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做研究，智者剥削他们。
——威尔斯（H.G.Wells，1866—1946）
S是我校数学系的讲师，50多岁。可是身体极差，秃头并患有糖尿病及高血压，为有效地控制血糖和血压，他每天服用10种药物。
他原在美国一所名校做一位著名数学家的博士研究生，可惜他的博士论文不被教授认可，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他心里受打击太大，不再找另外的导师，也不再做争取博士学位的考虑，来到我校做一个收入低微的讲师，一做就做了26年。
讲师的收入不高，他也在另外一所学院兼职，并且教学任务繁重，教的都是那些商业专业学生的数学或者一些高中数学基础太差、进入大学要补的高中数学课程。
他有一次听我在系（那时数学和计算机是合并的）里做与我的研究结合的数学史通俗演讲之后，跑来找我说很喜欢我搞的数学。
他知道我在法国做研究，在几位布尔巴基学派的大师的帮助之下学习数学。他说他以前也是搞近世代数的理论，只是工作繁重身体不行，就停止下来。他想有机会可以和我一起研究，学习我创立的数学理论。
可是他讲过之后，却没有再来找我。我自己也忙，没法督促他与我一起研究。我是采取姜太公钓鱼的态度：“愿上钩者自来。”要和我做研究，就自发来找我，我不想勉强别人来做。因此这20多年里，虽然他会来找我聊数学以及数学家的一些事迹，但从来没有和我合写过一篇论文。
博士论文的失败，想来对他的打击很大，他觉得自己不行，不能再做研究。虽然我几次向他说明我能指导完全没有基础的大学生做出一些新的发现及发表一些论文，虽然他有很好的训练，可是他却从来不敢尝试做一些研究。
我快要退休了，也想告别数学圈子，想在最后的时间与他合作一篇研究论文，欢迎他成为我的“关门门徒”。可是发现他的身体日益衰弱，只好作罢。
当时加州遭受严重金融风暴。州政府没有钱花在教育上，大学教育经费削减，虽然教授工会和政府定下约定不能开除教职员工，可是我们教职人员都被迫自动“不取薪休假”，我每个月的薪水少了近500美元。
大学生学费要增加30%。而本来有一些经费给程度差的学生补英文和数学课，如今都取消，这些课的讲师无书可教，系主任很头痛怎么给他们安排课程，可以预见不久就会有大裁员的举动。
S忧心忡忡，怕教了26年的职位也不能保。他曾告诉我，由于收入低，又生活在生活水平高的硅谷，他结婚后不敢生孩子，就不必担心孩子教育费用问题，可是却要担心“老来无所养”。
我们的退休基金也在这几年的经济风暴的侵蚀下，少了45%以上。
他是真的喜欢数学的人，阅读了许多关于数学家的传记，我想他肯定遗憾自己不能成为一个数学家。
他一直以为自己不会有发现，不能创新。虽然我曾尝试几次想要搬开他心中那块“我不能再有任何发现”的大石头，但是都不成功。
之后他告诉我，他在写一部小说，是关于数学家的，里面有一些我的老师G的影子。他希望写好后，我能帮忙看看并提意见。(www.xing528.com)
我对他说我也准备在退休之后，以我的老师G教授的事迹写本小说，希望能像法国的罗曼·罗兰花十年时间写《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样，把他的一生讲给不懂数学的读者。
他说他喜欢文学和写作，他在大学的主修是英国文学，但是人们对他说以后很难靠写作为生，于是他去念数学，希望以后有一个安定的教书生活，这样他就能业余写作。
他说他想写一个“坏的数学家”的小说，这个人靠盗窃他人的成果而达到他的学术地位。
我说我知道许多这类坏数学家的例子和故事，科幻小说家威尔斯说：“傻瓜做研究，智者剥削他们。”我可以提供一吨的资料给他，他可以写进他的小说里去。
他听我讲述了一些，问我为什么自己不写。我说这些人的事迹可能教坏子孙，我想还是不写的好。
有一次我谈到一位美国数学家贝尔（E.T.Bell）。贝尔是一个作家，写过科幻，我很想看贝尔写的东西。他说他有贝尔的科幻小说，并愿意借给我看。
结果他贵人多忘事，一年多还没有把书借给我。有一次，我刚好上完课回办公室，在走道上遇到他，他说他教完书准备回家，我说我们可以聊20分钟。
我问他身体状况怎么样，他回答还好。我问小说写得怎么样，他说快要写完了。他说：“写作像白老鼠在默比乌斯曲面上跑，永远没有尽头。”
贝尔与其名著（中译本叫《数学精英》）
默比乌斯曲面
他说他找到贝尔的科幻小说《生命的种子和白百合花》（Seeds of Life and White Lily），答应下星期二来找我。
我说好，下星期二我们教完书之后，可以对他讲我创立的“平衡图标号”理论，我希望在我完全退休之后，他能和我合写一篇论文。我对他说，克拉克（Eugenie Clark）曾说：“并没有很多人对基础知识的最终权力和潜在用途感恩，这些基础知识是由隐姓埋名的研究者，穷尽毕生的精力，在不考虑金钱及物质上的回报，并且在看不到任何实际应用的情况下，一点一滴地累积起来的。”我叫他上学校网站看我放在上面的论文。
他说好，周末会去看。我希望最后能使他写出一生的第一篇数学论文。在这经济危机的凄风苦雨之下，我衷心希望我这位朋友能平安度过，不被大学解聘，还能在大学继续过日子。
今天我看到了我2009年9月15日写的这篇文章。我感到遗憾，我没有与S共同撰写论文。几年前他因癌症去世了，我仍然保留着他给我的贝尔的书。当我离开联合城时，我将所有的数学、计算机科学和英语文学书籍捐赠给中国的大学。当我看到这本书在我手中时，心里感到很难过。我没有机会阅读他关于“坏数学家”的文章，但我可能会在我的书中写下一两个这样的数学家。希望年轻一代能够看到数学界的负面因素。
20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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