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新闻事实在新闻生产中并不少见。在诸如野蛮拆迁、违规征地以及其他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某些地方媒体常出违心之语，或不顾事实，将损害公众利益的做法说成是为了社会公益；或一味逢迎，将错误的决策说成是经济发展的政绩。其中不排除媒体受到外在压力而不得不这样说。
这在2009年9月[16]之前中国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思维和话语框架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转型社会中，群体性事件频发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绝大多数都是由于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而引发的，但部分媒体惯常的思维和框架就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或者“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之下……比如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发生之初都能看到这样的“定性怪圈”。
呈现在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与当地群众的亲身经历存在差别，媒体可能有苦衷，但实际上这严重地削弱了媒介的公信力。如2005年6月26日安徽池州发生群体性事件之后，见到媒体报道，众多池州当地网友发帖质疑新闻报道，其中一篇《谁在说谎——是暴乱还是愤怒？》[17]如下：
突然看到家乡发生“暴乱”的报道，先是震惊，接着疑惑，剩下的只有愤怒和悲哀了！
先看看来自政府官方媒体的报道，再听听来自家乡亲人的讲述，同样的事件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究竟谁在说谎？通读全篇报道，我们可以知晓整个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却无法知道准确的原因。一起普通的交通纠纷何以激起民众如此极端的行为：冲击派出所、烧砸车辆、殴打民警、哄抢超市……
我生长于斯，从小耳闻目睹小小村干部催缴税收时的砸墙搬物、乡镇领导摊派费用时的飞扬跋扈，还从未看过我温顺的乡亲有过几多过激的反抗，而今居然能做出“6·26”严重群体性暴力事件的“壮举”！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受“少数不法分子的鼓动”？这“少数不法分子”如何有这般本事？……
不知道这篇官方报道是哪位记者的“杰作”！我只想问问他：那个被殴打的学生刘亮现在还活着吗？你可知道那几个“颇为不满”的围观市民也被丰田车主的四个保镖砍伤，他们现在伤势怎样？……
报纸转换新闻事实的做法不仅伤害了报纸声誉，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更是致命的。这些信息的影响程度大小不一。
综上所述，在当前中国报纸的新闻生产中，“积极的”和“消极的”自我审查是无处不在的。它采取多种特殊方式处理新闻信息，从局部的信息遗漏与删除，到选择语言词汇策略以及曲折的表达方式或者抢发新闻，乃至最后的遗漏新闻或扭曲事实，表现方式不一而足，对新闻报道、新闻生产的影响也有大有小，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变化幅度。这些留待后文案例分析中作具体分析。
【注释】
[1]来自深度访谈。
[2]来自深度访谈。
[3]王毓莉：《中国大陆〈南方周末〉跨地区新闻舆论监督报道之研究》，载（台北）《新闻学研究》，2009年，第100期。
[4]乔云霞、胡连利、王俊杰：《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调查分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www.xing528.com)
[5]来自深度访谈。
[6]记者简光洲采写的《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7]赵金、简光洲、阚敬侠等：《媒体的“三鹿”之失》，载《青年记者》，2008年，第28期。
[8]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
[9]此处案例来源于Jinrong Tong．Press self-censorship in China：a case stud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scourse．Discourse＆Society，2009，vol．20，no．5，pp．593-612．
[10]来自深度访谈。
[11]严力：《正面报道应打破平淡、滞后和陈套》，载《中国记者》，2002年，第11期。
[12]张志安：《编辑部场域的新闻生产》，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13]徐桂权：《社会生产、媒介呈现与言论表达：当前中国大陆公共议题建构的一种考察路径》，载（台北）《新闻学研究》，2009年，第100期。
[14]张志安：《编辑部场域的新闻生产》，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15]来自深度访谈。
[16]2009年9月1日云南省委宣传部下文要求媒体慎用、少用“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小撮”等词汇，不给群众乱贴标签。
[17]参见：http：／／blog．tianya．cn／blogger／view＿blog．asp？BlogName＝mutong932＆Category ID＝160829＆r＝3。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