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学：教育的社会性收益

教育的社会性收益除了表现为上述促进经济增长与改善社会收入分配外，还表现为对社会就业、人口发展、社会内聚力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教育与社会就业

社会就业是指社会成员从事各类劳动获取合法劳动报酬或收入的活动。当人类社会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后，社会就业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和要求。它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劳动者在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同时获得劳动报酬；而且具有社会意义——使劳动者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获得社会的承认和自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消灭失业是不可能的。有效控制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是当今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都希望达到的主要目标。教育发展在有效控制劳动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降低社会失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一）教育发展能够有效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影响就业的因素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在我国是指男16 ～59周岁和女16 ～54周岁的人口总和。众所周知，即便是劳动年龄人口，由于各种原因也并不是百分之百地需要就业。因此，国际社会通常采用“劳动力参与率”的概念。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可以形成劳动力供给的滞后效应。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现代基础教育逐渐普及而且普及的程度越来越高，高等教育正走向大众化，受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各国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部门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就业人口，延缓了新成长劳动力进入就业队伍的时间，从而缓解了就业压力，控制了失业人数的增加。如果说，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教育的规模小、结构单一、投资量低，吸纳的教育人口也相对较少，对当时社会劳动就业状况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现代社会的教育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部门，对一国现时劳动就业状况产生的影响已不可忽视。因此，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教育规模的扩大，直接降低了劳动力参与率，从而对社会失业率的降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目前，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每年有4 500万人左右，高等教育阶段在校学生每年有2 700多万人，如果他们不接受教育，将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对业已严峻的就业形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然，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有20％左右的初中毕业生、30％～ 35％的高中毕业生因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而失学，造成每年大量的未受专业技术教育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加剧了社会就业压力。因此，教育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新生劳动力的就业素质和能力，另一方面形成劳动力总量供给的滞后效应，有利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关于教育对社会失业状况的影响，人们一直以来重点考察的是中长期效应，而忽视短期内的积极影响。事实上，教育发展在短期内对缓解社会失业状况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教育部门本身的发展，直接为广大劳动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现代社会的教育部门是传播知识、应用知识和创新知识的巨大产业部门，直接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就业人口。“在美国，教育是一个宏大的产业部门，即使不是最大，也肯定是极大的产业部门之一。1975—1976年度，在各级正规教育部门至少有300万教师，近6 000万学生，花费了美国人民12％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1]在我国，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教职工共有约960万人，高中阶段教职工共有约240万人，高等教育阶段教职工共有约200万人。教育过程凝结了众多教师、管理人员和辅助人员的活劳动，可以直接为全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同时，教育发展对GDP的直接贡献率一般高于其他许多行业，间接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就业岗位。

（二）教育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

首先，教育通过培养各种熟练劳动力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劳动就业机会。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经济部门的发展都必然要以人为主体。如果没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任何经济部门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而没有经济部门的发展，也就不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特别是高新技术部门和某些第三产业部门，一般都表现出对就业者文化素质要求高的特点。加之社会已有的适合本部门需要的劳动力注定不会太多，因而使得这些经济部门的发展对教育的依赖程度更高。而现代教育的各个组成部分正是通过培养经济发展所需的特定劳动力，来促进国民经济中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其次，教育通过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劳动就业机会的增加成为可能。现代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科技进步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现代生产所具有的科学技术物化的性质决定了教育是制约现代生产的中间环节和决定性因素。教育通过对生产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主体因素——人的培养，使科学技术较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无数事实证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赖于教育，没有教育也就没有科技进步，现代教育可以促进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更有赖于教育的先行。因此，教育正是通过培养大批能够掌握和应用先进生产工具的劳动者来推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并以此为契机使劳动就业机会的增加成为可能。

最后，教育通过培养创业者，来增加新的劳动就业岗位。现代教育不仅可以增强劳动力的就业适应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一大批创业者，成为“自我雇佣的人”，同时也带动其他人就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发表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指出：“在‘学位＝工作’这个公式不再成立的时代，人们希望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不仅是求职者，而且也是成功的企业家和工作岗位的创造者。”这种观念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教育发展对社会就业的负面影响

