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记者职业的关系-探讨报社自审研究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胎记。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差异相当大。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独特的文化内容和形态是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文化的差异性表现在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爱恨情仇等方方面面。

文化塑造了人的特点和个性。对于属于不同民族的人而言，文化的差异性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事物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喜好，形成截然不同的判断，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对于身处同一文化背景中的人而言，文化又是一种凝聚力、一种黏合剂。它把生存于同一时空的人锻造成具有相同文化指向的人，使不同的个体通过文化基因的传承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拥有群体的特征和共性。

1．中国传统的“士”文化

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华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中华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一，文化传承源远流长。尽管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遭受了外来文化强烈的冲击，但是它仍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自形成以来绵延五千年而从未发生重大断层的文化体系。

这种悠久而相对稳定的中华文化对华夏大地的影响极其深远，它早已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之中。与异域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个体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色彩，但也更注重对作为群体伦理意义上的人的道德规范与教化。儒、释、道三教的义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道德规范体系概括起来即四个字——“忠孝仁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对身在其中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影响甚巨。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便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的划分。其中“士”即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士”的文化性格极大影响了后世的文人。

西方文化以宗教为主导。与之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典型的“士”的传统，这一点使得中国的文人称“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区别。儒家和道家都无法像西方新教那样塑造有内在力量的统一人格来与传统权威进行正面对抗，从而建立普遍主义的信任。社会学家韦伯指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缺少超越世俗的形而上的旨趣，因此只能顺应现实，无法开辟出现代精神。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士”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西方知识分子以追求知识和传播知识为己任，是“普度众生”的殉道者；而中国的“士”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追求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积极用“知识”靠拢“强权”，幻想以“帝王师”的身份，假现世明君之手，还“乱世”以太平。

第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他们以“市民社会”为其生存环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独立谋生，得以与现存占支配地位的体制及统治阶级保持一定的距离；中国古代的“士”则制度性地依附于、服务于现存体制，“学而优则仕”正是这种依附性的典型表现。尽管中国的“士”也讲求“以天下为己任”，但只是当处于顺境时，才表现出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一旦处于逆境，则转向老庄，退隐田园，即所谓“儒道互补”。

余英时教授认为中国传统士人具有“内向超越”^[16]，他们保持着对世间“不离不即”^[17]的群体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带有的伦理—宗教特征，在践行的过程中往往被扭曲，被最大限度地世俗化、实用化。“内向超越”变成隆中高卧、戒急用忍的个人成功学；“不离不即”沦为清谈神侃、名利双收的“二丑”艺术。

2．差异化明显的新闻职业旨趣

现代记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也可以算得上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传统也必然对记者的职业意识有所影响。学者潘忠党认为，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内心冲动错综复杂，时刻处在几股力量的相互推拉之下：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感、党的宣传工作的要求以及西方的新闻专业理念和商海的诱惑。

结合具体的工作环境、从业者的个性特征，学者吴飞从职业旨趣的角度，将中国新闻从业者主要划分为四个群体：传统知识精英型、士商结合型、政治宣传家型、新闻专业主义型。当然，笔者认为实际上还有一种追名逐利型的从业者。

职业旨趣的不同，与从业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审查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1）传统知识精英型

吴飞教授认为相当部分的现代知识分子（包括记者）仍保留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烙上了传统知识精英——“士”的文化性格，历史上如王韬、黄远生、邵飘萍、储安平，现代如《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王克勤、卢跃刚以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的一批从业者等。

传统知识精英型新闻人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感，追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家国情怀，是中国传媒业传统士人社会良知之所在。他们在新闻操作中追求如下新闻理念：强调媒体要通上下之情；主张媒体要代表民意，为民立言；认为新闻人要承担起振兴民族国家的责任；认为新闻人应具有不畏强权的“士人风骨”。

与其他类型的记者相比，传统知识精英型新闻人头脑清醒，具有知识分子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不畏强权，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为弱势群体鼓与呼。在新闻工作中，与其他类型的新闻人相比，传统知识精英型新闻人对自我审查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和警惕性，尽量在政治导向正确的前提下，排除自我审查的干扰；或在不得已自我审查时，尽量采取不伤及新闻事实本身和新闻真实性的新闻处理方法，如《南方周末》经常以“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自勉。(www.xing528.com)

