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社会收入分配在教育经济学中的作用

收入分配问题是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广为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舒尔茨认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减少和消灭贫困，使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趋于减少。劳动者工资的差别是由于某所受教育的差别引起的，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们获得收入的能力，高等教育大众化为多数人获得高收入职业提供了较多的机会，从而加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减少的趋势。[1]但随后研究者们的实证研究表明，教育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影响并非是单向度的。

一、收入分配差距

（一）收入分配差距的含义

收入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是指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出来的产品或价值，按一定标准分配给消费者的活动过程。现代发展经济学将收入分配分为功能性收入分配（简称功能分配）和规模性收入分配（简称规模分配）两种类型。功能分配（也称为要素收入分配）就是以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为主体，根据各种生产要素在社会产品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或作出的贡献而对国民收入所进行的分配。[2]研究功能分配的目的主要在于分析各种要素对生产的贡献，与其所得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追求的是经济效率原则。规模分配（也称个人收入分配或家庭收入分配）就是单独以居民个人（或家庭）为主体对国民收入所进行的分配。研究规模分配的目的主要在于分析某一类阶层的人口或家庭的比重与其所得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追求的是经济公平原则。

虽然功能收入分配中各种生产要素所得收入之间存在差距，但由于这些收入最终还是归属于不同的个人，因此我们在讨论收入分配差距时，通常是指经济发展中的规模收入分配差距，即个人之间或各类人之间所得收入的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可以分为收入分配相对差距和收入分配绝对差距。相对差距是以收入比重不同的人群获取收入相对份额来表示的收入差距，例如，将总人口按人均收入高低等分为十个组，每个组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若最低收入10％的人口获得总收入的2％，最高收入10％的人口获得总收入的20％，这种差距则为相对差距。绝对差距是指以货币单位或其他实物指标表示的收入差距。

（二）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

经济学家配第、斯密、马尔萨斯等人早已研究过收入差距问题，但他们将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集中于要素收入分配间的差距。他们认为，收入是对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报酬，不同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由于其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性质不同，面临的市场环境不同，收入必然存在差别。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于1955年提出了收入差距的“倒U形”假说。该假说根据处于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普鲁士（1854—1875）、处于经济发展后期阶段的美国、英国、德国萨克森地区（1880—1950）收入差距的统计资料，提出一国的收入差距在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呈现出先恶化，继而短暂的稳定，然后逐渐缩小的“倒U形”趋势，并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高于发达国家。库兹涅茨把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主要归结于经济的发展水平，他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问题会最终得以改善。“倒U形”假说提出后，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了验证，揭示了诸多国家在收入差距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库兹涅茨效应”。

当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在总体上有长期扩大的趋势。除经济发展等正常因素之外，还存在一些非正常因素导致我国过分悬殊的收入分配。这些因素包括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如二元经济体制下城市与沿海地区享有政策优待，造成城乡与东西部收入差距；改革过程中的分配多元化、监督缺位与法制不健全等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政策倾斜造成东部地区、垄断行业、外资企业等收入更高。非制度性因素如由于每个人所拥有的要素本身存在差别，而市场机制在个人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按资源禀赋进行分配体现出来，这必然带来收入的不平等。

（三）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决定。由市场机制决定的个人收入分配，必然会使不同收入阶层、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从而与从社会伦理角度所确立的公平分配原则产生矛盾与冲突，引起社会动荡。因此，需要政府利用各种可行的再分配手段，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于是，收入分配公平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一般而言，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主要包括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多种财政政策。

1.税收

税收按其调节方式可以分为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两种，前者对个人的收入直接征收一定的比例税（如所得税与财产税），后者按个人的收入支出用途征税（如商品税）。在所得税中，由于个人所得税遵循对高收入者多课税而对低收入者少课税或者不课税的量能课税原则，因此能发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除个人所得税外，财产税中的房产税、遗产税与赠予税也都具有重要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与直接调节方式相比，税收中的间接调节方式在影响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要更弱一些。以商品税中的增值税为例，由于其对各类商品和劳务普遍课征因此是相对中性的，通常不具有调控收入差距的功能。但是商品税中针对某些特殊商品（如奢侈品）设计的税种，因其课税对象多为富人，故具有一定的收入调节作用。

