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报纸编辑部自我审查研究

1．管理媒介话语、确保“政治正确”是新闻生产的前提

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情境中，新闻必须“安全生产”，即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新闻生产，既要生产，更要安全。

这意味着两个面向：高品质报道和规避风险。

高品质报道是从新闻专业的角度对新闻产品进行质与量的内容控制，必须保证每天（针对日报）有足够的、达到专业品质要求的新闻填充报纸版面，达到连续生产的目的，这是媒介专业性的体现。

规避风险则是基于报纸生存与发展之计，对新闻话语进行控制与管理，将新闻报道规范在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规避潜在风险或将之降至最小，进而实现媒介组织利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是报纸生存与生产的前提。显然，这一话语管理是通过自我审查实现的。

当然，报纸上呈现的新闻报道就是这两个面向的控制相互博弈的结果，即新闻专业逻辑与市场因素、政治因素在新闻生产中共存与较量的体现。在新闻生产中，这两个面向经常会发生冲突、妥协，访谈发现专业逻辑时常会向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低头。“政治第一，新闻第二；宣传第一，传播第二”^[1]，是众多新闻工作者新闻实践的思想原则。

这是特殊语境使然。“政治正确”是“安全生产”的基本前提，不容丝毫马虎。“舆论导向正确”既是中国新闻从业者新闻生产的基本出发点，是其认同现存体制的体现；同时，也是其在既定体制内进行新闻实践可资“反向收编”、正当化自身行为的话语工具。因此，“舆论导向正确”绝不仅仅是生存的计谋，对于中国的新闻从业者而言，这也是赋予他们实践这种现实意义的基础。

因此，从媒介组织的角度来讲，通过自我审查实现报纸生产的话语管理，以规避风险、确保安全生产，是新闻生产中更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控制面向。不同级别的编辑的把关侧重点正说明了这一点。

2．自我审查是中国“新闻室的社会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审查也可以纳入我国“新闻室的社会控制”之中。(www.xing528.com)

“新闻室的社会控制”是布里德的重大理论贡献。它反映了一个报纸编辑部内部的工作生产环境，是编辑部的社会和文化氛围（或者“压力”），也就是新闻生产是在何种相互认同的基本框架中进行。

与布里德的“新闻室的社会控制”相比，我国自我审查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它是一个组织化的建设过程，以媒介基于现实因素与身处其中的权力结构合作为前提，并“被新闻室制度化了，也被记者内化了”^[2]，以此区别于西方新闻室内悄悄执行“政策”、以非正式的方式潜移默化的实现途径。

在我国新闻室内，“舆论导向正确”原则上不容许有丝毫“误差幅度”，因此自我审查的机制是清晰明确的，完全不同于香港地区新闻室内的“暗示”与“模棱两可”^[3]。

除了布里德看到的众多非正式的“社会化”途径（如同事压力、流言蜚语、朋友网络、MSN聊天）外，内地媒介组织更多地以正式的途径，将政治、经济等外部压力投射到组织的内部常规中，并通过一个组织化的建设过程予以实现。

首先是新人招聘标准的偏好与岗前培训。报社在新人招聘时都有自己的偏好，比如党报招聘优先考虑党员、首先要政治上可靠，而都市报则要求年轻、有活力、能“跑”新闻。新招聘人员上岗前会由报社集中组织培训，由报社领导或有资质者传达报社的价值观、新闻纪律以及专业偏好等，事先在某些敏感问题上“打好预防针”^[4]，比如涉及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报道要十分慎重、记者不得参与群众游行（以个人身份也不行）等。

其次是常规的编前会业务探讨与交流。一般而言，报社每天都召开编前会，将同城竞争对手的新闻报道与本报做对比，执行编辑和总编辑的点评就体现报纸“价值观”。平常编辑、记者之间或者与总编辑在电梯里、食堂等公共场合的讨论、议论，也很快就会成为从业者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潜规则”。

再次是编辑修改与薪酬体系。中国报纸的评估体系大致相似——按照记者工作的质量和数量按月结算基本工资，再以工作量计算当月奖金。除此之外，一些报纸提供额外的奖金给那些被认为提供了当天、本周、本月最好的新闻的记者。通常是由执行编辑或总编辑评估记者的工作表现，他们对好稿的选择及评价相当于组织政策，会在食堂等公共场所张贴出来，或直接发布到新闻编辑台上，供记者参考。当记者遵从编辑偏好并获得更好的收入时，编辑的偏好就发挥了更大的功效。

最后，新闻报道中直接的当面授意、命令、“明示”，或者电话沟通、短信提示等更是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