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风险及大小判断

自我审查规避的风险主要是三个：政治导向风险、经济风险、媒介组织的其他利益风险或从业者的个人利益风险。

1．政治导向风险

讲政治是中国新闻生产中最重要的控制因素。在此前提下，“讲政治”、“确保舆论导向正确”、“树立大局意识”、“帮忙而不添乱”、“政治导向金不换”等，是对新闻生产的基本要求。

具体而言，尽管从报纸定位而言，党报、市场化报纸、调查性报纸在专业诉求上存在差异，但是一些基本的、务必遵守的政治规则大体上还是一致的。如国家利益至上，媒体要有导向性；在中国实践新闻客观性，不能忽略中国的国情、社情和民情，怀着大局观念，不能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要本着处理好事情、促进社会进步进行报道；以正面报道为主，舆论监督报道应该设限度，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客观是有选择的客观；把握“度”，符合社会主流，不能影响社会大局。

这些基本规则经过多年的洗礼和熏陶，已经内化为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基本专业常识。默认并遵照这些常识进行新闻报道就是安全的，反之就会带来极大的风险。

（1）“政治正确”是基本的生存逻辑

在中国，报纸的创办、管理有着严格的规定与限制，即便市场化程度渐趋深入，终究只是“没有独立性的商业化”^[7]。党报因其“喉舌”属性，自觉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而那些市场化报纸需要到市场上去自负盈亏，更不敢去冒政治风险。

市场化不仅没有化解政治因素的影响，反而以市场的力量强化了媒介组织的政治风险意识。如《京华时报》虽然是《人民日报》子报，但却没有《人民日报》多数子报的政治背景，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生存。它在市场上以“你死我活”的凶狠拼抢著称，但是办报中同样需要来自官方的支持：

要创办一张面向北京地区的报纸，必须取得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新闻出版局的支持，还有各个城区的支持，这是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创办一开始，我们就主动到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等部门汇报工作，诚恳接受领导和协调，八个区宣传部门的负责同志也都被我们请到报社座谈。……一旦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了关爱和理解，那么，我们就有了政治资源可以调动。这样我们可能就会有比竞争对手还要宽松的环境。如果我们与相关方面维护好这条畅通的资讯管道，即使有时仅仅得到一条资讯，也意味着我们可能具有比竞争对手更为灵敏的反应能力，这也会在竞争中获得先机。^[8]

显然，市场化报纸的生存策略非常清晰：在市场上依靠内容差异化竞争，但是在政治上绝不敢大意。报纸最初以市场名义“打擦边球”获得了专业成就和相当的经济利益；但一旦站稳脚跟后，当同业竞争威胁到自身生存时，新闻业也会改变生存策略，规避竞争风险就成为从业第一要务。而化解竞争风险的一条重要措施即是争取政治资源，因此报纸开始磨去棱角，新闻内容上日渐四平八稳。

在一个经济绩效日益增进的时代，市场上少了一份报纸并不会影响到大众的生活，但却会对依靠该报为生的新闻记者及相关人员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确保“政治导向正确”是报纸基本的生存逻辑，也是自我审查的根本目标和底线。

（2）权力结构断裂与政治风险的大小差异

对于报纸新闻生产而言，政治导向风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并有大小之分。这种风险大小的判断与衡量，只能置于具体的场景中，依据具体的报社组织而定。

当然，这种权衡全凭经验，规避的最根本原则是：新闻媒介及从业者必须确保专业实践遵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总体性目标，不能逾出这一大框架。

我们有规避风险的大原则：“堤防建设”，警戒水位。通常是：见木不见林，拿案例说话。……不用报纸进行直接挑战……不做整体的否定。与管理力量之间有技巧，博弈的关系时紧时松。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眼前的利益是要表达，如果能表达七分，你只表达了四分，就是失去责任。过线，则遇到危险，长远的利益就被剥夺。^[9]

正如前文对新闻内容三个区域的划分，黑区新闻虽然政治风险极高，但已被排除出自我审查对象之列；白区新闻主要有经济风险；灰区新闻通常要在各种不同的风险中评估政治风险及风险大小。

一般而言，反映社会矛盾、权力结构彼此之间冲突的新闻，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政治风险因素，被划入灰区新闻。这些风险因素的大与小因时因势而异，从业者依据具体场景，判断风险因素的大小，进而寻求化解的可能和空间。

学者赵鼎新认为，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被重构，组织结构不再单一，不同的权力组织之间也充满了冲突，主要体现在四个面向上：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中央不同部委之间以及不同地方政府之间。

权力结构这一分散、碎片化的特点，投射到新闻生产之中，就构成了新闻生产过程中各个不同层面的政治风险，从而使得这些政治风险也呈现出具体化、层级化的特点，为新闻报道取得突破提供了可能与机会。

与此同时，中国媒介体系自身等级森严、彼此之间的地域限定泾渭分明，因此，各种政治风险一旦与这种庞杂的媒介体系相结合，就会增加风险判断、危机解决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当然，这种碎片化的结构也使得记者不可能有永远的同盟者，这在长期看来，更增加了风险的不确定性。比如说某一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忽略环境污染等问题，对于中央级报纸或者异地报纸而言，当地政府就构不成政治风险；但是对于该地方报纸来说，这个政治风险就无法逾越。

2．经济风险(www.xing528.com)

经济风险来源于传媒市场化以来经济利益的控制，主要是大广告商、大订户以及一些经济权力部门。进入新世纪以来，新闻媒介的市场环境仍有待改善，而且由于国家权力制约的存在，报纸“市场化”进程正表现出分化或不均衡的特征。同样是在市场化条件下的中国内地，传媒的变化却并非外界一般所认识的“铁板一块”，报纸类型不同、地域不同，它们的市场能力和市场取向也存在差异。