虽然税收具有收入调节作用，但从其本质来讲，税收调控是在初次分配基础上所进行的二次收入调节。初次分配是否公平，取决于初始条件是否均等。而初始条件是否均等更多地取决于个人天赋、能力等因素，当然也与政府的分配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是否存在行业垄断等因素相关。税收对这些因素的调控能力与影响则较弱。当前我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异持续扩大的现象，主要不是由于结果不平等引起的，而是由于机会不均等造成的。对于这种机会不均等以及由此造成的贫富差距，需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与实现机会平等来加以解决，税收在这方面的作用则有很大局限性。

2.社会保障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社会保障是指社会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公共措施，为其成员提供保护，以防止因疾病、产期、工伤、失业、伤残、年老和死亡致使收入停止或大量减少，而造成经济与社会贫困。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均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从社会保障的各项内容可以看到，面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通过保证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福利水平，来发挥再分配的功能，而且社会保障的这种调节作用是相当独特、不可替代的。但社会保障调节机制的再分配功能，会受到其资金来源的限制，因为在实践中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较少考虑纳税人在纳税能力方面的差异。

3.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制度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向下级财政划拨资金的制度。有时各地财政之间也发生少量的横向转移支付。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既能有效协调政府间支出水平，又能保存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政策体系。通过成本补偿性的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可以鼓励地方使用本级收入去实现各种不同的投资。转移支付对调节收入差距有重要作用，主要是政府通过对财政资金再分配，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实施扶贫，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由于转移支付直接流入低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家庭，因此它在平均收入分配方面具有很重要的直接调节作用。

虽然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但它也不是没有局限性的。按其转移的财政资金是否需要偿还，转移支付可以分为财政无偿提供和财政资源有偿使用两种方式。以无偿方式给贫困人群提供财政资金、对贫困人群进行直接救济，是能够消除绝对贫困的。但是，这种扶贫方式通常并不是很有效。因为由政府无偿提供的资金往往是有限的，而且也只能解一时之急，当扶贫资金与物资用尽之后，贫困人口又会重新陷入缺乏收入来源的困境。当采取资源有偿使用方式时，可以通过扶贫项目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但是，如果扶贫项目未能得到贫困人群的足够重视，脱贫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了政府的责任。在这种情形下，一旦政府退出或减少对扶贫项目的资助，原来依赖政府资源投入取得的脱贫成果，就有可能消失。而且即使部分贫困人群由于某个扶贫项目的成功暂时摆脱了贫困，也仍然有可能因为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激励而返贫。

二、教育调节收入分配

（一）教育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

在人力资本理论看来，接受教育的均等指标是影响收入差距的最重要的变量之一，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工资的差别主要是由于所受教育的差别引起的，教育能够提高工人收入的能力，影响个人收入的社会分配，改善收入差异的不平衡状态。第二，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使因受教育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差异缩小，随着义务教育普及年限的延长，以及中等和高等教育升学率的提高，社会个人收入不平衡的状况将得到改善。第三，人力资本的较快增长，将导致国民收入中源于知识、技能等因素的份额相对上升，源于财产等其他因素的份额则相应下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为财产、政策、歧视等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影响，使社会各阶层的收入趋于“均等化”。第四，从教育对个人能力提升的角度来看，教育具有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因而是缓解和克服贫困的有力手段。教育的这一特征使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比物质资本投资更高的收益率。人们完全有可能通过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收入的增长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因此，总的来说，教育及教育投资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具有缓和、降低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经济功能和价值。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可以成为一项非常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公平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可以使贫困家庭的子女摆脱其家庭收入状况等因素影响，通过学习和教育投资获得人力资本，改变自身的状况，使教育这一后天性因素发挥积极的作用。

2.结构效应与工资压缩效应

与人力资本理论的乐观认识不同，奈特（Knight）和萨伯特（Sabot）强调在二元经济中由于教育的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和工资压缩效应（Wage Compression Effect），人力资本积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3]教育发展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存在“库兹涅茨效应”，即教育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关系。[4]