教育对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也并非是单向度的。首先，高等教育政策取向、资源分配的倾斜对社会就业有时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一定时期对于教育的投入是既定的，受教育政策结构性取向的影响，对于教育资源分配的倾斜必然影响教育体系其他层面的协调发展。例如，政策重视发展高新产业，在教育政策上实行精英教育，倾力培养这方面的高新人才，使其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亮点，但这种倾斜影响了传统产业、基础产业的发展及相关人才的培养，使得广大弱势群体接受教育、改善就业的愿望没有得到明显提高。另外，教育政策的地区化差异影响了不同地区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对其就业产生了间接影响。例如，经济发达地区、省会城市、直辖市等享有高考优惠政策，考生更容易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从而挤占非优势地区人们的就业机会。其次，教育的发展使个体就业成本提高，增加了就业难度。最后，由于培养对象的周期性，教育的理念、体制、科类、层次结构不可能完全与社会发展同步，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教育超越现实的特性和滞后性特点，对其培养对象适应现阶段的就业要求有时有着负面的影响。

二、教育与人口发展

人口的发展变化是任何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鼓励人口增长或限制人口增长的社会习俗或政策。一般来说，教育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成反向变动关系。贝克尔等人提出的生育经济理论，从女性生育决定的三大因素出发，分析了学校教育影响人口发展的因果关系。

（一）生育的收益成本分析

夫妻在决定是否需要生孩子或再多生一个孩子时，从效用最大化原则出发，需要考虑生育子女的收益与需要支付的成本（包括经济的和非经济的）。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传统经济社会里，生育子女的经济效用通常来自孩子年轻时所做的工作（帮助做家务、干农活、照料其他小孩等），以及子女带进来的“嫁妆”或子女给父母提供的养老保证。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父母能够进入正规的劳动力市场，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参加养老保险计划，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对孩子的经济收益的需求和期望的下降。从抚养成本的角度来看，因为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就业机会增加了，从而提高了生育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对子女数量的需求。父母受教育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对子女受教育的需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希望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更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从而引起子女抚养成本的提高。此外，在子女抚养上，父母除需支出经济机会成本外还需支出“心理”机会成本，即人们抚养子女时不得不放弃或减少从抚养子女之外的活动（如闲暇、工作）中获得的非经济的、心理的满足。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心理机会成本可能就会更高一些。因此，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育观。当今社会中妇女的文化程度越高，生育率就越低，生育水平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明显下降。

（二）可能的繁育量

可能的繁育量是指家庭规模未通过避孕和堕胎加以谨慎限制时，一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它取决于夫妻的“自然生育能力”以及子女存活并长大成人的可能性。学校教育年限的延长，一般会导致结婚年龄的延迟，从而减少了可能受孕的时间和潜在的生育量。另一方面，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婴儿的生活会得到更好的照顾，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从而降低了对多生孩子的要求，因为不需要多生孩子以取代夭折的子女或为保险起见而多生孩子。

（三）避孕和计划生育

首先，教育可以促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国家的人口政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容易接受国家的人口政策，并能自觉地贯彻遵循，从而达到有效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的目的。其次，研究发现，学校教育降低了人们在获得避孕信息、获得避孕用具和使用避孕用具等方面的心理、经济和时间成本。第三，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夫妻平等，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自主权，从而有利于更好地避孕。

教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影响同样得到了研究证实。在提高人口身体素质方面，一般认为受过较多教育的人，更懂得医疗保健方面的知识，更懂得营养的搭配、饮食的合理性等，也更能关注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即使有疾病也更能早发现早治疗。并且由于近亲结婚更少甚至杜绝，以及妇女更关注子女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等，青少年儿童的身体素质受到正面影响。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极大地影响了子女的科学文化素质，因为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明确，也更能够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所以时常教育自己的子女努力学习。由于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在工作之余同子女相处时，可以对子女的文化学习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