（1）党报避入经济“保险箱”

在中国的媒介体系中，党报在资金和发行方面有行政支持等优惠政策。同时，党报是各个报业集团的龙头母报，旗下的各个子报，尤其是经济收入丰厚的市场化报纸等，每年都必须上交给报业集团很大比例的利润提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党报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因此，相对来说，尽管中国媒介进入了激烈的市场化竞争时代，只要经济仍在保持快速增长，为了舆论导向的正确，政府必然会继续投入大量财政经费以支持体制内的媒体。所以说，市场化并没有将党报投入生死场，而是将其装进了一个经济“保险箱”。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各级党报不需要扩大广告市场，而是讲市场化并没有危及其生存，广告收入对其是锦上添花。对于中央乃至地方党报而言，市场因素并不足以成为与舆论导向讨价还价的力量。

（2）市场化报纸——在各种经济风险中权衡、取舍

市场化报纸的合理性来自市场经济。对于市场化报纸而言，政治上要沿着“舆论导向正确”的方向前进，经济上必须拼命从市场中捞取收益、赢得生存，因此必须不断增加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是其必须面对的生死场。

目前，报纸竞争的市场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一线大城市如北京的市场开发程度已经接近饱和状态。2004年北京报纸订户量已经约达到潜在订户量的91%，广告总额已占理想总量的85%。虽然中西部地区的报纸容量还有巨大上升空间，但包括京广线以东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报纸普及率已经超过40%，达到中度饱和。

如此众多的报纸，已经谈不上差异化竞争，新闻业的内容结构和新闻源高度趋同，争取共同的读者市场和广告市场。“随着一个日益统一的媒介市场开始形成，新闻业的主战场已经不是国家与新闻业争夺业务自主权的政治博弈，而是新闻业内部为争夺生存权的市场竞争。”^[10]在这场“你死我活”的竞争中，大广告商撤广告、大订户退订的风险关乎报纸生死，不容小视。

从广告收入的角度来讲，广告已经成为市场化报纸的财政支柱。2005年，来自中国广告研究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仅在2004年，广告收入占到媒介收入72．5%还多的份额。因此，经济利益会导致自我审查。为了不得罪广告商，市场化报纸对于与广告商利益相关的负面信息，多会有所顾忌，自行规避、淡化相关报道很常见。市场化因素带来的市场化报纸的自我审查也会较党报更为突出。

从发行收入角度来讲，大量地提供信息，包括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信息、天灾人祸等负面新闻等，是市场化报纸赢得市场的手段。因此，当它与“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发生冲突时，市场化报纸会在二者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以希望在政治安全范围之内寻求最大限度的信息传达。与党报相比，市场化报纸的自我审查“过滤”的信息更少、新闻框架范围更广，倾向于多传达信息。

因此，规避经济风险也是市场化报纸基于生存的发展之计。但市场所造就的经济风险是极其复杂的，报纸必须在这些大广告商撤销广告的风险、大订户退订的风险以及普通读者流失的风险之间艰难权衡，做出取舍。

3．媒介组织或个人私利

媒介组织和记者个人，作为经济实体，除了新闻生产之外，也有现实的“吃喝拉撒”，也必须在许多社会生活领域与其他组织机构发生关联。当前，媒介组织及记者掌握的话语权，成为它与其他利益团体进行利益交换的砝码。“媒体寻租”现象就是其反映。学者潘忠党以“事实性网络”与“补偿网络”^[11]两个概念深刻阐释了这一现象。

“事实性网络”，反映的是新闻从业人员作为专业人员与新闻源之间的关系，即“新闻所构造的现实具有社会性，赋予这一社会现实真实性的是新闻从业人员制作新闻过程中所倚赖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对这种社会关系在事实审核过程中之权威的认可”^[12]。这也就是说，从业者必须通过访问、引用可靠与权威的新闻源以审核新闻事件是否客观实在。从业者通过新闻所构筑的社会现实之完整和“真实”程度也就取决于这种关系的包容和严密程度。

目前中国记者与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是复杂、暧昧的。消息来源同时可能包含多种身份，比如受众（涉及报纸发行）、广告商（涉及广告利益）、行政管理者（涉及各种社会资源，尤其经济资源在报社的分配与倾斜等）、朋友等。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太多的利益共生性，这直接侵蚀媒介独立性。

“补偿网络”则描述了经济资源的控制与新闻现实之间的关系：其一，新闻单位中能够获取经济资源的领域容易受到青睐，容易有专门的节目或版面予以反映；而缺乏这种经济资源的领域则容易被忽略，甚至不在媒介中存在。如报纸的版面中，涉及股票、房产、汽车等的经济板块非常强势，但是广大的中国农村和缺乏经济能力的社会阶层却在新闻中“失语”。其二，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关系网之权力关系还表现在这一网络有很强的随意性。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从业人员是否在某一领域“碰巧”有“关系”，或是否“打通了关系”。对新闻单位而言，在某领域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好”，则该领域的报道将陷入困境。因此，新闻报道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实就受制于“补偿网络”的覆盖范围和它的疏密程度。

因此，在目前“市场化”的新闻生产中，中国大多数新闻单位面临生存危机，新闻制作专业化的基本框架也没有确立。在此前提下，中国新闻生产中权力寻租的直接原因就是没有理顺新闻媒介与投资者、广告商及其他控制经济资源的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更没有明确各自的职责和角色，从而导致本来两类不同性质、需要严格区分的关系暧昧不明，即新闻工作者与新闻源的关系，以及新闻媒介单位与掌握和分配经济资源的单位的关系。新闻媒体的新闻表现范围和内容对于资源流通渠道过分依赖，从而导致媒体与新闻源、政府职能部门存在直接商品交换的空间。

这种寻租背后的利益交换，必然会导致自我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