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编辑部内的自我审查研究：问卷调查成果

（1）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是本研究田野考察的主要途径，一手材料主要源于这一渠道。本人于2008年11月至2009年12月之间，访谈了来自上述选定报纸的十九位新闻从业人员，其中《人民日报》采编人员三位；《京华时报》机动记者部深度报道记者两位；《中国青年报》北京总社及地方记者站记者各一位；《解放日报》主任级编辑一位，深度报道记者两位；《新闻晨报》社会新闻记者一位；《南方日报》社会新闻记者一位；《广州日报》市政新闻记者一位；《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一位；《信息时报》记者一位；《新快报》记者一位；《河南日报》普通编辑一位；《大河报》社会新闻记者两位。

从上述罗列可见，这十九位新闻从业人员，涵盖一线记者、二线编辑两大类。其中一线记者中以深度报道记者与社会新闻记者为主。这主要是因为在报纸的深度报道及社会新闻生产中，涉及的方方面面的敏感问题比较多，本书所要研究的“自我审查”在这些领域中反映得比较充分、典型。此外，二线编辑相对较少，且高级编辑只有一位，这方面的薄弱将通过具体的新闻稿件的编辑过程分析进行弥补。

这些深度访谈主要以电话访问为主，一小部分是采用见面交谈。由于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这些访谈的实际时间最少是45分钟，一般能够达到1个小时左右；有一部分亲身接触者则不分时间，交流机会也很多。这些访谈主要考察记者、编辑在新闻发现、采访、写作、编辑改动、发表过程中面临的来自外界的各种力量之影响，既包括积极推动性力量，也包括压制性力量，以及面对这些外界影响之际，记者如何做出自己的新闻判断，力争还原记者做出新闻判断时矛盾斗争的心路历程，揭示其应对策略以及这种具体某次新闻生产经历对后续新闻生产的影响。

在访谈结束后，如发现有遗漏或者不甚清晰之处，笔者再辅以电子邮件往来，以弥补访谈的不足。

（2）新闻文本的话语分析

这一新闻文本的话语分析方法直接借鉴梵·迪克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深化新闻学研究的崭新视角。这种分析实际上存在两个层次：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前者对新闻话语的结构进行描述，后者将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记者的认知、新闻话语如何再现事实的过程、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本研究的话语分析，主要针对同一新闻事件的不同新闻文本展开，既包括两个不同报社的新闻室对同一新闻事件的不同报道文本，也包括同一新闻室内记者呈送给编辑部的原始文本以及见报后的新闻文本，通过不同版本的新闻文本的话语比对、分析，弄清楚自我审查对新闻产品内容呈现的直接影响——在新闻产制过程中的话语变化，以及这种话语变化与更广泛层面上的话语实践、社会文化实践的互动关系，即自我审查所反映出的复杂的权力关系。

（3）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是本研究课题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此处所指的文献研究主要基于五个方面：

第一，中外新闻生产影响机制之研究的理论与实证文献的搜集、梳理与研究。

第二，关于中国新闻记者的相关问卷调查研究。严格意义上讲，科学规范的问卷调查应当是本研究应有的一个研究方法，但是个人力量实在有限，无法在一定的时间内保证调查的科学性、规范性及代表性，因此转而求其次，直接借用新闻学者业已完成的相关调查。其中主要是两位学者的问卷调查：其一是陆晔于2002年至2003年在全国八个城市进行的“社会转型与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理念衍变”相关研究的问卷调查。该调查分析了新闻生产不同权力的实践形态，结合对新闻从业者对自己工作的评价和主观判断的评价的研究，探讨了在中国现阶段社会转型和新闻改革的过程中，相关权力关系作用于新闻生产的主体即新闻从业者的方式、程度等，对本研究极具参考价值。其二是乔云霞于2001年1月至3月在全国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的“舆论监督研究”问卷调查。该调查对全国新闻媒介实施舆论监督的状况、经验和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深入的抽样调查、分析，对本书涉及的中国舆论监督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颇有帮助。

第三，搜集公开出版物（包括网络上发表）的新闻从业者的感悟、自述、自传等著作，从中寻找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自身思想、心理活动变迁的轨迹。其中新闻工作者的博客也是新闻工作者的另一个活跃地带，在这里他们较为放松地记载其工作经历，发布未见报稿件或采写初稿，抒发精神感悟、发泄各种情绪。本研究将一定的精力投入记者的博客之中。

第四，新闻见报稿件。

第五，尽量获取媒介组织的内部资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宣传通知等政策性文件；其二，记者的新闻采写初稿等重要资料；其三，编辑部内部各种指示等组织内部的“精神”等。通过分析这些内部资料，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支撑深度访谈；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见报稿件与记者原稿进行话语分析的比对，也可以借此还原编辑部内部的自我审查过程。