三、教育与社会内聚力

社会内聚力是指社会成员希望留在社会群体内的愿望，即社会成员留在社会群体内部活动而拒绝离开群体的吸引力，通常表现为社会成员对社会群体的向心力，它是描述个体与群体、社会之间关系程度、归属感的一个重要参数。人们通常根据犯罪率与文化认同程度，来评价社会内聚力。

（一）教育与社会治安

关于教育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国外有较多的研究资料。一般都认为教育可以减少和预防犯罪。美国学者雅美蒂尔（Yamadaetal）研究发现，犯罪率与教育的基本关联是，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更多，因此相对更少地选择去犯罪。对于白领犯罪而言，这一分析未必成立。就白领犯罪来说，受过较多教育的人也许更能看到个人获益的机会。[2]斯皮格尔曼（Spiegelman）发现在学校里花的时间与犯罪有直接的负相关联系，即在校的青少年犯罪的概率比较低。在14～17岁的青少年中，在校者的犯罪率大大低于不在校者。究其原因，他认为是，较高教育程度能够增强法律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力。其他的原因可能还有，如在校学生较少有时间考虑犯罪之事，或他们更专注于课业学习，而较少受社会上不良利益的诱惑等。[3]

在受教育者离开学校后，其犯罪率也比较低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4]第一，教育增强了人的自尊心，他们对犯罪可能给个人和家庭造成的影响，具有更深刻的认识。第二，教育增加了人的就业机会，或减少了失业的可能性。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他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因而没有必要去冒险。英国学者亚历山大（Alexander）通过研究也得出结论：通过对社会暴乱参与者的综合考察发现，低文化程度和低就业率，是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四个最主要因素中的两个。第三，教育能够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即能够使人的价值趋向更符合社会公德，因此，他可能具有较强的羞耻心和荣辱感，也可能具有较强的自制力等。第四，受教育者对国家的法律知识了解较多，这对他们可能具有较大的震慑作用。

就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比较而言，初等教育对抑制犯罪的作用更大，高等教育对犯罪的影响不是很显著。[5]这主要是因为受过较多教育的人更有可能看到犯罪使个人受益的机会，并且更了解法律，更容易逃避法律的制裁。另外，受过较多教育的人所犯的罪行，较少倾向于暴力方面，而是更多倾向于经济犯罪。这是因为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在选择行为时更加理性，更会去比较代价与收益，而经济犯罪隐蔽性强，比较难以案发。

（二）教育与社会文化认同

建立公共教育制度，支持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有必要对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的移民提供一个“熔炉”。这些移民的语言、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各不相同。公立学校可以提供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得以继续存在所必需的“共同价值”观念。一般认为，教育能够普遍影响人的行为，它能够塑造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管什么国家或什么社会制度，都希望通过大规模和广泛的教育，把国家的政治信仰和观念传输给下一代，以期能够使政府认为正确的信仰和观念延续下去。美国儿童保护基金会在1991年《美国儿童的状况》报告中提出，那些贫困和少数民族后裔的学生所上的低质量学校强化了我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这种分化加剧了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并减弱了美国人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害关系感。那些由于缺乏教育而感到被隔绝在主流之外的公民⋯⋯更有可能不参加选举，不参与社区活动，不能将公民所具有的正确的价值观传授给子女。(www.xing528.com)

