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维尼翁和平示威，警方干预，数学家被捆送，格罗滕迪克冷漠

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勒内·托姆（René Frédéric Thom，1923—2002）教授及夫人（她和女儿教我学法文）劝我不要卷进格罗滕迪克的家庭纷争，应该搬出来。他们非常好，与奥尔赛的宿舍负责人商量，让我能在学生宿舍找到居住的地方。夏天宿舍关门，他安排我住进他巴黎的小公寓。

托姆

托姆于1923年9月2日生于法国蒙贝利亚尔。1943年进入高等师范学校，1946年毕业后到斯特拉斯堡大学，跟随昂利·嘉当和埃雷斯曼（C.Ehresmann）读博士，在这里他结识了吴文俊并受到吴的影响。1951年他写出博士论文《球丛空间及斯廷罗德平方》，获得国家博士学位。因之前在微分拓扑的工作特别是配边理论于1958年获菲尔兹奖。这个漂亮的工作不仅引出一系列新配边理论，而且对数学产生冲击性的影响。

托姆于1968年建立了突变论。突变理论以微分拓扑学中微分映射的奇点理论为基础创立，为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提供各种数学模式。突变理论系统论述于1972年出版的《结构稳定性与形态发生》一书中。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语言学等方面已有不少应用。除了通过各数学分支的间接影响外，拓扑学的概念和方法对物理学（如液晶结构缺陷的分类）、化学（如分子的拓扑构形）、生物学（如DNA的环绕、拓扑异构）都有直接的应用。

这时托姆的兴趣转向生物学、语言学和哲学，并建立“语义物理学”。1989年《语义物理学概要》出版，提出他的一套科学哲学体系。

格罗滕迪克曾要托姆参与他的代数几何讨论班，托姆却以他很懒回绝。格罗滕迪克写信批评他。托姆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与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其他同事的关系比较起来，他与格罗滕迪克的关系“不那么愉快。他的技术优势太有决定性了，他的讨论班吸引了整个巴黎数学界，而我则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供给大家。这促使我离开了严肃数学世界而去处理更一般的概念，比如组织形态的发生，例如形态发生学，这是更吸引我的主题，引导我到一种非常广义形式的‘哲学’生物学”。

后来格罗滕迪克在巴黎市区租了一个大房子，要建立“公社”，希望我搬去住。我曾去看过，但是我听从托姆教授的劝告，不要卷进“格罗滕迪克龙卷风暴”里，不然会遍体鳞伤，死无葬身之地，而且我觉得自己也不适合那种“嬉皮士”的生活方式，于是拒绝格罗滕迪克的邀请。

贾斯廷·斯卡尔巴（Justine Skalba）是罗格斯大学著名教授格伦斯坦（Daniel Gorenstein）的博士生，她刚刚完成群论的博士论文。在听到格罗滕迪克在罗格斯大学的演讲之后，她竟然不顾父母的劝告跟着他到法国。

1972年8月格罗滕迪克回到巴黎，他介绍贾斯廷给我认识。我对贾斯廷的轻易离开美国、追随格罗滕迪克的做法不认同。有一次，在阿维尼翁一次和平示威中，警察开始干预，骚扰并驱逐示威者。当他们开始对付格罗滕迪克和贾斯廷时，他变得非常愤怒。贾斯廷回忆道：“他是个好拳击手，我们看到警察向我们走来，大家都很害怕，接下去我们看到的是这两个警察已经躺在地上了。”格罗滕迪克打倒了两个警察。其他警察将格罗滕迪克制伏后，贾斯廷和他被捆着放进一辆货车里送到警察局。不久后两人被释放。

由于我想去美国纽约旅行，贾斯廷安排我去她父亲家住，并请她父亲去机场接我。

我第一次到美国的城市是纽约。斯卡尔巴伯伯来接我到他的布鲁克林的家。他说这房子是纽约下层阶层住的地方。但是我看他的房子非常干净，而且惊奇的是两个靠墙而立的大书架上有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德国哲学家的书，这些都是具有文化和思想深度的著作，让我对这位犹太裔工人出身的老者深为尊敬。