（2）士商结合型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化运营的新闻媒体中也出现了士商结合型新闻人，如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自中国出现民营报纸以来，就有一批士人以新闻为业，如史量才、成舍我等。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经营报业，一方面获得经济利益以谋生，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报立言，通过报业来实现自己的人文社会理想，从其身上还是能够看到文人的风骨与知识分子的良心。

当新闻专业与政治舆论导向、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士商结合型新闻人会采用自我审查在文人使命和政治、商业利益之间巧妙平衡，体现出“逐案权衡”的鲜明特点。

（3）政治宣传家型

早期报人如康有为、梁启超，现在如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家穆青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

在“政治家办报”的思想指导下，新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新闻学要求“记者要讲政治”，要善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了解国际国内的政治动向，了解全局，站在政治思想斗争的前线，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新闻工作要“帮忙”而不是“添乱”。

穆青就认为成为一个好记者有两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一即对我们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命运有高度的使命感，对人民的利益有高度的责任感，处处关心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时时刻刻都不忘记为人民服务。第二要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

在政治宣传工作型新闻人的新闻实践中，以正面宣传为主，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需要，更为自觉地为政府“补台”而非“添乱”，更加注重新闻的宣传鼓劲功能。相当部分政治宣传工作型新闻人认可自我审查，认为这是基于现阶段的特殊国情，同时兼顾媒介职责、社会稳定发展的体现。因此，当面临敏感事件时，政治宣传型新闻工作者认为媒介通过自我审查，首先评断新闻事业不能危及社会大局，在自觉维护社会稳定、确保舆论导向正确的大前提下，才能积极实践媒介的新闻专业主义。这也体现了在一定历史阶段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和责任。

（4）新闻专业主义型

“新闻专业主义”一词源于美国新闻界。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包含对新闻业四个社会角色的信念：意义解释、信息扩散、逆反权威和民众动员。在当今中国的新闻工作中，许多媒体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新闻实践，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财经》杂志、《南方周末》以及《南方都市报》等。中国许多调查性记者即是这种类型的记者。

新闻专业主义型新闻人有着与西方同行大致相近的职业追求。《新闻调查》栏目制片人张洁认为中国调查性新闻实践必须具备并践行以下四方面素质：记者要有责任感，有一种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精神；媒体应当加强自律；媒体要有为公众服务的独立精神；媒体的职责是启蒙与监督。

新闻专业主义型新闻从业者与传统知识精英型新闻从业者在职业旨趣的追求上有某种相似之处，甚至在很多新闻精英身上，我们能看到这两种类型的融汇与交集。他们对待自我审查的态度多有共通之处。

（5）追名逐利型

这种类型的记者在当下中国不在少数。俗语说人各有志，强求不得。“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与“狷”是两种对立的品质。一是流于冒进，进取，敢作敢为；一是流于退缩，顾虑重重，畏首畏尾，不敢作为。部分新闻人在经历了理想与现实的剧烈碰撞之后，逐渐放弃崇高的新闻理想，转而退缩至个人的狭窄空间，以新闻为谋生手段，通过这项工作积极谋求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并改善经济条件，追名逐利。

对于这种类型的新闻从业者而言，新闻工作的崇高理想与专业操守已不是金科玉律，他们更关注世俗因素。当遭遇敏感报道，他们会更加倾向于自我审查，优先考虑各种风险，放弃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力保自身实际利益周全。

因而在其新闻工作中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优先于其他因素，这种类型的新闻从业者也是最缺乏专业精神的一小群人。当遭遇经济利诱或舆论导向正确与否等潜在风险时，他们会优先估计个人利益得失，也会较为频繁地通过自我审查自行过滤于己利益有损的新闻，而这种行为会伤及新闻业本身以及受众的知情权。

综前所述，报纸定位与专业诉求、客观风险、中国传统的“士”文化与记者的职业旨趣等各方因素影响着报纸的自我审查行为，自我审查就发生在这些因素结合具体场景进行的博弈与征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