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因素对自我审查的影响-报纸编辑部内研究结果

本章第二节中列举的案例——海珠广场坍塌事故中，各媒体对舆论导向风险的规避居于首位，自我审查中其他风险因素（如经济风险、媒介自身利害关系等）退居次位。

这实际上显示了在一些涉及舆论导向风险的敏感新闻中，规避舆论导向风险是新闻安全生产的第一要务。在这种前提下，各报会依据自身定位与专业诉求，在确保“政治导向金不换”的基础上，灵活处理经济风险以及新闻专业实践的需求。

但是，在媒介日常的新闻生产中，并非天天都能碰到诸如天灾人祸等重大突发事件，新闻生产更倾向于是一个常规的生产。从新闻报道内容来看，除了涉及舆论导向的敏感新闻之外，还有很多非政治敏感类新闻，如娱乐新闻、体育新闻、经济新闻等（当然这些新闻也可以涉及政治与舆论导向，如台湾地区某某人有支持“台独”的言论等，这又回到了上一节“舆论导向第一”的情形中）。

对于这样一些常规新闻而言，影响记者自我审查及对策的因素就会与敏感新闻有所差别。一般而言，这类常规新闻总体上是由经济利益、市场逻辑主导。

当然，对于不同定位和专业诉求的媒介，情况会稍有差异。对于党报而言，强烈的政治性及“喉舌”定位，使得党报内容侧重政策传达、以“舆论导向”为主，娱乐、体育、经济等虽也有涉及。但是这类新闻也有偏重，与市场化报纸区别很大，如经济报道侧重传达与宣传经济政策、活动与成就，娱乐体育新闻不仅被边缘化，新闻处理上也追求“雅”（如对文学艺术的报道），没有市场化报纸的“星、腥、性”与隐私煽情。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党报受市场逻辑的驱动，而是因为它已经避入了经济“保险箱”，政治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市场逻辑的影响。比如在自我审查时，党报会顾及政治因素，而承担一定程度的经济风险，受广告商、大订户威胁程度较小。

对于市场化报纸而言，非敏感的常规新闻也是其着力的重点。这是市场逻辑驱动下的新闻业竞争使然。在其从业者的自我审查中，主要是规避经济风险与实践专业逻辑之间的较量。由于新闻市场已经高度饱和，新闻多样化竞争相当激烈。在市场压力下，从业者和媒介组织会异常关注发行量和广告数量，一旦新闻报道涉及大广告商、大订户，与报纸的经济收益存在矛盾，媒介组织通常会在自我审查中，从某种程度上放弃新闻专业逻辑——如故意遗漏或采取“某规则”处理新闻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风险是传媒自我审查中首要考量的因素。因此，“有偿新闻”多发生在该领域，广告商、大订户的要求与利诱常导致记者自我审查。

综前所述，媒体出于“安全生产之计”，针对不同性质的新闻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力图在政府的宣传管理、市场利润、大众需求以及自身专业诉求这些权力光影交错的相互作用中取得平衡。这是通过自我审查实现的。

本章从规避的风险类型、报纸属性定位等层面，探讨了自我审查的运行机制。研究发现，规避舆论导向风险是中国报纸基本的生存逻辑，只是在具体的场景中，基于新闻内容、媒介属性定位、行政级别等因素的差异，不同报纸的政治风险判断与处理呈现出较大差异，其中媒介属性与定位是决定性因素。这也就是说自我审查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形式改变了新闻生产的面貌，取决于报纸的属性与定位。

在新闻报道中，总体上极度敏感新闻被边缘化，并被排除出本书的自我审查研究之列。在政治敏感区域，尽管党报新闻实践仍然具有强力的政治导向性，但总体上，非政治敏感新闻生产基本制度化，以市场逻辑为新闻行为的主导逻辑。这一区域的自我审查主要就是为了规避经济风险，因此与敏感新闻相比要简单一些。

敏感新闻，情况最为微妙。无论对于党报还是市场化报纸而言，这里都是政治导向风险、经济风险、媒介组织利益与新闻专业诉求博弈最厉害的区域，也是自我审查最多、最典型的区域。这些不同的因素因时循势而动，相互排列组合之后展开对抗，这些直接反映在自我审查对潜在风险的评估和有选择的规避上。于是在这些主导逻辑的联合作用之下，各种新闻都可能发生，而这将取决于新闻事件在这个光谱中的具体位置。这一具体位置是时机、政权结构以及国家、市场、专业、国际因素在相应领域的机制成熟度相互作用的结果。

敏感新闻是本研究探讨自我审查影响新闻生产内容的重点。

【注释】

[1]Singal L V．Reports and Officials：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Dc Health，1973．

[2]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5页。

[3]来自深度访谈。

[4]来自深度访谈。

[5]赵月枝认为，政权合法性来源可以分为三种，即民主选举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以及政绩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就是通过政府提供的对于美好未来的许诺而来。

[6]“没有明确的边界”是相对于白区新闻、黑区新闻的明确界限而言的，是相对的，但是灰区新闻也必须以不违背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为根本前提。

[7]不同于世界上诸多地区发生的传媒商业化过程，当代中国的传媒市场化是在所有制不发生转变，以及政府仍然强有力地施加着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就是说，国家仍然是传媒的所有者，与此同时，政府对传媒仍然实行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因而被学者（Chan，1993年）称为“没有独立性的商业化”。

[8]吴海民：《创办媒体的十二块木板——兼谈〈京华时报〉的成因及前途》，见《中国报业年鉴2004》，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05年，第292～334页。

[9]李小勤：《传媒越轨的替代性分析框架：以〈南方周末〉为例》，载（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第2期。(www.xing528.com)

[10]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载（台北）《新闻学研究》，2009年，第100期。

[11]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

[12]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

[13]靖鸣：《“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1953年广西〈宜山农民报〉批评中共宜山地委事件及其争论的前前后后》，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3期。

[14]陈怀林：《试析中国媒体制度的渐进改革——以报业为例》，载（台北）《新闻学研究》，2000年，第62期。

[15]民族问题也是权力问题的一个体现。这两地的新闻控制有其特殊性，新闻生产不具备样本意义上的代表性，排除在本书的研究视野之外。

[16]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17]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18]3人死亡即属重大事故，要上报给上级政府。

[19]来自深度访谈。

[20]因为看到其他报纸的报道后，相互之间可能会模仿，而最初的报道最能体现出各报的自我审查策略，所以后续报道不予考虑。

[21]深度访谈过程中，没有访谈到六家报纸中的《羊城晚报》相关的从业者。

[22]来自深度访谈。

[23]来自深度访谈。

[24]来自深度访谈。

[25]下文《南方都市报》都简称为业界通称的《南都》。

[26]来自深度访谈。

[27]参见：http：／／terry329．bokee．com／2417442．html。

[28]《羊城晚报》虽是准党报，但在此次报道中，它充分利用了晚报出报晚的时间差，模仿了其他报纸表现，准党报性质表现并不明显，也被列入市民小报之列。

[29]来自深度访谈。

[30]来自深度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