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石孙不畏波折，敢于发表不同意见

1955年，政治运动开始了。1957年，北大很多师生被打成“右派”。丁石孙虽非“右派”，但由于与“右派分子”有信件来往，1958年1月被下放到北京一个穷苦的地方劳动，直到11月才回北大；是年夏天还受了严重警告处分。丁石孙虽心里不服，可也感激别人的暗中相助。因为按当时的“标准”，他当一个“右派”是绰绰有余的，严重警告已经是很客气了。

但丁石孙并没有沉默，对于当时的一些荒唐事，他敢于站出来发表不同意见。1958年有很多张大字报针对丁石孙，说他搞科研脱离实际。丁石孙很生气，决心不再搞代数。

到1959年，政治气氛变得比较宽松了。回到北大后，系里要求丁石孙带学生搞控制论，他就答应了。此外，当时计算机也比较时髦。但计算机编程还处于初级阶段，非常烦琐。丁石孙不久就发现，要把这些东西彻底搞清楚，就必须弄明白数理逻辑，了解算法论。于是，他就开了算法的课，带领学生一起研读苏联数学家的俄文原著，那时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译著。

麻烦很快又来了，丁石孙回北大提意见的事，在1959年下半年被人抓住了“小辫子”。正巧数力系换了个领导，批判了不少教师，丁石孙也因为家里的一些所谓的“问题”而于1960年被开除出党，但经过申辩，1962年又被甄别平反，很快又恢复了党籍。

1963年，丁石孙参加了万哲先的一个讨论班，研读法国著名数学家、布尔巴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舍瓦莱（C.Chevalley）的《李型单群》，但大家没念完。1964年1月，学校派一些人到农村搞“四清”。与丁石孙同行的还有姜伯驹和周民强等。后来政治形势略为宽松。11月，丁石孙又回到了北大。

1965年，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丁石孙授命精简高等代数课，为此编写了一部教材《高等代数简明教程》。他也没想到，这本代数学教材后来评价很高。

丁石孙的回忆录

在《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中，丁石孙回忆道：“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用剪刀加糨糊的办法，从1953年我和聂灵沼、王萼芳翻译的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第3卷第1分册中挑选内容，自己再添点东西，把前后的内容连接起来。1966年2月，初稿完成。高等教育出版社准备出这本书。他们审稿抓得很紧。当月我又到了上海，住在华东师大的一座小洋房里。审稿的人有华东师大数学系主任曹锡华、北师大的刘绍学、吉林大学的谢邦杰，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去了个编辑。记得审稿前后用了两周时间。在这两周里，我一边审稿，一边根据大家的意见做修改。编辑就进行编辑加工。两周后，稿子就可以付印了，效率非常高。(www.xing528.com)

审稿完成之后，我回到北京继续上课。大概4月份，高等教育出版社通知我，他们准备将这本书拿到日本的图书展会上展览，让我认真校对一下。我认真校对了两遍。这本书刚出版，‘文革’就开始了，所以我没看到新书。我第一次见到这本书是在1971年。当时我刚从江西干校回来，在学校图书馆见到这本书。图书馆的人告诉我，这本书在海淀中国书店当废书在卖。我就去买了一本。1974年，总参三部要我们给他们培训一批搞密码的干部。他们送来的学生一般都是高中毕业，课要从高等代数讲起。北大数力系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段学复。他建议总参三部的人去找高等教育出版社，把我写的这本书的底版要来。总参三部利用这个底版印了一批书，给他们的学员使用。

对这本书，我还是有点伤心。因为我花了很大力气，结果它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四人帮’被打倒后，大概是1978年，教育部又想重新修订高等代数教材。我当时有点气愤，拒绝参加这项工作。最后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由王萼芳、石生明稍作修改，改名《高等代数》出版。1988年，这本书获得高等学校教材一等奖。我虽然没有参加修改，但后来这本书每次得奖，他们都把奖金分我三分之一。因为这本书的底子是我打的。”

1966年5月，“文革”爆发了，丁石孙也挨了批斗，幸好不是很惨，也被“文明抄家”几次，后来又被关进黑帮大院，不过相比之下没吃很大苦头。

1969年上半年，北大的武斗终于停止，往日的工作稍稍恢复。可到下半年，北大两千多人都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的干校。名为“干部学校”，实际是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的变相劳动改造场所。丁石孙举家前往。鲤鱼洲当时是一片荒地。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没什么人管，大家倒也相处得蛮愉快。他被分到种菜班，每天干农活，挑粪桶，给菜上粪。儿子丁诵青在干校读小学，干的活也是种菜。

丁石孙的侄子丁明在发表于《新民晚报》的一文《我的大伯丁石孙》中说：“上世纪70年代初，伯父曾在江西有一段艰苦岁月。他先是住在鲤鱼洲荒地的草棚里种菜，后到德安化肥厂担任司务长（食堂采购员）。在鲤鱼洲时，他一家三口分在三个连队，半个月才放一天假，团聚一次，到附近小镇上买点糖果给儿子吃就是一种奢望了。在德安化肥厂，伯父每天早上推着两轮车走三里地到城里买菜。如果当天能买到一块豆腐，那是一件喜事了！在这期间，我家也遇到难事，生计几无着落。大伯父闻讯后，寄来15元。母亲得知大伯父收入也就每月45元，三口之家不容易，就把钱退了回去。大伯父又寄了过来，并来信安慰我们，生活再苦也不能使孩子们成长受到影响。我母亲读信时，忍不住感动得流下热泪。这期间，即使在伯父收入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时，照旧寄来15元，直到我家状况好转。”

1971年，北大干校撤销，丁石孙才最后一批离开，回到北大。

丁石孙后来回忆道：“‘文化大革命’中让我去劳动，劳动本身是有益的，所以我在劳动中非常认真，监督劳动的工人和我变成了朋友。后来我当了北大校长，我们仍是很好的朋友。我还在‘五七干校’做过饭。那时我天天挑着担子去买菜，要是哪一天能买到豆腐或是好吃一点的东西，我会非常高兴。因为做饭本身与我遭受的不公平是两回事。所以，只要让我做一点事，我就要认真地把它做好，并且能够从事物本身当中寻找到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