历，故《大唐西域记》也是丝路名著。[14]与《大唐西域记》并存的一部玄奘个人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中的前五卷也是记录西域求法经历的。因为此书有许多玄奘提供的资料，可以看作是部分的自传。[15]两部书对读，可以更好地理解玄奘西行取经历程。[16]

玄奘之后，唐代西域求法僧人中，影响比较大的是义净。义净深受玄奘的影响，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从广州乘坐波斯商船赴印度，在印度求学十几年。中途，义净在永昌元年（689）曾经返回中国广州，获得纸笔等材料后再赴印度，天授二年（691）派大律回到中国，把他的著述带回中国。武则天证圣元年（695），义净回到洛阳，来回皆从海路。义净在自己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先把自己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寄回中国。这部书重点是写印度寺院的管理制度，希望以此改良中国的寺院管理状况。[17]

义净的另外一部著作对于我们的主题更有价值，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义净在印度各地游历的时候，遇到过许多同来印度求法的唐朝高僧，也听说过一些唐朝高僧的故事，于是有了这部著作。书中记述了唐初以来五六十位到过印度的僧人事迹，尤其能够反映丝绸之路当时的盛况。[18]这些唐朝僧人前往印度的往来路线，都在丝绸之路的框架之内，是我们理解当时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转换使用的情况，都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最为珍贵、真切的资料。

除了传世的文献之外，也有另外惊喜。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P. 3532号文书，经过伯希和、罗振玉的研究，确定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慧超是新罗人，早年资料不详，大约生于武则天时代，开元七年（719）在广州出家，四年之后即前往天竺巡礼，开元十五年（727）回到长安。因为敦煌残卷首尾不全，他的往来路线也不清晰，学者根据文中记述，基本认定他是循海路前往，从他的行记顺序，知道他先在东天竺巡礼，然后经过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和北天竺诸国，最后辗转中亚，可以肯定是从陆路返回中国。[19]

与众多的文献记载一样，唐朝僧人西域取经的资料，更多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季羡林先生曾经列过一个简表，说明很多僧人的记录都消失了，如释道安《西域志》，支僧载《外国事》，智猛《游行外国传》，释昙景《外国传》，竺法维《佛国记》，释法盛《历国传》，竺枝《扶南记》，惠生《惠生行传》等。[20]其中，只有《惠生行传》的部分文字保留在《洛阳伽蓝记》中，其他皆不复存在。所以，至今尚存的僧人行记资料，因为是汉文记载的大宗，其史学价值，不管是证明当时的南亚历史，还是之于丝绸之路研究，都是无可替代的。[21]

僧人的西域求法记录，是当时丝绸之路留下来的珍贵文献。与使者代表的国家层面不同，僧人的记录不仅关涉国家、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他们更重视当地的佛教情形。这样，不仅为印度记录了属于他们的宗教历史，也更具体地记录了丝绸之路的信息，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

从中国出发的丝绸之路，最初是从陆路开始的，早期也是陆路发达。不论是张骞的丝路“凿空”，还是班超的丝路维护，西向加强国际联系是针对北方草原的匈奴势力，所以陆路成为丝路的主轴，而南海的利用价值有限。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的力度加大，而传播的来源，不仅有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僧人，也有来自中亚的僧人，以中亚佛教而言，因为先行中国一步，所以进入中国的佛教，难免带着中亚的特色。而这一切，对于中国僧人求法而言，都是不能忽略的印象。所以，陆路受到中原的重视有其必然性。

正因为如此，第一个西域求法的僧人朱士行首先来到于阗国，不仅得到了大乘经典，他甚至留居于阗，并终老于此。从《法显传》所记载的内容来看，求法过程是不能省略的，沿途的佛教寺院都是拜访的对象，他们并没有把印度当作唯一目的地的想法。所以西域求法僧人的行进路线，不单单是路过，行进本身也有价值。僧人们尤其重视所到之处的佛教状况、当地政府的佛教政策等，当然还有政治、人文、地理的描述，虽然我们至今依然称作西域求法，但绝不可简单地理解为寻求佛经。根据《法显传》，在弗楼沙国，慧达、宝云、僧景三人“遂还秦土”[22]，即归国，而其他人继续前进。对于慧达等三人而言，他们到此就完成了求法任务，并非必到印度不可。

