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者研究的经典代表与台湾地区研究成果

作为新闻的采集者、制作者，传播者是新闻生产中的关键环节，他们的意识形态、观念、职业意识、自我认知等深刻影响着新闻的采集与制作。

1950年怀特的“把关人”研究是传播者研究的起点^[5]，1969年斯尼德（Snider）对“把关人”做了回访。这些研究注重新闻选择发生语境，即内外部资源、工作环境、竞争对手、职业理念和媒介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的研究。

“把关人”研究开启了媒介社会学^[6]的研究视角。20世纪50年代研究视野逐渐被打开，从个体研究扩展到对编辑部的考察，出现了一批真正从媒介社会学角度研究编辑部的新闻生产的重要成果。其中沃伦·布里德（Warren Breed）的研究堪称代表。布里德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双重制约，既要服从专业规则，受专业协会的制约，又要作为组织的一员受到组织的制约。他同时提出了新闻编辑室内从业者的“社会化过程”。此外，吉伯（Gieber W．）也看到了新闻编辑室内的作业环境及人际关系对“把关”的影响，并认为个人的主观性与媒介组织和其他压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20世纪70年代，传播者研究又迎来了一个高潮。杰里米·滕斯托尔（Jeremy Tunstall）研究了专业记者生产新闻的过程，发现记者的角色行为不仅受到同事所形成的“参照群体”的影响，更受到媒介文化、记者的贡献及其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他提出了要根据新闻实践的差异具体分析记者的主动性或受到的控制。

70年代的其他经典研究则多视新闻为一种社会知识，考察其生产过程如何进行，这些研究中也蕴含着对传播者认知的真知灼见。1978年，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发现了隐藏于新闻产制流程中的“新闻网”，指出新闻是对真实的社会的建构。1979年，社会学 家Herbrt J．Gans出版了Deciding What's News：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NBC Nightly News，Newsweek and Time，从新闻价值观的角度研究编辑部，指出“新闻对真实的判断中总包含着价值观”^[7]。

80年代至90年代，传播者研究更加细致具体，聚焦对象更进一步从编辑部层面往上扩展，并最终涵盖了媒介组织及媒介之外的社会体制、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些媒介影响机制研究的所有层面，不仅出现了新的研究视角，更在前人基础上形成了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四个传统。

1980年，马克·费什曼（Mark Fishman）出版了《制造新闻》（Manufacturing the News），看到了新闻从业者与消息来源的关系及其在媒介组织中受到的压力。1989年，学者Stocking S．H．与Gross P．H．在How Do Journalists Think？A Proposal for the Study of Cognitive Bias in News Making一书中，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将人类的信息处理成果^[8]融入新闻传播中，试图对记者在选择题材、判断资讯及整合信息等工作上的思考机制及其结果提出解释，并证实记者会以既有的基模去判断新的信息。同一年，Donohue Olien与Tichenor的研究看到了不同层次的阅听人、市场、广告以及社区组织对新闻处理的影响。

进入90年代，1993年芭比·霍利泽（Barbie Zelizer）发表《新闻从业者作为阐释的社区》，“以话语分析的方式来研究新闻生产，从历史话语的角度来看新闻从业人员如何构建自己的专业、职业”^[9]。1994年吉特林出版的《内在的黄金时段》，其中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变化进行了研究。同年，美国学者McManus J．H．在《市场驱动新闻学》一书中，对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www.xing528.com)

进入21世纪，传播者研究借鉴了更多其他学科^[10]的相关理论，越发深入、细致、多样化，由传统媒体逐渐扩展到新媒体。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编辑部管理的影响，如网络媒体及传媒集团之间的研究等，基本上是对前人研究的细致化与补充，本书不予详述。

以上是西方传播者研究的经典代表。

与国外的丰硕成果相比，国内的研究略显零散、落后，但也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台湾地区研究发展进程领先于大陆，在传播者与消息来源、新闻工作者主动性、专家与生手的比较等研究方面，采用量化与质化研究结合的方法，取得了很多成果。

罗文辉、臧国仁等人通过研究记者与消息来源的关系指出，“如果新闻机构的工作常规（routines）以及新闻价值体系无法改变，我们将很难期待新闻记者会改变他们选择消息来源的习惯与标准”^[11]。郑瑞城则看到，媒介组织的内部控制主要通过强制（指责或威胁开除）、酬佣（口头或物质报酬）与规范（以理服人）三种形式形成。1996年至1997年，罗文辉联合多名学者进行了大陆、港澳与台湾地区新闻工作者大调查，详细考察、比较分析了大陆、港澳与台湾地区新闻人员的差异。

台湾地区学者林淳华与张文强考察了新闻组织内部的权力运作与新闻工作的自主权问题，并看到了媒介组织内部权力流动的多样、复杂、细腻，指出媒体所有权、科层制度、工作流程、中国社会的人情网络等因素，同样渗入和包围着新闻工作，交互、持续地成为一种工作上的限制。还有许多学者如钟蔚文等通过专家与生手的比较，开始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新闻传播者。

大陆地区的相关研究自21世纪初才真正起步，有分量的研究多来自海外华人学者，如潘忠党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对大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意识进行了考察，认为在中国传媒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感、党的宣传工作的要求以及西方的新闻专业理念和商海的诱惑，构成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内部错综复杂的内心冲动。在这三股力量的相互推拉之下，专业主义在中国当前的话语实践中只能是碎片式和局域化地呈现^[12]。

此外，复旦大学的学者陆晔、黄旦、张志安等人的研究在论述社会转型过程中，除了聚焦新闻生产“有形的控制空间”权力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因素等之外，也逐渐开始关注一些微妙现象——组织内部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规范和标准对新人的渗透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