结构效应是指教育规模的扩展使高学历群体规模相对扩大，这种结构效应起初会增大收入不平等程度，但后来将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这是因为在现代经济中，教育是一种需要个人支付成本的融合产品。个人教育成本的筹措来源可以是父母、亲戚、朋友的赠与，社会和政府的资助等，但这些资金来源带有一定程度的无偿赠予性质，在现代社会中难以满足个体教育的投入需求，还必须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其中最主要的是从资本市场上借贷。[5]但由于种种原因，需要贷款的求学者所面临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贝克尔就曾经认为“要靠贷款去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不能把这种资本作为借款的担保⋯⋯”[6]这种不完全性提高了求学者的贷款利率和教育成本，使教育的供给严重滞后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教育供求的失衡将导致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或者说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对于一个国民教育水平比较低的国家来说，随着教育的扩展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受结构效应的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将会先上升。

工资压缩效应是指高学历劳动力供给的不断增加将会形成工资压缩，减少教育的未来收益，从而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教育的扩展，劳动力队伍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更加技能化。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中，技术工人供给的增加，必将相对降低技能较好、报酬较高的工人的工资；同时，低技能工人供给的下降，必将相对提高技能较低、报酬较低的工人的工资。

（二）公共教育缩小收入差距

从上文可以看出，教育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理论上还是不确定的，但公共教育制度对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作用，已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舒尔茨认为，要达到减少或消灭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目的，“对人力资本尤其是对普及教育进行的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支付的一种切实有效和效率很高的开支”。[7]公共教育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在于，政府通过公共教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为所有学龄儿童提供一定年限的免费教育，通过教育机会的均等来提高劳动者的能力，缩小劳动力质量差异，从而达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目的。

1.教育机会均等有助于调节收入差距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未接受过最起码教育的劳动者，很难适应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也缺乏起码的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因此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必然很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是低收入群体的大量存在，而这些低收入人群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生产能力和自身素质的低下，必然导致他们没有获得高收入职业的机会，也就没有提高收入的机会。因此，解决贫困问题、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发展教育。给每个人提供获得收入所必需的受教育机会，可以为他们取得收入创造一个比较平等的起点。

只有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通过教育向劳动者传授知识和技术，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技术水平和自身素质，改变其劳动形态，提高其生产能力，才能增加其一生的收入。如果教育机会均等得不到保障，在人力资本市场上就更不可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原有的收入差距不仅会继续存在，甚至还将进一步扩大。义务教育阶段穷人的孩子最多，免费提供义务教育，受益最多的是穷人。所以免费的义务教育有利于教育机会均等，而均等的教育机会又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均等化。当社会收入差距相当大而又缺乏公平的教育制度时，中低收入家庭的后代将无法改变他们的阶层背景，整个社会将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收入差距将会持续下去甚至恶化。但是，如果低收入人群具备向中高收入人群流动的机会，就意味着低收入人群的状况具有改善的机会。当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地存在时，较高的不同收入人群的可流动性，可以从实质上改善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

2.缩小劳动力质量差异有助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

在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很多原因中，居民的劳动力质量存在较大差别就是重要的一项。劳动力质量的差别在体力上的表现并不大，但在智力上的表现则大不相同，而造成智力上的差别的根本原因就是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实践证明，收入高低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李实等研究者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做过实证分析，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一书中提到，如果以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就业者收入为100，那么小学文化程度就业者的收入为150，初中文化程度就业者的收入为168，高中文化程度就业者的收入为176，中专文化程度就业者的收入为197，大专文化程度就业者的收入为212，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就业者的收入为242。因此，受教育年限不同，居民的劳动力质量不同，居民的收入就会出现差异。

3.公共教育作为收入分配调节手段的优势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埃克斯坦（Z. Eckstein）和哲里哈（I. Zilcha）用一个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了政府提供的强制性义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8]研究发现随着教育影响的代际推移，一国经济中的收入分布将变得更为平等；而且从长期来看，大多数国民的境况都将因政府提供强制性义务教育而得到改善。1992年格罗姆（G. Glomm）和莱维库玛（B. Ravikumar）在一个存在个体差异的世代交叠模型的框架里，比较了公共教育与私立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9]研究发现，在公共教育体系下，国民的收入差异比在私立教育体系下缩小得更快。他们还发现如果一个国家大多数人的收入在平均水平之下，该国选择公共教育体系将是更为可取的教育投资方案。(www.xing528.com)