僧人行路的条件，不仅取决于道路的自然状况，也受制于各地的政治形势。法显与伙伴在敦煌坐夏之后，分头出发。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这个使者，应该是敦煌太守李暠派往西域的。因为法显在敦煌坐夏，也是李暠资助的，随使上路也应该属于李暠供给的内容。[23]行路需要费用，这是任何人的必需，能够获得资助，自然很重要。在焉耆，因为当地人“不修礼义，遇客甚薄，智严、慧简、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资”。而法显“得苻行堂公孙经理”[24]，即获得有很高地位的苻姓公孙资助，就没有出现智严等人的问题。

玄奘也是从陆路前往西域，在伊吾意外获得高昌王麹文泰的盛情邀请，于是前往高昌国，并获得高昌王的大力支持，在行资方面有了根本保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细记载了高昌王所给予玄奘的人力、物力支持：“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25]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玄奘一次获得，从此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再费周折，后来的求法顺利也与此不无关系。[26]

如果比较玄奘与法显的行进路线，我们会发现玄奘所行之路，比法显明显更远。法显虽然行路较近，但却更加危险。从中国前往南亚，就魏晋隋唐时期的历史资料所显示的情况看，陆路交通大约有三条主干线，即葱岭路、中亚路和吐蕃路。葱岭路，法显所行，也是玄奘归来的路线。中亚路，玄奘所行，走天山北麓西行，绕过天山南下。吐蕃路，是唐朝与吐蕃和亲之后的一条通往南亚之路，从西藏进入尼泊尔（当时文献作“泥波罗”），然后前往印度。

中印之间的交通，包括陆路和海路问题，学界早有注意。季羡林先生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进行统计，去时路，陆路23人，海路40人；归来时，陆路10人，海路9人。季先生认为，中印交通，唐初是从陆路为主转变为海路为主的时期，原因与航海技术提高有关。[27]王邦维先生研究义净，对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进行了校注，并以《义净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代校注前言》为题展开了对该书的研究。[28]在这篇文献中，王先生提出陆路丝路与海上丝路正在发生转变，中印之间的交通，正从陆路为主转变为以海路为主，“从义净文中对年代时间的记载推断，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高宗麟德年以后”[29]。结论显然更具体。不管是陆路行进还是海路行进，僧人都有行路衣粮问题。我们看到两种情况比较普遍，一是随从国家使者，经常使用的概念是“使人”，而使者或者道从海上，或者行走陆路。跟随使者，理应由使者出资。如玄照，是执行唐高宗的命令寻求长生药，费用由国家承担也是不难理解的。一是随从商人。海上行进，通常是由商人承担费用。不论是使人还是商人，都不是单纯的费用提供者，僧人广受尊敬，他们的信仰也能给同行者带来便利。

然而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僧人的西域求法，最重要的一项贡献是增加了丝绸之路的文献记载，丰富了丝绸之路的研究资料，对于后人的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难得史料。与国家使者不同，僧人是私人前往，他们人数众多，行记具有独特的视角，对于多方位的丝绸之路研究是极其可贵的。

正是因为有大量求法僧的存在，让唐代的中印丝绸之路，焕发特别的光彩。中古时期，外来宗教纷纷传入中国，祆教、摩尼教和景教被称作“三夷教”，但是只有佛教享受了不同的待遇，没有受到类似于“夷教”的歧视。不过，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受到攻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外来这个特征。中国渐渐接受佛教，佛教渐渐中国化，逐渐与其他外来宗教划清了界限。

