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从业者是新闻生产的主体。在新闻生产实践中，他们根据自己对新闻价值、现实环境的判断和理解来进行策划、采访、报道，外界的各种压力与影响必须经由他们的行动转化到新闻生产之中。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即“社会控制”得以平稳实现的前提之一，是主体的认同和参与。在社会学里，社会控制同越轨行为联系在一起，社会控制体现为鼓励遵从社会规范、防止越轨行为的努力。这也就是说，社会控制不是一个自主的概念，它通过一系列张力作用而呈现出来，体现为一种动态关系。任何一种控制行为都要体现为施控者和受控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正是因为受控者主体性的存在，权力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将其作为毫无能动性的客体来对待，“控制”本身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容纳和认可被控者的主体性。正如福柯所言，权力的微观化、体制化和内化，是权力经济的一种“进步”。它将“控制”转化为主体的自觉行为，减少了权力实施暴力或受到暴力反击的危险，增进控制效果的同时，也减轻了社会控制的成本与风险。
在新闻生产实践中，新闻场域主要处于强大的政治场域和新兴的经济场域二者强大的控制之中。“新闻场”中对外在控制的认同与建构，并不是仅仅通过权力的强迫接受就能实现的。具体到中国的新闻生产，国家对“新闻场”的社会控制主要出现在国家机器直接掌控的范围之外，容纳了从业者一定程度的主体性——来自新闻业内部的专业主义和职业伦理。一句话，即控制的效果不在于权力的强度如何，而在于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并嵌入了一套普遍认可的合法性话语体系——新闻职业伦理或专业诉求。(www.xing528.com)
因此，实现对新闻事业的社会控制目标的关键一环，是将“社会控制”从作为社会结构维护的需要转换为新闻从业者心智结构的对应认知。这个外部结构的内在化过程，用布尔迪厄的术语就是“惯习”（habitus）。布尔迪厄认为，“惯习”是一种深层性结构，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其特定“逻辑”（包括暂时性的）的实践活动的方法。换句话说，“惯习”塑造、组织实践。一旦社会控制被成功地“惯习”化在新闻从业者的心智结构中，就能够在没有任何异议的前提下，产生符合维护社会结构要求的新闻实践。
那么这种外在性因素向新闻从业者心智结构内化的对应转换是如何进行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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