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奥尔赛的南巴黎大学数学系给我一间办公室，是在二层楼图书馆那层，与萨米埃尔、昂利·嘉当的办公室靠近。昂利·嘉当教授当年70岁左右，由巴黎的高等师范学院转到南巴黎大学教书，而且教基础课，我有听他的课。嘉当关心苏立的健康情况。1985年夏天，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见到陈省身教授，和他谈他的挚友昂利·嘉当和格罗滕迪克的这些事。
奥尔赛的南巴黎大学数学系给我一间办公室，是在二层楼图书馆那层，与萨米埃尔、昂利·嘉当的办公室靠近。
昂利·嘉当教授当年70岁左右，由巴黎的高等师范学院转到南巴黎大学教书，而且教基础课，我有听他的课。他教书非常好，娓娓动听，就像老爷爷给孙辈讲故事，而且能在最短时间让听众了解最深奥的内容。看他教书的情形让我感动。这也使我以后决心要成为像他那样的“好老师”。
有一天，在走廊见到嘉当教授，我的法文当时还不行，只好用英文问候他，并告诉他我刚刚从苏立住处回来。
嘉当关心苏立的健康情况。我说了与他泡澡的惊奇发现：他不知道雅各布森的经典环论工作，而惊异他随口就说出结果。
嘉当笑着说：“苏立是一个天才，读书很少，是与众不同的数学家。”
我对嘉当说：“我想我设法说服苏立回来搞数学。他喜欢数学，数学又这么好。不从事它是非常可惜的事。因此想和他谈数学，让他忘记车祸，减轻肉体的痛苦。”(www.xing528.com)
嘉当说，他认为苏立不会再回来从事数学研究，因为他是很固执的人。当年他宣布离开布尔巴基之后就不再回来。
最后他说：“如果你能说动他回来搞数学，就算以后你不再从事数学工作，法国的数学界也会感谢你的。”
有人问我，苏立后来有没有做数学研究。答案是有，但那是16年后的事了。
1985年夏天，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见到陈省身教授，和他谈他的挚友昂利·嘉当和格罗滕迪克的这些事。
当时陈省身教授劝我应该写格罗滕迪克的事迹，让更多人能了解他。我回答目前我教学任务太繁重，可能不行。或者等我退休之后再动笔写。搞不好会像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样要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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