比较佛教与“三夷教”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三夷教”纯粹属于外来，即“三夷教”纯粹是由胡人带进中国来的，从不见中国人主动去求取。只有在佛教问题上，中国人表现前所未有的主动精神，众多的僧人九死一生去求法，从而在佛教传播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佛教进入中国，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中国僧人对此了如指掌，如何令佛教更好地传播，如何避免和解决现有的问题，如何赢得佛教的未来，无不是取法高僧们的内心急迫所在。比较而言，外国僧人对于中国佛教现存的问题，自然要隔膜很多。传经颂法自然有益，但如何更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问题，显然中国僧人更有发言权。

中国高僧的求法，为的是满足中国的需求，解决中国佛教发展中的问题。

法显（334—420）是山西临汾人[30]，而《佛国记》开篇即言“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31]。很清楚，法显前往印度取经是有重点的，就是“寻求戒律”，克服因为戒律缺乏，中国僧团涣散无纪的问题。法显的努力，也大有成效。佛教戒律中的“五部律”，被法显带回四部，从而确立了法显在“中国佛教戒律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32]。其实，到达印度的僧人，并非一定都回中国传播佛教，法显的一位同伴道整，最后就受到印度的吸引，决定留住印度。“法显本心于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33]在斯里兰卡（当时称“师子国”），《法显传》有一段在师子国无畏山僧伽蓝的记载，其情其景，至今读来，仍能感到法显的感情世界，其文为：

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34]

因为法显内心有中土传播佛教的目标，每每以中土为念，所以有强烈的思乡情绪也很自然。其实，这就是克服千难万险取经的精神动力。

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更广泛。高昌王麹文泰崇敬玄奘，希望玄奘留住高昌，充任国师，他并不知道玄奘内心的需求。玄奘离开高昌之前留书感谢高昌王，其中也叙述了心曲，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出现很多问题，他说：“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35]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发生的重大问题，翻译不准确甚至大有歧义，造成了严重的分歧与纷扰。如果不从翻译角度彻底解决，这种困扰必将长期存在下去。玄奘取经成功准备归国，印度的僧人，从那烂陀寺的一般僧人，到戒贤法师到戒日王，都曾真诚劝阻玄奘，希望玄奘留在印度。玄奘或者大力称赞中国文化，或者强调在中国推广佛法的重要意义，或者指出阻碍佛法传播会受到报应惩罚，等等，坚持要回归中土。[36]在当时的中国与印度，就求法僧而言，确实存在两个中心的问题，如道整便留住印度，而法显、玄奘等则坚持归国传道，不过就佛教传播中国而言，自然是后者贡献更大。[37]

义净是玄奘之后前往印度取经成绩最大的一位，《宋高僧传》虽然把义净放在全书第一名的位置进行介绍，重点却都在他的译经工作，有关求法动机，并没有涉及。[38]王邦维先生认为：“义净最注意的不是教理上的问题，而是戒律方面的规定和僧伽内部的制度。义净的目的是想用印度正统的典范，来纠正当时中国佛教的偏误，矫治时弊，力挽颓风。”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重点介绍印度的佛教寺院组织与戒律，从写作动机上，就是针对中国寺院的建设，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39]

