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报道选题，包括新闻线索的发现与选择和取舍，这是报纸新闻生产的起点，属于从客观事实到新闻报道的信息准入阶段。通过对选题的选择与取舍，自我审查实现了信息的初次“过滤”与“选择”。
这是记者与编辑基于时段特点、事件性质、利害关系进行的一个判断、权衡的博弈过程。一般而言，选题确定涉及记者与各级编辑两个层面，包含着二者的互动与交流。
1．记者对新闻选题的“过滤”
一般而言，记者通过自己建立的“新闻网”，掌控着大量的消息来源，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事件有着直接接触的天然优势，信息大多经过记者渠道传达至编辑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记者对新闻线索的自我审查，直接决定着某一线索能否成为新闻选题，进入新闻生产的视域。
好的新闻选题对于记者的新闻生产非常重要。与其他职业相比，记者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源自两个职业焦虑：新闻在哪里？如何高效生产新闻？显然，选题与此息息相关。
记者如何取舍某个新闻线索、确定报道选题呢？笔者经访谈发现其中有规律可循。
中部地区一都市报记者说：
负面、敏感的线索总是要掂量掂量的。首先看这个新闻可能会触及哪些权力部门的利益，有没有风险，风险有多大。再上编辑台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宣传通知，或者以前遇到类似的事情，通知是怎么要求的，有没有做的空间。自己吃不准，就报给主任，听领导的。
……干得久了，基本上都能摸出门道，无非是特定的环境、特定的阶段以及特定的人群，也算新闻圈的“潜规则”吧。
特定的环境，比方说，春节左右，或开“两会”了，还有“国庆”等重大节日，除非特别重大的，一般负面、敏感的东西免谈，报了还显得挺“外行”的。大家都知道这些时候，负面的（东西）要尽量少一些。
特定的人群，比如说少数民族、下岗职工、民办教师等，都要考虑报道的社会影响。比方说，性质恶劣的打架斗殴、团伙偷盗，如果肇事者都是汉族人，那么OK，可以报；可是如果打架一方是少数民族，最好别惹这事。再比如民办教师的工资问题、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问题，涉及的都不是一个部门、两个部门的问题，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一时半会根本解决不了，或者说目前还看不到解决的可能性。我们的报道或许能替受害者追讨回一些利益，但是万一引发有关部门的打击报复，反而搞得他生存环境更加恶劣，怎么办？万一别的民办教师拿着我们的报道去上访，引发群体性事件怎么办？如果我们的报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激化矛盾，那不如不报。我们追求的是社会责任，不仅要替弱势群体解决问题，还要尽可能负责任地解决问题。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选择其中极个别的问题去做报道。[1]
再如一位市场化报纸记者这样说：
在北京这地面上，大的广告客户，比如大的制造商、销售商，大的房地产商都不好惹。他们和报社关系密切，实际上掌控着很大的话语权，可以阻止媒体报道对他们不利的新闻。比如产品质量问题、地产内幕丑闻、工地工人坠亡等问题，都很难见报。比方说上次，消费者打来热线电话，说在一家电器商场购买的是假冒伪劣商品，我们赶过去采访发现，确实如此，连电器生产厂家都认定是假冒商品了，证据确凿，不会因为事实漏洞吃官司。为了并呈双方观点，我们也给电器商场打了电话，请它给个说法、亮明态度，以示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结果稿子刚写出来，我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报社领导电话就来了，说不能发。我几乎是央求领导将一个版的报道压缩成“豆腐块儿”，发在最不显眼的地方。还是不行，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人家一个电话就让你辛辛苦苦的忙活都见鬼去了。第二次再遇到类似情况，我们就只采访消费者、受害方，不敢惊动广告客户了，也顾不上公正客观地并呈双方观点了，把事儿先捅出去再说。不过第三次再这样偷偷“硬上弓”，那结果就是领导很生气，问题很严重了……这种冒险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www.xing528.com)
