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学的源与流-教育经济学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教育经济学也不例外。如果将学科思想的萌发与积累看做“源”，那么学科形成和发展则可看做“流”。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教育经济学从源到流，历经了前学科时期、乐观时期、怀疑时期和繁荣时期等阶段。

一、前学科时期

教育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而在此之前教育经济学经过了长时期的积淀和孕育，出现了很多可以被称为教育经济思想的教育经济学朴素原型。这一时期是教育经济学的前学科时期，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教育经济思想的萌发与积累。

早在我国春秋时期，齐国杰出政治家、文学家管仲在《权修》篇中就指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其中“百年树人”的思想到现在仍是我们对人才培养和教育价值形成的长期性特征的经典表达。事实上，这可以说是最早期的朴素的教育经济思想。我国先秦诸子中认识到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教育的经济价值的还有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墨子、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等。

18世纪中晚期，西方国家中就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人的素质对生产力的影响，并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对教育的经济意义做了进一步的论述，提出了一些教育经济思想。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把人的经验、知识、技能视为国民财富的主要内容和生产要素。他还将教育投资等同于物资投资，认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1]尽管他没有直接对“人力资本”的价值进行估算，但他始终确信，“人力资本”投资会以较高的终身收入的形式获得巨大的利润。在对教育的经济价值做过深刻论述的早期西方学者中，值得一提的还有萨伊（Jean Baptiste Say）、穆勒（John Stuart Miller）、李斯特（ Friedrich List）等人。马克思也深刻地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他所创立的劳动价值论为我们科学度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奠定了理论基础。

尽管在18世纪和19世纪，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教育对个人收入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们很少运用数学方法分析和计量个人的教育收益。较早进行这方面尝试的当推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С. Г.Струмилин） 。 1924年，斯特鲁米林在《计划经济》第9期、第10期上连载发表的论文《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方法计量教育收益、分析教育的经济含义的文献。这篇成为现代教育经济研究起点的著名论文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体力劳动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第二部分是脑力劳动与教育程度的关系。他提出了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关系，劳动生产率与学历成正比，与年龄相比教育程度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更持久，办教育比搞建设的收益更大等重要观点。此外，斯特鲁米林还著有《苏联的教育经济学》等多部著作，并计量了苏联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和收益率。他运用统计方法计算出，一年的学校教育比起同样长时间的工厂工作，平均能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约1. 6倍，由此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相互关联的不解之缘，从而，为对教育经济学的独立思考和继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印证。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学者们不断地思考和研究教育的经济价值，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教育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成为教育经济学学科的源头活水。

二、乐观时期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经济、科技和教育迅猛发展，传统的经济理论一时难以解释诸多困扰经济增长的问题，人们开始另辟蹊径寻找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其间，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学科的形成。

雅各布·明瑟（Jacbo Mincer）是一位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作用的经济学家。1957年，明瑟在其发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一文中首次建立了个人收入与其接受的培训量之间关系的经济数学模型。之后，他在另一篇论文《在职培训、成本、收益与某些含义》中根据对劳动者个人收益率差别的研究，估算出了美国对在职培训的投资总量和在这种投资上获得的私人收益率。他的这些分析为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直接促使教育经济学形成，并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核心的是西奥多·W.舒尔茨（T. W. Schults）等人创设的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连续发表了若干重要文章。这些文章成为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奠基之作，包括《由教育形成的资本》、《教育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对人投资的思考》。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他认为，人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但人力的取得不是无代价的，而是需要耗费稀缺资源。舒尔茨在提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后还采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其比例高达33％。

除了舒尔茨，对教育经济学的形成至关重要的另外两位经济学家是贝克尔（ Gary S. Becker）与丹尼森（E. F. Denison）。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他自1960年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和《人力资本》。如果说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可看做教育对经济作用的宏观分析，那么贝克尔则主要从微观方面进行分析，弥补了舒尔茨只重视宏观方面的缺陷。丹尼森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在于对人力资本要素作用的计量分析。他与舒尔茨所不同的地方，是把教育因素算在人力资本因素之中，而不是把人力看做独立的因素。他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通过精细分解计算，论证出美国1927—1957年经济增长中有27％的比例归功于教育的发展，即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累。

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是教育经济学学科初步形成的时期。说它是乐观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发展的时期，大批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对这一新生学科注入了极大的热情，花费了大量精力，对教育经济学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这个时期有了以“教育经济学”命名的专著；有了评价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著作；有了较为细致的计算方法；有了关于这门学科的选编书目和资料。学科研究的范围与内容也有了很大的扩展，涉及教育与规划、财政等方面；同时还涌现出了一大批教育经济学专家。丰富的理论和社会背景为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加之此前在思想和研究上的积累，教育经济学最终以独立学科的姿态屹立于学科之林，并日趋成熟。

三、怀疑时期

自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产生后，教育经济学很快被许多国家所接受并成为这些国家推行扩大教育投资、促进教育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到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石油危机激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它们受到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以及高失业率的沉重打击，而高额的教育投资，却没有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更没有实现社会的平等。教育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愿望没有实现，很多地方的现实甚至与人力资本理论相悖，如“文凭疾病”、“过度教育”、极高的青年失业率等。这引起了教育经济学界人士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怀疑，认为人力资本理论不够完善，有难以克服的弱点。于是西方学者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主张，较有影响的主要有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社会化理论。

（一）筛选假设理论

在众多的质疑声中，首先向人力资本理论发难的便是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筛选假设理论是由美国学者阿罗（K. Arrow）、斯宾塞（D. Spence）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把教育看做一种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以便将他们安置到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装置，认为个人受教育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教育只不过是一种筛选的手段和方法。与人力资本理论相比，筛选假设理论有以下三个不同的观点：