从美国回来发现格罗滕迪克结束了巴黎的“公社”，他也没有在法兰西学院教书，而是回到母校蒙彼利埃大学当教授。贾斯廷生了一个孩子取名叫约翰（John），与格罗滕迪克住在洛代沃（Lodève）的维勒坎（Villecun）村庄一个农民的偏房，这房子没有电和厕所浴室。晚上得点煤油灯，要洗澡得到很远的郊野一个有温泉的地方泡澡，大小便要跑到附近的草丛就地解决。法国南部冬天多雨，要大小便就得拿雨伞，真是不方便。

格罗滕迪克租住维勒坎农民的没有电灯和厕所的偏房（1973年）(www.xing528.com)

格罗滕迪克这时吃全素，而贾斯廷身体虚弱，希望能吃肉补充蛋白质，她在格罗滕迪克去蒙彼利埃大学教书时偷偷买肉吃。不幸这举动被格罗滕迪克发现，暴怒的他把她逐出家门。她抱着两岁的小约翰到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来，希望有人能帮她调解。没有人敢向格罗滕迪克说情。

贾斯廷带着小约翰回到奥尔赛向我哭诉，暂时住格罗滕迪克的大弟子德利涅的宿舍。我当时对她说：（1）不要住在德利涅那里，因为格罗滕迪克当上高等科学研究所的终身教授后，因为发现研究所获得法国军部的经费援助而要德利涅与他一起辞退研究所工作。德利涅不愿意。而且还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钱主持一个关于l函数的会议，让格罗滕迪克对德利涅这个爱徒的看法改观，认为他是像出卖耶稣那个犹大一样的“混蛋”，贾斯廷去依靠他的“仇人”真是“罪大恶极”。（2）法国是居大不易，没有钱很难生活。她的法语和我一样不灵光，不容易找工作照顾小约翰。她应该赶快回美国。在美国找一个教职，和父母好好养育约翰。美国生活比法国容易得多。

贾斯廷回美国在罗格斯大学找到教职。我的祖师爷加拉格尔的同门师弟本比（Richard T.Bumby）是罗格斯大学教授，后来和贾斯廷结婚，很疼爱小约翰，视如己出。贾斯廷的姓也由斯卡尔巴变成了本比。贾斯廷的身份由我的师娘变成祖师叔婆。

本比

1986年夏天本比教授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休假，他们全家来拜访我。我问有没有格罗滕迪克的消息？贾斯廷说不久前是约翰的13岁生日，她写信给格罗滕迪克问他作为约翰的生父，是否能送他一件礼物表示对他关心，谁知他却连一封回信都没有，真令她失望。听到这消息，我马上从书架上拿出一套阿西莫夫（I.Asimov）的科幻小说送给约翰作礼物。

格罗滕迪克可能会变得非常极端，有时候表现得不太厚道。格罗滕迪克的巴西好友里本鲍姆回忆说：“他不是什么卑鄙的人，只是他对自己和别人都要求很苛刻。”他会把朋友变成敌人，把学生当成叛徒。我想这和他的出身及经历有关。

2015年4月17日，挪威奧斯陆大学的莱于达尔（Olav Arnfinn Laudal）教授在挪威科技大学以“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20世纪无国籍数学巨人”为题演讲。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卢布金（Saul Lubkin）是我美国的好朋友。他曾在韦伊的推荐下在《数学年刊》上发表两篇厚厚的关于韦伊猜想的论文。就像患精神分裂症的纳什，卢布金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地到处流浪。我认识他时，他受到少许压抑，常处于正统派犹太教徒及数学流浪汉之间。原来格罗滕迪克曾写了一封非常令人讨厌的信，贬低他早期的作品，剥离他的所有荣耀，告诉他该去跳湖自杀。”

格罗滕迪克对卢布金严厉的评论，说那些话伤卢布金的心，特别地，他也是一个犹太人，中国人不是说“血是比水浓”吗？对此我感到奇怪。

格罗滕迪克年轻时来巴黎，在高等师范学院认识一些年轻的数学家塞尔、卡蒂埃等。后来也参与“布尔巴基学派”的活动，有一个时期是他们的领导之一，但是很快他就脱离他们的活动，除了偶尔参加“布尔巴基讲习会”。

我曾问他“布尔巴基学派”对现代数学的推动有很大的贡献及影响，为什么他会想退出该组织？

格罗滕迪克说他“不喜欢这些人的布尔乔亚习气。他们讲究找景色优美、旅馆舒适的地方去讨论数学。做数学就做数学，不需要有安逸的环境才做数学”。

这真是印证了一句老话：“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想他与这些出身较上层的人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