（4）案例研究

大量的实践案例是本研究的一大特色。其中微小的案例在全书中随处可见，同时，也有专门的针对某一新闻事件的案例研究，通过案例的分析可以直接清晰地揭示自我审查这个实践现象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展现及其影响。

此外，对不同性质的媒体，如党报与都市报，在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上的异同，来分析和凸显不同类别记者自我审查的差异，以及其对新闻生产的影响。

【注释】

[1]MacDougall C．Interpretative Reporting，Macmillan，1968．

[2]［美］盖伊·塔奇曼著，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做新闻》，华夏出版社，2008年。

[3]Chan认为不同于世界上诸多地区发生的传媒商业化过程，当代中国的传媒市场化是在所有制不发生转变以及政府仍然强有力地施加着约束下进行的。这也就是说，国家仍然是传媒的所有者，与此同时，政府对传媒仍然实行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因而被学者们称为“没有独立性的商业化”（1993年）。

[4]Zhao Y Z．Media，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

[5]森认为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从社会身份来看，他将新闻记者等同于某种政治人物”，因此，新闻记者的政治自传式传记，严格意义上说也是针对新闻传播者的研究。中国学者黄旦（2005年）也认为早期的从业者调查，如1937年若斯坦（Rosten L．C．）对华盛顿记者的调查可归类于传播者研究，因此具体的传播者研究的时间应该向前推进。

[6]媒介社会学，又称新闻生产社会学。

[7]Herbrt Gans．Deciding What's News：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NBC Nightly News，Newsweek and Time，Pantheon，1979．

[8]认知心理学中分类、假设产生、假设验证及资讯整合等心智的成果。

[9]潘忠党：《有限创新与媒介变迁：改革中的中国新闻事业》，见《文化研究》（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www.xing528.com)

[10]如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视角。

[11]罗文辉：《新闻记者选择消息来源的偏向》，载（台北）《新闻学研究》，1994年，第50期。

[12]笔者认为，尽管很零碎，但是专业主义理念已经并继续成为新闻改革动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据此，笔者怀疑新闻从业者已不再内化宣传体制下的原则，新闻专业主义的模式与市场力量的结盟，使宣传体制面临根本的危机。

[13]这个时间界限是笔者以self-censorship为关键词，从英文学术论文的检索结果中得出的。

[14]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香港处于社会转型中，媒体的自我审查呈上升趋势，引起香港学者对新闻自由前途的关注，并将自我审查视作衡量香港新闻自由的一个指标。

[15]现任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学系教授。

[16]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17]比如说法定的禁止，普通法规则，强制令或许可制度。

[18]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与Th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在2000年对287名新闻从业者（主要是记者，也包括81名高级编辑和执行官）进行了问卷调查。

[19]香港中文大学曾于1996年、2001年、2006年进行过三次针对香港新闻工作者的问卷调查。

[20]指两个人或团体通过互动得到有关对方的更多资讯和达成更深的相互理解，因而亦同时对外界事物的态度趋同。

[21]Gans（1979年）也有类似观点，认为“真正的审查”是指政府行使法定的权力强制执行或强令禁止，且这一合法的审查具有明确的、可显现的案例表现，有非常明晰的规则决定了谁能说以及他说什么。个人承受着直接的来自外部的压力，这一压力是带有制裁措施的明确的规则，而自我审查却没有。

[22]对于新兴的网络媒体而言，虽然规模庞大，但是它们有没有新闻采集权目前尚存争议，但它们日益加强新闻的自主采集却是不争的事实。

[23]陈怀林：《试析中国媒体制度的渐进改革——以报业为例》，载（台北）《新闻学研究》，2000年，第62期。

[24]民族团结问题也是权力问题的一个体现。这两地的新闻控制有其特殊性，新闻生产不具备样本意义上的代表性，排除在本研究的视野之外。

[25]本研究把报纸划分为党报、对象类报纸、都市报类报纸，缘自综合诸多学者的研究观点。

[26]需要注明的是《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实际上也是全国性综合大报，在全国各地都派驻有记者，新闻采制及发行影响辐射全国。

[27]高宣扬：《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

[28]高宣扬：《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

[29]高宣扬：《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

[30]［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谭立德译：《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4页。

[31]赵雅文：《社会转型与新闻平衡报道》，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32]徐斐：《社会转型时期的行政改革与发展观》，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33]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2～233页。

[34]夏倩芳、张明新：《社会冲突议题之党政形象建构分析——以〈人民日报〉之“三农”常规报道为例》，载（台北）《新闻学研究》，2004年，第91期。

[35]［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4年。

[36]［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