第一，人力资本理论宣称教育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筛选假设理论则认为教育对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增强的作用，教育的作用只在于为雇主和社会提供信息以确定个体劳动者是否具备更高的生产能力或更好的可培训能力。

第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生产能力，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其生产能力决定收入水平；而筛选假设理论则认为教育只是让学习者获得了更高的文凭，雇主根据求职者的文凭高低确定其收入水平。(www.xing528.com)

第三，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通过提高人力资本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能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应进行大量投资扩张教育，因而主张一种积极的教育政策；筛选假设理论则认为教育只是通过文凭反映个人的能力，虽然对社会具有信息价值，但是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因而主张一种消极的教育政策。

筛选假设理论为分析和解决困扰世界各国的“文凭疾病”（ Credential Disease）问题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解释了教育水平的普遍上升为什么不能同步促进经济的增长和收入均衡，对于教育政策的制定也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建议，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但是，该理论更多的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描述和概括，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它只强调教育的信号筛选作用，而否认教育提高人的认知技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生较高经济价值的观点，使其具有很强的局限性。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是以马丁·卡诺依（M. Carnoy）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不是统一的市场，而是二元或多元的市场。劳动力市场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其中主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等特征；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没有升迁机会。另外，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较少。第二种是分为外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外部劳动力市场主要存在于小型的竞争型企业当中，具有不稳定、条件差的特征，其市场内劳动力的价格、分配以及培训方案直接由外部经济变量控制；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于大企业当中，相对封闭，其市场内劳动力的价格和分配由企业内的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管理程序控制。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享有外部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所无法享受到的权利和特权。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对劳动报酬和就业的重要影响，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及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中，政府为低下阶层失业者举办的训练课程和其他教育援助不能改善他们严重失业状况的问题。但是，该理论对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是不够全面的。

（三）社会化理论

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是一种认为教育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存和发展的激进理论。该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在西方国家，创始人是鲍里斯（Samuel Bowles）和金蒂斯（Herbet Gintis）。他们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受到西方教育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在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哲学领域均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社会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教育的经济功能源于它的社会功能，教育对人的社会化功能远比教育提高人的知识技能更为重要。教育的真正意义在于培养劳动者的某些适应生产的个性特征。第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等级化、分工化使得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个性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形成不是天生的，需要教育系统的培养。经济结构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教育改革和教育的扩展并不能改变经济的不平等结构，要实现社会平等，就必须改革经济结构。

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兴起，与舒尔茨所采用的新古典经济分析方法不同，它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发展之初的缺陷。同时，教育经济学针对时代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在一些新的方面进行了扩展。第一，对教育与科技革命关系的研究指出，高新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影响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不能夸大教育对培养高科技人才的作用。第二，对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认为，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过于简单，高等教育在实现收入均等化方面作用有限。第三，研究教育中的过度教育现象，其结果指出教育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并不一定是线性或者正向关系，特别是过度教育反而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第四，研究规模经济效益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提出通过规模经济效益把有限的教育资源应用于学校办学的各个环节。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教育的经济价值持怀疑态度或悲观态度的大有人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经济学的发展进程。即使如此，也没有人完全否定教育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相反，通过这一阶段的反思，学者们更尊重客观规律，更讲求客观事实。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让更多的研究者摆脱其束缚，反思其合理性，在客观上推动了教育经济学的发展。

四、繁荣时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教育经济学发展日趋成熟，进入了繁荣时期。以新的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以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为背景，研究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科技革命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教育的影响以及教育发展中的经济问题成为90年代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教育经济学还借助于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的成果，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被引入教育经济学领域，对教育制度的改革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Ronald Harry Coase）和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等创立的，他们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修正。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对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创新的解释和分析以及其产权理论对教育产权改革的支持。

第二，社会资本理论将人力资本理论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社会财富的增长是人力资本与社会人际关系等构成的一切社会关系共同作用的成果。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社会经济增长，把社会心理关系、社会契约、组织结构、家庭结构、共享规范、规则体系等引入分析中。教育不仅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同时，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协同效应。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效应。从社会资本理论这一新的视角研究教育对社会资本投资、形成与影响以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利于我们准确、全面地把握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此外，在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变的背景下，以新的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研究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教育发展中的经济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更多关注。受英美等国家教育发展的影响，教育经济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就是对学校选择与学校效率的研究以及与这些教育改革相关的政策问题的研究。在教育生产微观层面，关于学校的研究是教育经济学近年来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关于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公平以及对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资助问题的研究也成为教育经济学关注的焦点。

教育经济学繁荣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在中国的发展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指导。教育经济学在中国引进和发展的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转型为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的教育经济学也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在学科发展和服务社会等方面成绩斐然，并努力在研究的个性化和原创性上取得进步。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在研究选题和内容上，由最初的以探讨教育生产属性、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教育投资与效益等基本理论问题为主转变为以教育财政体制、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与就业、教育与收入分配、教育公平与效率、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的教育差异等紧贴教育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主。[2]在教育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中，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诸如各级教育发展规划、高等教育扩招、高校规模效益、一费制改革、教育均衡发展等具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支持。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教育的经济价值问题研究过于平面化、对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衔接问题研究不足以及对微观问题缺乏研究等。同时，这些问题恰恰显示了教育经济学旺盛的生命力，伴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也必将进入全新的阶段。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59.

[2] 肖利宏.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特点及主要理论贡献[J].教育与经济，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