如果将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与公共教育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虽然前几种再分配手段对居民收入差距有相当重要的调节功能，然而这几种手段更多的是对既定收入分配格局的事后调节，是一种二次层面上的再分配。二次层面再分配只能减缓收入差距的拉大，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收入分配受益者的竞争能力，也不太可能在初次分配层面上保证公平分配的机会。公共教育制度则不然，它不仅具有二次分配层面上的调节功能，同时还具有初次收入分配层面上的调节功能。一方面接受教育的花费是相当高的，教育支出通常占家庭支出的相当份额。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免费公共教育，能够直接减少中低收入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使得这些家庭能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另一方面教育具有投资功能，它直接影响各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如果公共教育能为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提供相当质量的人力资本积累，子女成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就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缩小他们与富裕家庭后代的收入差距。因此与其他手段相比，公共教育支出可能会是一个更为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手段，教育在改善不公平方面具有其他收入分配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因为它不仅仅改善了结果的不公平，还减少了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

三、我国教育发展与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急剧变迁。经济增长与繁荣的最大受益者是广大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举世瞩目的提高。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居民都从经济社会发展中同等受益。随着传统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和保障体系的瓦解，显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繁荣背后，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急剧上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教育快速发展，而同时也伴随着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密切而稳定的关系。

（一）教育规模扩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质量对其就业及收入的重要性，得到了大部分研究者的肯定。在我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对个人工资水平的正面影响仍然是非常显著的，即学历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仍然是影响工资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从各地政府制定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工资指导价位方面，得到了一定的反映，一些研究的结论也支持这一相关性。在我国，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教育回报率是逐渐上升的，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最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教育是决定下岗、再就业和收入的关键因素。[10]对经济活动人口而言，在决定就业地位时，教育比年龄更重要；教育对失业有着非常强的影响，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比仅受过初等教育者的失业率更低；对于女性而言，教育对其就业地位的影响则更大。[11]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上升以及文盲率的降低，不仅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城镇化发展以及提高农民收入创造了有利条件。[12]这表明在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受教育程度仍然是用人单位招聘时参考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政府部门也为不同学历的劳动力制定了指导性工资价位。由于工资性收入对绝大多数居民来说仍然是收入的主体部分，因此教育程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中就反映为工资的差异。

一般来说，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着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各类人才需求的日益增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大量增加，我国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显著提高。我国1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 3年提高到2007年的8.4年。其中男性从6.5年提高到9.0年，提高了2. 5年；女性从4. 1年提高到7. 8年，提高了3.7年。2007年底，我国总人口中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口占12. 6％，比1982年的6.6％增加了6.0个百分点；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占6. 2％，比1982年的0.6％增加了5. 6个百分点。[13]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教育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教育水平较低，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远低于同期美国的12. 74年和35％以及日本的12.55年和31％。[14]这说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倒U形”曲线顶点的左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前述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呈现递增趋势的特征，也证明了当前教育规模扩展增大了收入差距的事实。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教育规模扩展的结构效应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前我国教育收益率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扩张效应，先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收缩效应，即使教育收益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效应在实现上也会有所推迟，这是由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下所造成的。

如前所述，工资压缩效应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影响下，教育规模扩展使得教育收益率减少，降低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市场也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有技能的劳动力稀缺；另一方面低技能劳动力又由于低学历人口基数庞大而呈现无限供给的态势。再加上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高级人才市场缺位等，导致随着教育的扩展，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都呈现一定的“刚性”。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工资呈现压缩效应，即教育的扩展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平等化效应表现不明显。同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受教育年限的均值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起着较大的正向作用，即受教育年限的均值越大，社会的收入分配越趋向公平。[15]

（二）教育机会平等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对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起着较大的负向作用，即受教育机会越不公平，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具体来说，整个社会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越大，则越有利于收入最高的人群，而越不利于收入较低的人群。对于中间阶层的人群来说，整个社会受教育年限标准差的影响不明显。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受教育机会离散程度的扩大，将会引起收入最低人群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大，而收入最高人群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小，继而扩大贫富差距，恶化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