因此，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文化。如果国家“要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并维持良好的社会凝聚力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那么教育就是基本的保证”。[6]一个社会民主自由的一种体现就是人民能参与对国家的监督与管理。人民如何来参与政治活动呢？当然没有一定的文化教育水平，是难以行使对国家的监督与管理权利的。一个国家普及教育的程度越高，人的知识越丰富，就越能增强公民的法制意识，认识民主的价值，推崇民主的措施，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履行民主的权利，推动政治的改革与进步；受过较多教育的人更加文明，更能容忍他人，且能积极参加选举，比较关心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政府的政策，他们在参加选举的时候也更能做出合理的选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对各种社会问题也更愿意自己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不会人云亦云，也较少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亚当·斯密就曾经指出，“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会“更知礼节，更守秩序”；“对于旨在煽动或闹派别的利己性质的不平之鸣，他们就更能究其原委，更能看透其底细；因此，反对政府政策的放恣或不必要的论调，就愈加不能欺惑他们了”。[7]

人类的文化要传递下去，最好的载体也是教育。社会通过教育将前人所积累起来的生产生活经验、伦理道德规范、科学技术知识，有计划地传递给下一代，才使人类的文化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不至于中断。而每一个时代又都有新的内容出现，这就需要教育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促进文化的更新和繁荣。

此外，教育的社会性收益还表现为对增加税收收入、减少社会公共支出（如医疗补助、失业救济等）、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改善人群健康状况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到目前为止，教育的社会性收益有些已经纳入研究者尝试计量的范围，有些还停留在人们的感性认识水平上，但这并不影响人们认同教育社会性收益的存在。

拓展阅读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不发达经济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是伴随着经济结构转换、社会经济体制和观念、习俗变革的经济增长。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发展的内容包括：国民经济投入产业结构的转换，群众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多数人贫困和与之相联系的文盲现象、疾病、夭折等现象的消减，人民参与经济和政治的决策。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后者的物质基础，后者包括前者；前者是指国民经济量的变化，后者是指社会经济质的飞跃。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具体来说，二者在外延、内涵和本质等三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

1. 外延不同。经济增长仅仅是指社会财富的增长，只是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生产环节的考察，致力于研究以最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出最多的社会产品。经济发展是对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并把这四个环节联系起来综合考察，致力于推进整个国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其外延远大于经济增长。

2. 内涵不同。经济增长的内涵只涉及生产力的发展，只注重生产总量的目标。经济发展的内涵不仅涉及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涉及生产关系的发展。不但包括经济数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效益的提高；不但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不但包括社会财富的增长，还包括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化。

3.本质不同。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以物为本，注重GDP的增长。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统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注重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主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物质资本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教育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和促进其全面发展，从而增加社会就业，缩小劳动者之间的职业差别和收入差别，减少和预防犯罪，增强社会文化认同感，逐步形成人与人之间分工、协作、平等、民主、友善、和谐的良好社会关系，促进经济发展。[8][9]

本章小结

1.早期西方经济学家和人力资本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等对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在现代社会中，教育的经济价值更为显著，它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促进社会的资本积累、降低交易成本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机制促进社会经济增长。

2.教育是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政府通过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来提高劳动者的能力、缩小劳动力质量差异，从而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教育规模扩展可以对社会收入分配产生平等化效应，而教育机会不公平也使社会收入分配产生不平等效应。

3.教育的其他社会性收益表现在社会就业、人口发展、社会内聚力等方面。在社会就业方面，教育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同时，教育自身的发展也增加了就业岗位；在人口发展方面，教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在社会内聚力方面，教育能减少和预防犯罪，增强社会文化的认同感。

思考题

1.述评经济学家和不同经济增长理论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基本思想。

2.结合我国情况，试分析教育对社会收入分配发挥作用的成就与问题。

3.根据我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论述教育对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作用机制。

[1]科恩.教育经济学[M].王玉崑，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2.

[2]伍尔夫.教育的外部收益[A]. //Martin Carnoy.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C]. 闵维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01.

[3]伍尔夫.教育的外部收益[A]. //Martin Carnoy.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C].闵维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01.

[4]林荣日.教育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64.

[5]李子彪，赵海利，王红，等.教育财政学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141.

[6]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M].邹明洳，等，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342.

[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4：345.

[8]①袁宝华，翟泰丰.中国改革大辞典[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1301.

[9]②徐佩华.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J].求实，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