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行政级别与地域因素：报纸编辑部的自我审查研究

除了上述专业诉求因素外，媒介的行政级别与所处的地域差异，也会影响不同报纸从业者的新闻内容选择和风险规避。

1．行政级别

区分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和分级管理，是中国媒介体系的重要特点。在中国，报纸的政治级别与其监督管理的宣传部门的级别直接相关，并据此从高到低分为三级：中央级、省部级、市级。各级新闻传媒接受相应的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享受对应的行政级别。

以党报为例，各级党报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和编委委员由同级党委任命，并经上一级党委批准；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设立编辑委员会，总编辑对党委负责。

与这一政治级别相应，从1953年起中国传媒界就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即“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下级报纸不得批评上级党组织和政府”^[13]，后来发展到不能批评同级党政机关的任何有领导职务的人员。这成为当前党报体系下的一条新闻工作纪律。

这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了党委或党组织对新闻传媒拥有绝对领导权。从实践操作来看，党委的喉舌角色容易被具体化为某些领导人的喉舌。在此情况下，存在于新闻界的怪现象——地方保护主义下的新闻失语就不足为奇了。

同时，这也直接导致中国媒介带有共性的批评策略：在不能批评同级或上级党委的情况下，转而批评下级，即“打苍蝇不打老虎”。(www.xing528.com)

一般而言，报纸级别越高，它的报道对象、范围就越大，相应的自我审查挑选、筛选信息的余地也就越大。尤其对于发生于地方的负面、敏感新闻，级别越高，媒体受到的地方利益制约越少；级别越低，不仅报道范围更小，而且由于它与当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一旦碰到涉及当地的负面新闻，就会因为自我审查而遮蔽相关信息。这在矿难报道中屡见不鲜。

因此，重大批评往往由中央级媒体发起或异地监督来实现，并在新闻处理上可以采取“政策好—执行坏”的报道策略。行政级别的差异，事实上也带来了各报抗风险能力的不同。媒体级别越高，抗风险能力越强；级别越低，抗风险能力越差。

2．地域差异与管理者管理方法

“中国信息传播的自由度呈现出中心与周边明显分离的状态”^[14]，中国报业的地域差异在绪论中已经充分论及。

一般来讲，宣传纪律比较严格的地方有北京、上海、西藏、新疆，前两者是直接地处政治经济中心地带，后两者主要涉及比较敏感的民族问题^[15]，与权力距离相当近。相对而言，开放度、活跃度最大的媒体处在南方，主要是广州，当然这也与南方市场化程度及其与港澳为邻之地理特性密切相关。

这种地域的差异会形成各地不尽相同的媒介氛围。控制严格的地方，媒介更倾向于在面临敏感报道时自我审查；媒介气氛开放的地方，媒介自我审查的惯性相对较小，即便不得已而自我审查，也往往会倾向于采取更符合新闻专业主义要求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