《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在有限的文字中可以感知西域求法僧人的拳拳中土之心。道生法师，并州人，贞观末年由吐蕃路入印度，“多赍经像，言归本国，行至泥波罗，遘疾而卒”[40]。玄会法师，京师（长安）人，他从北印度进入，时间并不长，但“梵韵清澈”，梵语水平已经很高，“少携经教，思返故居，到泥波罗，不幸而卒”。他们的心愿并未完成。成都人会宁律师，高宗麟德年中从南海到达诃陵洲，与当地僧人智贤一同翻译《阿笈摩经》，其中有关如来焚身故事，与《大乘涅槃》很不同。他派弟子运期把翻译好的《阿笈摩经》送回中国，呈交朝廷，他自己准备继续工作，但后来就没有了消息，估计已经身亡。[41]爱州的大乘灯禅师，是玄奘弟子，在印度多年，每叹曰：“本意弘法，重之东夏，宁志不我遂，奄尔衰年，今日虽不契怀，来生愿毕斯志。”[42]义净与灯禅师在那烂陀寺曾经见到另一位中国僧人齐州道希法师的遗物，不胜唏嘘。道希携带“唐国新旧经论四百余卷”，显然是为了与梵本查证的，但是“当于其时，其人已亡。汉本尚存，梵夹犹列，睹之潸然”[43]。对于中国的佛教，这些僧人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作为求法僧人队伍的一员，他们与玄奘、义净这些获得巨大成功者的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他们的大量存在，为成功者承担了分母功能，才使得成功拥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有文字记录的求法僧人仅仅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人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之中，但他们的功绩是需要承认的，他们是看不见的分母，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不只是这些有记录的僧人，凡是前往印度的中国僧人，除了瞻仰圣迹之外，服务于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众多僧人西行的初衷。获得梵文经典，学习熟悉梵文，了解印度佛寺制度，弄清佛学理论，凡此种种，都对中国的佛教发展有益。特别是，经过求法僧人的努力，佛教传入中国的状况，一改以往的被动接受局面，以中国为本位，僧人主动前往，积极求索，为佛教中国化做出很重要的贡献。[44]

Meng Xianshi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1.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a-India Relations

The Silk Roads, which was the transportation artery in the world, was opened because of Zhang Qian's missio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orld began to establish in his efforts. The Silk Roads' function gave the whole world to have its own integral meanings. On one hand, the Silk Roads strengthened the contacts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acts were not balanced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countries. The ancient China was subjected to geography limitation, which means the more convenient traffic, the closer connection they might have. Comparing with West Asia and Europe, South Asia had the closest ties with China at that tim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art was the contact with envoys i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ut economic trad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field of people-to-people. As for that, the ancient China's contact with any other country had some similarities. For example, they all had personnel exchanges and the material transport with China. The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wa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Buddhism made the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unique. Buddhism was very popular in India and parts of central Asia at that time. Buddhists and monks went to China to preach their religion in many generations. Chinese Buddhists and monks also went on pilgrimages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All of them built a wonder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only reason behind Chinese Buddhists and monks' pilgrimages was the strong faith in Buddhism. Buddhism was also the only reason for Chinese Buddhists and monks being attracted to abroad. These pilgrimages also highlighted the particularity in the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e conta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could not equal to it. All these things made that India had the deepest connection with China as a country and a region.

2. Profiles on Chinese Monks' Pilgrimage Biography(www.xing528.com)

Chinese monks' records on Pilgrimages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in Western Regions were preciousness literature left on the Silk Road at that time. Chinese monks' records involved many fields, like countries, geography, history,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and so on. Not only the things mentioned above, but also monks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local Buddhist faith situation. It made the monks different from the envoys at the country level. The monks' records not only preserved the religious history for themselves, but also took notes in details on the Silk Road's information. Now the records become original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oday's study of the Silk Road.

3. Land and sea route

The academia had already found out that the traffic includes the problems of the land route and the sea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Now the scholars have found that both the land route and the sea route are being used in early Ta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Biography of DaTang XiYu QiuFa GaoSeng. Besides, the land route's importance and the sea route's importance went through changes at that time. The transportation changed from centering on land to centering on sea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No matter land route or sea route, there existed a problem of walking, food, clothing and some other necessities on life pilgrimages of the Chinese monks. There were two general cases among the monks. One was following envoys in which case the monks were called ShiRen. Envoys could travel by land route or by sea route. The other one was following merchants. In that situation they usually travelled by sea route. The merchants would pay the cost. Neither the envoys nor the merchants were pure sponsors. The monks were widely respected at that time in China. Their faiths could also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fellow companions.