因此，某个新闻线索经过记者的自我审查之后，一般会有两个结果——直接否决掉、不予采访，或者作为备选选题向上汇报。此外，对于省级及中央级的党报记者而言，他们通常还会有另一种处理方式：以内参形式发表、直接送往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审阅。
显然，一条线索一旦被负责该领域的记者放弃，那么对于记者供职的报纸而言，可能等于关闭了信息准入的大门；作为选题上报后，则意味着它要经历主管编辑们自我审查的考验；作为内参上报，则情形更加微妙，其中不排除获得领导批示或首肯后，再重新作为新闻在报纸上刊发。
2．编辑对选题的“过滤”
从编辑层面上来讲，责任编辑掌控着新闻选题的取舍大权，这是由新闻组织内部的科层制度以及新闻生产的具体流程决定的。
在报社内，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新闻选题汇报、交流制度，无论是对于采编合一还是采编分离的报纸而言，各个媒体的工作流程基本上大同小异。
以笔者曾经工作过的《解放日报》来说，一般而言，总编辑或副总编辑主持、各部门主任参加的例会，每周在周一、周五的下午召开。其中周一例会最为重要，一般要开两个多小时，主要是各部门主任汇报本周部门的重要选题。这些选题在会上经各主任与总编辑、副总编辑讨论，决定取舍；同时总编辑还会对上周的报纸进行点评，并传达来自宣传部门的精神和通知，明确奖惩。除此之外，周一至周四，当天值班的责任编辑还会召集各部门主任开一个短会，主要是讨论、确定当天各部门的新闻选题及版面安排。当然，对于像《人民日报》这样在全国都设有分社的报纸来讲，记者的新闻选题，尤其是负面、敏感的选题，事先也要报告分社领导，再与总社相关责任编辑沟通、协商、决定。
从这一组织工作流程来看，记者上报的选题，主要经历三位编辑的权衡与判断：其一是所属部门的业务领导，比如说部门主任、分社社长等；其二是再上一级的责任编辑，尤其是新闻拟发版面的责任编辑；其三是值班总编辑或副总编辑，对于特别重大、敏感的新闻选题，总编辑还会直接过问。
与一线记者相比，编辑的考虑更宏观，主要是考虑舆论导向因素、商业利益及报社自身的其他实际利益因素。当然，对于一条新闻线索，不同层级的编辑自我审查时考虑的侧重点不同。
在选题报告会上，各个部门的主任都会参加。政治风险是首先必须规避的，比方说特别敏感的话题，如艾滋病问题、群体性事件、计划生育问题、军队问题、拆迁纠纷等，都很敏感。这方面的选题一般都很悬。
商业利益方面，比方说，报上来一个新闻线索是关于公安方面，这个线索也不是负责该条线的记者汇报的，而是新闻热线、特稿部等报上来的。大家讨论的时候，对应跑公安口的部门负责人会说：“这个批评稿子咱不给人家罩住，报社有很多具体工作需要人家合作，怎么好开口？”就算一线记者忽略了，主任、编辑他们也会顾忌这些选题与报社的错综复杂的实际利害关系。
还有就是涉及广告客户的批评稿子，比如说常登广告的超市出问题了，哪个地产商楼盘质量出问题了等，都要顾及广告商的利益。一般来讲，视问题严重程度、结合当时的情势综合决定，可能这个线索就废掉了，或者要求记者在具体操作时有所保留，比方说不注明超市名称、地产公司名字啊，或者也让广告商自己出来替自己辩护几句……[3]
因此，经过编辑们讨论，一般一条新闻线索存在三种选择：其一，直接否决掉，这意味着相关信息在准入环节就被直接屏蔽掉；其二，可以采访报道，但是必须以某种模式、框架构建新闻，以确保规避风险；其三，编辑们意见也不明朗，记者前期先采访写作起来再说，这意味着多种可能，不发表或修改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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