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编辑部自我审查的增进与边界拓展

如前所述，自我审查会采取一系列的特殊手法处理新闻报道。在确保政治安全的前提下，除非实在找不出有效的办法“偷渡”新闻，对于有着强烈的专业诉求的新闻从业者来讲，自我审查在中国现实语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不报道”的问题了。

对于存在着报道可能性的议题，新闻从业者巧妙利用或转换“合法化框架”，采取曲折、含蓄的新闻表现手法，通过各种策略“瞒天过海”、“偷渡”着敏感新闻或信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一点点地“偷渡”、一次次地小心试探，其实是在新闻实践中一点点地突破了一些束缚、一点点地廓清了模糊地带的边界，更平衡、更多地传达了新闻信息。

当然，自我审查采取的策略，可能会弱化新闻信息的矛盾张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信息变形、流失；但是考虑到现实情境中外在控制的严厉性，这些代价也是不得已的，毕竟以此为代价进行自我审查增加了信息传达的可能性。

业界实践已经证明，在现有制度架构之下，寻找“合法化框架”对中国新闻生产意义尤其重大。许多市民社会议程得以形成，都与“合法化框架”的使用密切相关。比如对城市收容遣送制度的报道依托了“平等”、“公正”等“公民权利”框架，环境保护新闻大多都置入了“可持续发展”框架等，以化解现实的风险。(www.xing528.com)

自我审查在使政治风险最小化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在争取公开报道的可能。舆论导向正确是确保新闻生产的基本逻辑，新闻组织通过自我审查担当了守门人的角色，在严厉的外在规训来临之前先排除掉风险，避免了因报道偏离宣传禁忌太远而招致无法承受的惩罚。因此，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回应审查的策略。

这也就是说，尽管自我审查对新闻议题和新闻信息具有强大的“过滤”、“选择”和“赋予意义”的作用，但是从媒介组织自身的努力程度来讲，我们也必须看到自我审查对新闻生产积极的一面，即通过自我审查，新闻的确规避了政治风险，同时也增加了对高度敏感的话题进行报道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自我审查使公共利益和媒体利益最大化，特别是在调查性报纸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独特的媒介体系下，自我审查本身变成了一股潜在的增加媒体在制度框架内的新闻自由的力量，而不是简单的威胁新闻自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