4. The Meaning of the Pilgrimages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in Western Regions

Besides visiting monuments, the Chinese monks who went to India had a main purpose. It was how to serve China at that time. The monks did many things, like getting the ancient Sanskrit records, learning Sanskrit, knowing the Buddhist temple system in India, figuring out Buddhist psychology and so on. All of them were go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Especially, what the monks did had already changed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The Pilgrimages changed the situation that Buddhism entered China, from previous passive acceptance to positive position. It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Keywords: The Silk Roads, Buddhism, Buddhists and monks, China-India Relations, Chinese monks' records,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1]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重印，第120页。

[2]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西方的联系已然存在，但是这不足以降低张骞出使的意义。张骞的“凿空”意义依然存在，因为中国文明的最高级代表，只能是中国政府。张骞开辟中国与丝绸之路的联系，代表中国参与到世界一体化进程，缺少中国的丝绸之路，不具有世界意义。

[3]杜佑著，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许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卷一八八《边防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088页。

[4]《通典》卷一，第1页。

[5]《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西戎五》，第5261页。

[6]《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68页。

[7]《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324—6325页。

[8]《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第1567—1568页。

[9]《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西戎五·天竺》，第5262页。有关王玄策事迹，《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都有清晰的记载。相关研究参见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第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2页。

[11]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5—149页。

[12]参见杨曾文《佛国记中求法僧考述》，杨曾文、温金玉、杨兵主编《东晋求法高僧法显和〈佛国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46—155页。

[13]有关《佛国记》的版本，请参考章巽先生的《法显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14]玄奘著《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5]慧立、彦悰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孙毓棠、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6]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充分利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资料理解、修正了今本《大唐西域记》的某些记载讹误。

[17]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18]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19]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0]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41页。

[21]当然就学术研究而言，其他方面的资料也一样提供着历史信息，是研究过程中不可能忽视的，如王玄策的资料、正史的资料等。

[22]《法显传校注》，第34页。

[23]《法显传校注》，第3页。

[24]《法显传校注》，第8页。

[25]《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校注》，第21页。

[26]玄奘获得高昌王的支持并非仅仅行资一项，参见作者另文《唐玄奘与麹文泰》，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收入作者《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256—272页。

[27]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季羡林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01页。

[28]在王邦维先生的另一部专著《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中，有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研究成为该书的第七章，题为《论〈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并把《求法僧一览表》作为文章的附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166—186页。

[29]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前言”，第8页。

[30]法显籍贯有不同记载，张玉勤认为是山西临汾人，见《法显籍贯考》，收入杨曾文、温金玉、杨兵主编《东晋求法高僧法显和〈佛国记〉》，第198—203页。

[31]法显著，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2页。“弘始”，后秦高祖姚兴年号，弘始二年为400年，此为“弘始元年”之误。

[32]李四龙《法显西行求法的目的与意义》，杨曾文、温金玉、杨兵主编《东晋求法高僧法显和〈佛国记〉》，第86—94页。

[33]《法显传校注》，第120页。

[34]《法显传校注》，第128页。

[35]《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22页。

[3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102—103、112—113页。

[37]参见宁梵夫《重估“边地情节”：汉传佛教中对印度的逐渐受容》，纪赟译，收入沈丹森、孙英刚编《中印关系研究的视野与前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5—76页。

[38]赞宁《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4页。

[39]王邦维《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第一章《义净生平考述》，第28页。

[40]义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王邦维校注，第49页。

[4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76—77页。

[42]《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88页。

[4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36、88页。

[44]佛教中国化是个很有传统的概念，现在有学者使用另外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似乎更加清晰，这就是“佛教中心”。参见周伯戡《从边国到中土：佛教中心由印度到中国转移的一种解释》，刘学军译，沈丹森、孙英刚编《中印关系研究的视野与前景》，第4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