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好朋友是木匠，我到新加坡都会去探望他。在他的客厅里有一个用玻璃框裱好的字“博爱”，上面题款是“孙文”。
最初我以为这是他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后买回来的复制品，不怎么在意。
他看我对这字无动于衷，就说：“你以为这是复制品吗？这是真迹，是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题赠给一个帮助中国革命的华裔的墨宝。”我好奇地问：“你怎么得到这个宝贝呢？”他说：“我是从垃圾桶捡来的。”
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他解释了得到这文物的经过，的确是从垃圾桶得来，而且得到时全不费功夫：
有一次，他被请到一个新加坡的有钱人家去修理一些古董家具。工作完后，他把一些木屑废料倒进垃圾桶，发现桶里有一卷宣纸，他好奇地打开一看，不禁叫起来：“好呀！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字。主人却把它当垃圾丢掉！”于是他就把这个东西与工具箱放在一起带回家了。
朋友解释他工作的这家主人是第三代的华侨。这份中山先生的墨宝相传是主人的爷爷时代得到的。第二代可能还当作传家宝看待，可是第三代的孙子受的是英文教育，对中国历史完全不了解，数典忘祖，因此就把这个珍贵文物当垃圾丢弃了。
这种情形在新加坡很普遍。创办厦门大学的陈嘉庚先生的孙子在回厦门大学参观时感慨地说，他们家族百分之七十的成员是受英文教育，不懂华文。
我这几年把我的大部分藏书捐给学校和另外一所当地私立学校以及朋友、同事。去年还送走了4 000本左右关于电子计算机的书籍给图书馆和我的学生。
有一次我把一纸袋的关于拓扑学的书籍送给一个数学系的同事。他惊喜地说：“你的垃圾是我的珍宝。”我对他说：“你说错了，这些都是我的珍宝，不是垃圾，但我想我以后不会在这方面做研究，这些东西对您可能还有用，所以宝刀送给英雄。”心中虽然不舍，但要学会赠予出去。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数学系有一个著名的华裔数学家，名字叫樊
（Ky Fan，1914—2010），曾任台北“中研院”院士和“中研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32年秋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姑父冯祖荀在北京大学任数学系主任，他在1985年正式从圣巴巴拉分校退休，退休后为了帮助中国发展数学，把自己40余年珍藏的数学书和杂志，除少量自己常用之外，其余全部捐献给大学图书馆。过了一段时间，到1993年，他还飞到北京想看看他的这些宝贝怎么处置了。结果他惊讶地发现这些书被堆积在一个角落的地上，令他心中不是滋味——我的宝贝是你们的垃圾！(www.xing528.com)
听说他回来之后心情就像一个父母把他们所疼爱的孩子交给认为可以信托的人去照顾，结果却发现孩子像《悲惨世界》的小柯赛特那样被虐待做苦工，令他悲痛不已。
我以前对数论很感兴趣，收集了许多很好的解析数论和代数数论的书、杂志及论文。其中有一本是1955年在日本举办的国际数论会议的会议记录，里面有当时参加者的照片，还有谷山丰（Yutaka Taniyama，1927—1958）的论文。就是谷山和他的朋友志村五郎（Goro Shimura，1930—2019）提出著名的谷山-志村猜想，可惜不久他就自杀了。后来英国数学家怀尔斯（Andrew Wiles）基本解决了谷山-志村猜想，困惑数学家358年著名的“费马大定理”才被证明。
这本书我都舍不得给我最敬爱的华罗庚教授及陈景润、潘承彪教授。最后，我送给了办公室隔邻的埃德加（Hugh Edgar）教授。他是一个真正的数学家，每天早上3、4点就在办公室做研究，中午12点之后就打羽毛球，晚上也在办公室工作到10点才回家。已经坚持20多年了。
我称他为“叔叔”。他搞的是代数数论。这位埃德加叔叔看到我送书给他，眼睛发亮，他说：“哇，你有这本好书，怎么不早跟我说？其中很多珍贵资料是今天无论用多少钱也无法买到的，你真的要给我吗？我找了几十年都找不到这书。”后来他面露忧色：“孩子！你是不是快要死了！对不起，我这样直接问你。为什么你把你珍藏的书到处送人？请你坦白回答我。”
我们这幢建筑物中已经有8位教授先后得癌症过世了。不久前我常腹泻，而且淋巴结肿大，最初也以为自己得了癌症，还好上帝希望我留在人世间多做点事，不要我这么快到天堂去，结果虚惊一场。因此他会这么问我。
我回答说：“我身体除了高血压外还好。我只是觉得我不会再在数论方面做任何研究，这些书籍和资料就给一些对他们有用的人。我希望还能多活几年，做我的数学史和图论的研究。”
很可惜不久之后，他得了帕金森病，手不断颤抖，不能教书，回到加拿大温哥华去了。而我也在10年之后跟他一样，手也颤抖，结果申请提早退休。但是能在原校教5年课（是一半的课程）。
后来我和埃德加教授10年没通音信。2008年2月20日，我问系秘书有他的近况吗？很高兴知道他的帕金森病好转，而当年1月他还到美国圣地亚哥参加数论会议。我对这些身残而继续探索真理的人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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