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编辑自我审查研究：理论背景与启发

本书中理论背景主要有两个：布尔迪厄“场域—惯习”理论、框架理论及话语分析。

（1）“场域—惯习”理论

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Bourdier P．）提出的极富包容性与张力的理论体系，抓住了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内在的辩证关系，对于本研究极具启发性。

该理论的两个关键概念即“场域”（field）与“惯习”（habitus）。

其一，“场域”。这个概念主要是指某个社会空间中由特定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综合体。从场域的角度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思考。

布尔迪厄这样阐释：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27]

其二，“惯习”。惯习是关于场域中行动者的理论。对于惯习，布尔迪厄作了如下说明：

与存在条件的特定阶级相联系的条件作用形成了习性：它是持久的、可变换的一些性情系统，是一些被建构的结构，这些结构倾向于作为建构性结构而起作用，也就是作为这样一些原则而起作用，它们产生和组织了实践和表征，从而，即便并未有意识瞄准一些目标，或者并未明确掌握为达至这些目标必具的运作程序，就可以客观地适应到其结果中去。^[28]

其三，“场域”与“惯习”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场域”塑造着“惯习”的基本倾向和面貌；另一方面，“惯习”又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29]。

“场域—惯习”理论曾被布尔迪厄用于对新闻业的研究与批判。他认为：“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定，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说新闻界是独立的，具有自身的法则，那是指人们不可能直接从外部因素去了解新闻界内部发生的一切。”^[30]

布尔迪厄的这一理论是本研究的基本理论背景，以此出发，考察其他场域如“政治场”、“经济场”如何影响“新闻场”的专业实践，并在相互之间复杂地互动或斗争以及默认的规则与协议中，将外在于新闻场的控制通过“惯习”的力量内化到新闻场的实践活动之中。

（2）框架理论与话语（discourse）分析

其一，框架理论。

新闻并非自然产物，Tuchman明确指出新闻是“对社会的建构”。为了解释新闻从业者如何建构社会现实这个议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被引入媒介研究领域，主要用于探讨新闻媒体与政治运作、新闻话语生产、特定社会群体的形象建构等方面。

“框架”一词来源于认知心理学，人类学家Bateson最早使用该概念。新闻学中的框架理论可追溯至社会学家对“真实”的解释以及心理学家有关“基模”的说法。Goffman认为，社会事件本来就散布各处，彼此无所归属，必须透过符号转换，方能成为具有关联意义的主观认知。而这个转换的过程，就是框架的基础，所以人们是借助框架来整合信息、了解事实的^[31]。

“框架”概念很多，Gamson的定义被广为引用：框架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指“界限”（boundary），指涉人们观察世界的镜头，代表观察事物的取材范围；二指“架构”（building frame），指涉人们用框架建构意义，代表一种意义联结，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就前者而言，“界限”把一些景物框进的同时，也必然舍去了一些景物，隐含“选择”与“舍弃”的意义。就后者而言，在取舍基础上重组材料，并赋予材料以意义，隐含了主观解释的意义。

可见，框架隐含“负面”意义：忽略一部分社会现实，并且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包含主观解释，即隐含了三个机制：选择、重组、赋予意义。

媒介的生产是框架理论的中心问题。对于新闻生产而言，新闻是客观事实的主观呈现，新闻媒介就像一盏不断“移动的探照灯”，选择与重组是媒体行动的主要工具^[32]。

许多学者已有共识，认为新闻报道总是“框限”部分事实，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总是“选择”一些事实，而排除另外一些资讯（亦即创造框架），以及主观地“重组”这些社会现实，从而影响公众舆论与受众对特定事件或问题的理解。Tuchman认为，框架反映了新闻从业者在组织事实过程中的主观性介入。

这种“持续不断地选择、强调和遗漏”的过程是必需的。Gitlin认为，即便一个特定事件也有无数值得注意的细节，而框架就是由传播者预存的立场和观点所构成的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借此告诉人们存在什么、发生了什么、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内涵。

同时，Goffman、Gamson与Modigliani等人认为，框架提供了意义的中心组织概念或故事内容，也是人们将社会真相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依据，即人们借由框架来整合信息、了解事实。由于新闻生产是制度化与组织化的过程，新闻作品的主观性或框架因此不再停留在个体或偶然层面，而是群体、组织、制度、文化等的复合作用；框架理论所关注的新闻生产便不仅是孤立的文本制作过程，而且是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与话语主导权的生产。

Goffman的“基本框架”（primary framework）概念就是指社会内部的上下权力关系，它们对叙述策略产生影响。Reese认为，框架是社会共用的、具有时间延续性的一系列组织原则，在建构社会意义的过程中起着符号化的作用。Reese的“组织原则”将社会层面纳入框架，认为它能将社会关系呈现在新闻编码中。

Gamson（1992）指出，框架理论的分析视角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关注新闻的生产过程；二是考察文本；三是带有主动性的受众如何在意义协商与文本间复杂互动。黄旦认为，框架理论将新闻生产及其产品——文本置于特定语境的众多关系中加以考察，这些关系大致可归为两类：“一是把文本自身作为一个自主体系（刻意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考察其内在的关系并由此所凸现的意义；二是文本生产和整个外在环境的关系（重要的制度化部分），捕捉两者间所具有的张力以及对文本意义的影响。”^[33]即这个关系集中在新闻文本的生产与权力结构之间的复杂关联上。(www.xing528.com)

在错综复杂的框架分析中，文本内容分析或话语生产分析始终是重点，因为媒介如何反映现实、塑造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最终仍须通过新闻作品来实现。学者Smith曾指出，将新闻文本作为“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constituents of social relations）来解析，是了解意识形态的恰当途径。

