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编辑部媒介定位与专业诉求研究

媒介定位与专业诉求，是媒介组织内部控制的根本方式。

一些学者认为，媒介组织内部的控制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调配控制和操作控制。“前者决定整个媒介组织联合发展的目标和规模，确定利用生产资源的总体方式。后者的权力则在较低层次，主要是如何有效使用分配到手的资源，执行已经决定的政策。”^[2]

在中国现实语境中，调配控制一般都是既定的方向和原则，变数较少；而操作控制则是权力在微观层面的行使，且与新闻生产直接紧密相连。显然，媒介定位、专业诉求就属于高层次的调配控制；而内容选择、风险规避则是较低层次的操作控制。

当前，中国报纸一般分为党报与市场导向报纸两大类。尽管潘忠党与陆晔的研究已证明党报记者与市场化报纸记者拥有着大致相近的新闻理想，欣赏媒介监督功能，也同意将新闻与宣传分离；但是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中，不同的报纸定位与专业诉求导致二者新闻实践的巨大差异，并在实际上形成了两种差异很大的新闻模式（具体见表3-1）。

表3-1　改革时期中国建构新闻专业名望的话语场域

（表3-1来自潘忠党、陆晔：《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

这种新闻实践模式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报纸对新闻内容的不同偏好及风险评估与规避的优先考虑，并影响了报纸的新闻呈现。

1．党报与建设性新闻业

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党报记者是党和政府的宣传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肩负着沟通上下、整合社会、思想教育的重要任务，是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建设者与参与者。

党报推崇的新闻理念是服务党、服务人民，在党和人民之间起着中介桥梁作用。因此，党报通常是新闻界舆论导向的标杆。党报的报道往往传达了官方观点，主导着舆论导向。党报也因此被视为“主流大报”。

党报记者选择新闻时看重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新闻刊发出去后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是否有利，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言是否具有“建设性”。“有建设性”是党报记者是否刊载、如何刊载的重要标准。许多学者认为，新闻改革后的中国党报体系，实际上实践着建设性新闻业。

主流新闻是指主流社会中发生的事件，包括党和政府的新闻，以及那些涉及国家民族的未来和人民生活的新闻。我们不再过多关注犯罪和煽情新闻，那不符合我们的选择标准……主流媒介应该是建设性的，着眼于国家建设。^[3]

“有建设性”已经成为衡量媒介表现的一个标准。新闻媒介被视为理性的制度建设者，它应当具有建设性，而非像批评揭露那样的具有破坏性。一个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媒介应当帮助而非阻碍国家的建设进程。

受访记者们这样解释媒介的“建设性”：建构一个积极的地方形象，提高美誉度；通过提出合理的建议帮助政府解决具体问题；协助政府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等。

都市报版面比我们的多，他们还常常从网上下载煽情新闻，经常发假新闻被通报批评。我们是党报，选择新闻时必须更加小心，我们必须考虑发表某些新闻的社会影响。如果这个新闻对社会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就不会发表。比如说，如果犯罪新闻客观上对犯罪技巧有某种启发性，我们就不发，或者从警方破案角度发正面的消息。^[4]

2．市场化报纸与信息性新闻业

市场化报纸采取商业化传媒体制，必须服务公众、从市场经济中争得生存权。在这些市场化报纸中，都市报和晨报发展势头迅猛，成为市场化报纸中的一支生力军。一般而言，都市报记者以公众的代言人自居，注重信息的扩散和事实的呈现，是信息提供者。以此为基础，市场化报纸实践着信息性新闻业。

近年来，随着中国新闻业的新变化，英国学者童静蓉进一步将市场化报纸细分为晚报、市民小报以及新兴的因推崇调查性新闻而闻名的调查性报纸，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因此，虽然它们都实践着信息性新闻业，但是这些报纸在各自的新闻实践中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具体见图3-1）。(www.xing528.com)

图3-1　不同定位报纸的专业诉求

（图3-1参照童静蓉的表格绘制）

一般而言，晚报、晨报类报纸多为党报的子报转化而来，推崇“双为”方针，同时更强调社会责任性，比如推动社会进步、教育公众。因此，晚报、晨报类报纸更侧重传达生活服务信息。

都市报类市民小报，专业诉求侧重服务于公众以及为公众说话和帮助公众的使命感，因此它从提供信息、帮群众解决问题的角度组织新闻生产，内容较晚报、晨报更为软化。市民小报的信息是生活服务类信息，侧重能帮助公众解决问题的实用性信息。

调查类报纸同样强调服务民众，但是此“服务民众”非彼“服务民众”，它更接近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想，即强调新闻的客观性、记者独立报道，追求新闻事实和真理，承担起社会责任。因此，“信息”对调查性报纸而言意味着“披露真相”、“揭开内幕”。它们认为公民有知晓权，媒介应该通过揭露真相、向人民传递信息发挥推动社会进程、影响社会进步的功能。

3．党报、市场化报纸与不同的话语体系

党报话语、晨报及晚报话语、市民小报话语、调查性报纸话语实际上构成了当前中国媒介话语体系。学者童静蓉与黄煜都认为，在当前中国并存着三套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不同话语，除了“媒介话语”外，还有“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

其中，“官方话语”的核心价值坚持“党性”和“人民性”，强调新闻业要贴近群众和生活实际，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民间话语”则是公众对新闻专业和记者职责的知觉：寻求真理和事实，为弱者出头，不怕艰难危险，为公众利益说话，推动社会发展或促进社会改革。

“媒介话语”，也就是媒介机构话语包含了“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从党报一直到调查性报纸，逐渐由“官方话语”向“民间话语”靠近（如图3-2所示）。具体而言，党报话语就是“官方话语”的反映，调查性报纸更接近于“民间话语”，其他两类报纸在二者之间呈现过渡状态。三套话语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如图3-3所示）。

图3-2　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社会话语特征和结构层次

（图3-2参照童静蓉的表格绘制）

图3-3　三套话语的重叠

（图3-3参照童静蓉的表格绘制）

正是这种专业诉求的不同侧重以及与官方话语的相似度或差异等，导致不同类型报纸在面对同一新闻事件时对风险因素的不同评估和考量，进而带来自我审查的差异以及新闻面貌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