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社会控制在新闻从业者身上复杂的内化过程，必须从新中国新闻事业发端之初开始追溯。在新中国业已走过的六十多年历程中，这种外在性因素向新闻从业者心智结构内化的对应转换始终持续着。这一转化过程仍在进行之中，相互之间可以大致描摹出三个彼此交叠渗透的层面。
1．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种职业伦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基本的价值观。六十余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扎根、建构与维护，与新闻事业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尽管历经社会变迁，它仍然是规范着新闻生产的一种最基本的职业伦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历经战火洗礼、物质贫乏、精神混杂的中国，面临着两个层面的国家重建——物质重建与文化重建，其中后者尤其艰巨、迫切。从现代民族国家视角看，五四运动中的文化启蒙颠覆了两千年的封建纲常伦理的价值主导，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反省并积极投身于治疗性的文化建构。而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文化价值、利益取向仍是狭隘的、松散的（Teiwes F C）。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任务就是除旧布新，使这个仍然落后的中国快速工业化，建立起新的公民体系和社会组织，建构新的国家认同。
于是，社会主义成为新中国核心的意识形态，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成为体制内建设新中国的一种力量，被定位为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肩负着宣传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规训原则，以实现社会教化与动员的重大使命。
实事求是地讲，新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所释放出来的无比强大的精神能量，极大地强化了社会主义这一新文化的优越感，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各界在社会主义的凝聚之下所迅速取得的建设成就[33]，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闻事业的大力宣传下迅速扎根。
新闻事业在建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同时，本身也被这个意识形态所建构。这一点对应到新闻工作者的心智结构之中，就是发自内心的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可，对于新闻事业作为“意识形态崇高客体”[34]的无比自豪，以及对于自己作为“党的宣传工作者”的骄傲。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集体的宏大观念将个体私念置换。
彼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真心实意地内化为新闻职业伦理。尽管历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渐次展开的政治法律体制转轨，宏大的“国家”、“集体”部分地被某些现实利益所侵蚀，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巨大的社会进步，彰显了当前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根本上符合历史潮流、顺应民众心愿。因此，尽管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但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成为中国绝大部分新闻从业者的共识。
当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功植入新闻事业之中，成为其最根本的职业伦理，并获得法律的保障时，它就被彻底合法化为新闻工作的常识。这一“常识”直接规范着新闻事业的工具性指向，对新闻工作者的心智结构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
2．新闻专业主义被中国特色化
1992年对于中国及中国新闻事业的意义重大。这一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开始了全面的市场化转型，新闻事业也全面引入市场机制，开始了另一种新的身份转型。
与之前纯粹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不同，市场化后的新闻媒介还要从市场中寻求认可，而非仅仅从行政级别中寻找权威感和身份认同。因此，市场与党的新闻事业体制一起成为新闻从业者实践的两个正当性基础。当然，这一全新转变的身份也需要“护身符”，源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成为中国新闻从业者寻求专业认同的知识资源。
从本质上讲，新闻专业主义是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以服务全体公众为目的、以专业社区自律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模式。具体而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闻专业主义以公共服务和公众利益为目的、以实证科学原则为基石，以此区别于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和作为宣传喉舌的媒体；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它是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以此与市场控制和政治控制相区别。
“这些普适性的专业主义话语必须与在具体历史和社会场景下发生的新闻实践发生勾连，体现出其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具体形态。”[35]在中国语境中，“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传媒业改革“四个方面不变”[36]——即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的喉舌性质不变、党管媒体不变、党管干部不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变。这些都从根本上保证了政治对媒体的管理，也决定了新闻媒体必须在政治、经济的双重权力关系下寻找动态的平衡均势。
不仅如此，改变中的政治文化、形成中的新的社会阶层、改革中的中国经济和社会以及传统文化都对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影响。在这个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转型期，中国新闻专业主义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文献研究发现，中国记者对其新闻职业有专业诉求，比如自由度、客观性和监督社会。但是，在新闻专业主义[37]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各社会实体根据自我的需要对这些概念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潘忠党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话语实践中呈现“碎片化”、“局域化”的特点，即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仅限于新闻业务领域，比如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而不被允许作为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以及确立独立专业人格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发生作用。同时，这一专业主义话语还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www.xing528.com)
英国学者童静蓉对新闻专业主义三个核心话语在西方自由主义新闻业和中国新闻业中的不同含义总结如下（见表1-1）。
表1-1 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在西方自由主义新闻业和中国新闻业中的不同含义
在中国的新闻生产中，新闻专业主义被“中国特色”化，核心的专业社区控制内涵被隐没，因此根本谈不上为新闻业提供专业社区庇护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从业者群体缺乏专业规范理念，一旦面临各种外在控制，遭遇这些控制在媒介组织内部的权力实践中的矛盾时，无法就一些基本的新闻判断达成共识（如评估某一新闻信息是否值得报道、如何报道才是合乎新闻规范），进而有可能自行其道，相互观望，这为“劣币”驱逐“良币”提供了可能。
3．权力场域的渗透、收编常规化
新闻媒介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与各种权力具有天然的亲近性。“场域”理论认为，媒介在权力场域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合法地进入其他场域搜集信息并向公众定期传播的职责，这使得它拥有独特的优势，媒介场域能够相对独立于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但是媒介场域的这种自主性又相当脆弱。这一点在中国语境中尤其明显。
具体而言，其一，作为新闻信息集散地，新闻场域通过其撒向各处的“新闻网”，将分布各处的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等相互连接、打通，将报道对象迅速推至相应场域的视线前沿，这是其他场域赢得或丧失政治资本的一条捷径。舆论监督的杀伤力就源于此。
其二，作为具有经济诉求的产业实体，新闻场域内的“吃喝拉撒”都会与其他场域发生关联，比如报社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媒介所在地政府的支持。这种新闻场域与其他场域，尤其政治、经济场域的复杂共生关系，以新闻场域的资本交换、流动为前提。
因此，现实中的新闻场域实际上是一个不同利益诉求交织、流动的场所。这种新闻场域对社会结构控制的对应性反映，必然通过耳濡目染对应到新闻从业者的心智结构之中，进而使得本身已处于国家政治精英的“行政吸纳机制”[38]之中的新闻从业者，将被权力“收编”（co-opt）视为一种进阶，获取更开阔的实现自己专业理念（无论此理念内容如何）的极具诱惑性的途径。
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被看不见的手“整合”、“收编”已成为一种常态，有多种途径：
其一，直接为政治权力收编。通过提拔新闻工作者为宣传或政府职能部门的主管，进而使新闻工作变成进入政治权力的重要途径。新闻从业者在党或政府的主管部门之间流动，或者在主管部门与媒体之间流动，这样的事例很多。
其二，建立主导性框架，鼓励新闻从业者在这个框架内“成名”，并力图通过各种官办的新闻专业奖励阐释这个话语框架。
其三，直接或间接为经济权力拉拢和渗透，或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或“暗度陈仓”，人不出新闻界，利用自己所属媒体的象征资源和物质资源，为别人打工，为自己谋利，或者直接“跳槽”或“转行”进入经济机构任职。
收编是社会控制内化的重要手段。与强制不同，收编本身不具备强制性，它诉诸诱惑与常规。不仅如此，在新闻生产过程中，通过国家不断的训练、教育和实际工作，在新闻从业人员中形成了一种自审意识，以使其报道符合“党的方针政策”。
因此，前人成功范例的示范之中，以及个人对发展前景的权衡与期望之下，社会控制潜移默化地将从业者规训到正轨上来，并在这一过程中将外在控制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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