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专业环境下的受众控制力不断增强

虽然是在市场机制下运行，但大众传媒却不能完全等同于其他商业机构，因为媒介具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传媒具有公共性，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忽略公共利益。强调“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是传媒安身立命之本，这是现代社会制约传媒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则。

随着传媒市场化进程的日渐深入，受众作用越发让新闻媒介无法忽视。大体而言，受众对新闻媒介发挥着社会监督作用，受众的影响手段包括：个人信息反馈；结成受众群体，以群体运作方式对媒介活动施加影响；诉诸法律；通过影响媒介销售市场制约媒介活动，这是受众对媒介活动发挥影响的最后的手段。

此外，尽管新闻生产主要是作为控制对象而存在，但是整个新闻生产的行业发展水平、生存状况对新闻生产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这一点在调查性的新闻生产中尤其明显。

学者张志安用“协同默契”来指代深度报道从业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外部支援因素，并认为这也是中国特定的舆论环境和新闻制度下从业者自发协作形成的行业控制特征。他认为，同行间彼此共享新闻资源、操作经验，相互利用新闻平台发稿，分担政治风险等，实际上形成了默契的行业性支援，共同造势，这在当前中国特殊的语境中有着尤其不可忽略的积极作用。

目前，受众与新闻专业的控制力量正在成长之中。

因此，以公共利益为依托的受众需求、媒介专业诉求及业已形成的媒介环境等因素，为中国媒介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开放性力量。这股力量使得媒介不能总对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矛盾冲突视而不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抑制媒介自我审查的积极力量。在与从业者的深度访谈中，大多数从业者认为媒介专业环境的开放程度与自我审查呈负相关关系，即媒介组织之间的声援力度越大、媒介组织对专业主义的共识程度越高，自我审查现象越少。(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转型期的中国新闻生产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控制，政治、经济、社会三方因素相互争夺、纠结其中。它们之间的张力态势因为彼此的相互角逐、矛盾冲突以及间或的协作，而时刻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中。对于新闻生产而言，它们虽然不乏积极、推动性的力量，但压制性的力量也无处不在。

具体就报纸新闻生产而言，在中国现实的社会情境之下，报业在“事业”与“产业”两股力量的博弈当中蹒跚前行，其中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力是关键性的、决定性因素，这就使得中国传媒业的制度变革呈现一种“束缚创新”的总体特征^[15]。

但由于政治控制的含糊策略、现实效果的局限以及市场自由化与刚性控制的矛盾等客观现实，当前中国新闻生产中由宣传纪律、宣传通知等控制方式划定的限制性边界既模糊又开放，呈现出变动不定的特点。

正是这些变动不定的边界的存在，客观上使新闻工作者在作出新闻判断时必须权衡再三，根据客观情势尽量将个体信仰和新闻专业诉求与行政部门的宣传要求、市场经济利益融为一体，或有所侧重，这实际上就为媒介组织和从业者的自我审查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正如美国传播学者Judy Polumbaum所言，中国传媒的巨集观控制存在发展法制和专业自律两种机制。这两种机制具有双重作用：既限制了对媒体的随意干涉，又强化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