目前，我国现有的教育供给不足，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严重匮乏，而且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各收入阶层之间分布极不平衡，教育机会在分配上更倾向于城市、沿海发达地区以及高收入阶层，这就造成了城乡居民之间、地区居民之间以及高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我国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 700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西藏、青海、贵州、甘肃等西部省区的文盲率超过或接近20％。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对比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是20∶9∶1；受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为0.91∶1.0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为0.37∶0.55∶1。同时我国高低收入阶层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也同时在拉大。尽管随着人们教育观念的改变，低收入阶层通过接受高层次的教育来改善自己和家庭处境的愿望，以及对教育投资的偏好与高收入阶层相比并不存在差别，但由于收入的限制，他们对教育投资的能力有限，与高收入阶层在教育投资上的差距日益明显。一项调查研究表明，1992年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的教育消费支出差距为2.95倍， 2001年两者之间的差距扩大到4.01倍。收入差距的扩大意味着他们对教育投资能力差距的拉大，教育机会在各收入阶层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而这种起始机会上的不平等最终又会作用于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所获得的收入，从而导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由此，各阶层之间在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和他们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存在正相关关系。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造成了居民起始机会的不平等，直接决定了他们在人力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居民间收入差距的扩大。200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GDP的比值是3.26∶1.09∶1；上海人均GDP达到75 990元，而贵州只有5 750元。从城乡居民收入看，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将近1.2万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足3 600元；[16]2004年和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3.21∶1和3. 22∶ 1 ， 2006年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 172.5元。[17]从不同行业的收入来看，2006年全国十六大行业中工资收入最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最低的“农业”人均工资之比高达4.69，全国这一比值最大的省份已经接近6。[18]

同时，收入差距的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居民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由于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都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必然导致低收入者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在广大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于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对教育的投入不足，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直接带来大批低素质人口的积淀，加剧了城乡居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由此又反作用于其收入水平。而且，收入差距方面还存在“马太效应”，收入较高的居民的后代获得的教育水平，一般会高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居民的后代所获得的教育水平，从而由人力资本决定的收入分配会产生代际效应，使得居民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因此，教育机会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扩大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三）我国教育发展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政策调整

鉴于我国教育规模扩展对收入分配的平等化效应，以及教育机会不公平对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效应，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要想减少贫富两极分化的差距，政府在致力于通过再分配政策以解决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的同时，也可以通过伴随机会平等化的教育规模扩展来实现。所幸的是，我国政府已经在致力于这方面的相关政策调整。

第一，控制教育规模，促进教育公平。教育规模扩展并非只是高等教育的扩张，而是整个教育体系，包括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稳步发展。另外，教育规模扩展也并非无限制的、跨越式的规模膨胀，现阶段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并不一定有利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将来平均受教育年限越过临界点之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必将起到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作用。同时，教育规模扩展必须伴随教育机会的公平化，充分保证收入较低阶层人群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教育规模扩展过程中，如果没有解决好教育机会公平的问题，那么其教育规模扩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失效。因此，为促使国家经济健康、有序和稳定地发展，政府在增加教育的有效投入的同时，还应致力于完善学生资助体系，以保证学生入学机会的公平性。

第二，加大公共教育投入，调整投入流向。虽然通过教育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趋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只要在不同的阶段采取适宜的政策，就能发挥教育在缓解和缩小收入差距上的重要作用。政府必须提高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增加教育投入；把有限的投入更多地用于发展基础教育，特别是落后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教育；必须对低收入群体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增加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并改善教育条件，通过生活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教育，提高他们的选择能力，进而改变命运，摆脱贫困；必须发展高级人才市场，打破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最终通过教育的平等化效应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预期目的。

[1]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105.

[2] 关于国民收入及其分配形式，将在第六章作详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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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搜狐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收入比扩大到3. 28∶ 1 [EB/OL]. http://business. sohu. com/20070914/n252141373. shtml.

[18] 金羊网.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后果值得关注[EB/OL]. http://www. ycwb. com/sp/2008-01/10/content_1751255. 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