许多研究者均曾提出解析新闻文本隐含之意识形态的具体方法。如Foss提出了三点步骤：首先，研究者须确定新闻的意识形态本质，包括考虑“希望该新闻被怎样来阅读，希望受众相信、理解、感觉、思考什么”^[34]。其次，研究者必须分析新闻代表何者利益，哪些组织或“声音”的利益被呈现或占主导地位，哪些被排除了。最后，研究者须考察新闻作品的修辞策略，注意它如何将某些意义凌驾于另外一些意义之上。

其二，话语分析。

本研究聚焦于框架理论中的文本分析，并适当涉及文本与社会宏观结构的互动关系，话语分析将针对具体的新闻文本而展开。

话语分析是西方近几十年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认为在社会文化意义下，任何一种现象，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都可视之为文本，而对这些现象的不同解释和说明则都是话语。

目前，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界定的“话语”概念广为学界认可——“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并且“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话语既是权力斗争的场所，也为权力斗争提供模式”^[35]。

将媒介内容视为一种话语（news as discourse）来研究，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费尔克拉夫提出传播事件的分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文本，它偏向语言学；话语实践，也就是文本的生产与消费；社会文化实践，它是解释话语实践的基础。借此，他力图说明，媒介话语所体现的历史变化，不同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结合起来，以建造一个新的、复杂的话语。

荷兰传播学者梵·迪克（Van Dijk）认为，话语是社会控制力量，体现社会权力的运转，各种话语对应特定的权力结构，体现其权势。梵·迪克将符号学的分析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相结合，对新闻本身进行深刻的分析，认为新闻话语有一种固定的、约定俗成的图式结构，为深化新闻文本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种深刻、系统的分析方法。

对于本研究而言，话语分析理论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视角。

作为理论，主要是侧重费尔克拉夫所言的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而言，注重分析文本与二者的关系和互动，从“语言不只是社会过程和结构的反映，它同时也建构了社会过程和结构”^[36]的视角出发，探讨新闻文本与社会控制、新闻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力图透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遮蔽，廓清中国语境之下，自我审查对中国新闻生产的特殊价值与意义。

作为一种方法，主要涉及借鉴梵·迪克有关新闻话语的宏观结构（语义结构）和超结构（图式）两个面向的分析。

首先，宏观结构即主题，宏观结构具有主观性。

梵·迪克认为，主题应用到文本研究时，就是话语的纲要、主旨、要点或最重要的信息，它具有命题的特点。主题分等级排列，低层次主题归属于高一层次的主题，一个文本的整个内容一般最后可由一两个主题概括。

宏观结构可以从两个角度（接受与生产）阐释。从接受角度，有三种途径归纳出主题：删除，即删除与文本其余部分无关的所有信息，如一些细节；概括，即将一系列命题用笼统的语言进行归纳，如由“养猫、狗和金丝雀”归纳出“养宠物”；代替，即用表示行为或事物整体的宏观命题代替某种事情的一系列过程，如可用“我乘飞机去”代替“去机场、过安检、到候机厅、走向登机口等”。这是从低到高的过程。

从生产角度，作者写作实际上就是按照上述预设好的接受者推导出主题、对信息的反向填充过程，即从高到低，把主题一步步地详细表达出来。信息详述在新闻话语中不断循环出现，高层次的信息出现后，总是会出现更低一层次的细节信息。在这个详述过程中，作者有意识地想让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他悄悄埋下的“意念炸弹”。总之，这整个文本是可能充斥意识也就是形态陷阱的。这是文本中总体结构的隐形预设。

其次，新闻图式是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的重要概念。

梵·迪克认为，新闻报道可以分解为一个常规的格局，它由一些分层排列的范畴组成，包括概述（表题和导语）、主要事件、背景（语境和历史）、后果（后续事件或行为）、言语反应和评论等。梵·迪克称之为超结构或新闻图式。

新闻图式和宏观结构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图式因素将功能赋予整个语义宏观结构，它指导着作者自上而下地组织新闻的生产。

这具体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新闻图式是由新闻整体内容——即宏观命题填充的；第二步，用微观结构的细节信息来填充宏观命题。这样，任何一个图式范畴都由一个或若干个主题填充，主题又由一个情节确定，而情节最后由一个命题序列来表达。图式就这样自上而下地控制着相关主题的形成和命题的生产。

梵·迪克特别指出，这一填充过程并不是按事件（命题）的自然顺序来进行，而是遵循着“相关性顺序”——“倒金字塔”结构。具体地来说，就是重要的或相关的信息总是放在前面，这造成了总结与实际新闻故事的分割。主要事件范畴出现后不能线性地、连续地获得这一范畴的所有信息，即首先得到的只是主要事件的最重要信息，细节则要等到其他范畴的高层面信息实现之后才出现。因此，每一范畴都分期实现，从而形成新闻特有的分期结构（installment structure）或称锯齿形结构。

在“相关性原则”的指导下，不仅新闻人的新闻价值观、工作规范得到体现，而且很有可能体现新闻人的意识形态偏见，因为事件重要性的排序给主观倾向的发挥留下广阔的空间。

除了上述一明一暗的总体结构性意识形态的制约外，梵·迪克还指出了一些较为具体的意识形态制约，如新闻中有意忽略某些事实，就有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倾向的体现，梵·迪克称之为“不表达的意识形态”；背景事实的选取中也很容易体现出意识形态倾向，因为背景事实的选取涉及因果关系的推断，不同事实的选取有时会体现出截然不同的对事件性质的看法；还可以通过新闻文本和新闻图式的比较，评定新闻文本的“完”度，从而较为直观地把握新闻文本的总体倾向强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