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新闻的这种“建构”功能，媒介的报道“并非只是透明地报道本身就‘自然地’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因此，自新闻业诞生之日起，新闻话语就天然地与各种权力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新闻生产亦始终处于各种权力和利益的控制与博弈之中。
这种控制与博弈早已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着墨最多的莫过于各种权力对于新闻业的控制与步步紧逼，深陷其中的新闻业似乎总是给人以被动无力的印象。而实际上，新闻业本身也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媒介组织及其从业者也从未真正“缴械投降”过。在新闻业内部，新闻生产主体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着一场控制与反控制、规训与抗争的博弈。
新闻从业者如何回应这种博弈？坐等束手就擒显然不是他们的选择。那么，他们如何做到在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中，既将媒介自身面临的风险降至最低、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规训，又始终坚守住自身的职业追求与价值呢？
这正涉及新闻业内部的自我控制，即媒介组织及其从业者的自我审查。
在新闻生产中，自我审查一直是各国新闻生产挥之不去、无法回避的问题，当前也在国际新闻界蔓延。在中国语境中，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新闻媒介经历了一个“没有独立性的商业化”[3]、“没有民主的自由化”以及“没有自主性的专业化”[4]的过程，媒介的环境自成一体，新闻业界的自我审查更加复杂、微妙。
这是中国新闻业客观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是国内学术界却没有给予其重视。一提及国内新闻生产的现状，就一味地将矛头指向政府对媒介的直接控制，反而忽视了这一控制的微妙变化和实现的特殊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管理法制化程度提高，在日常的新闻生产中，很多外在控制必须转化为新闻业界的内在控制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中国新闻生产的了解过于表面、大而化之，误以为市场化、政治控制可以解释一切，只看到了外在的管理控制，却忽视了媒介内部的自我控制；只见管理不见积极争取，只看到了媒介组织和从业者迫于压力在外在规训面前低头，却没有真正深入新闻业内部，从新闻生产主体不能言说的实践与抗争中，去了解他们在服从规训的同时，如何通过自我调控，不断地积极争取与突破边缘，进而一点点推进着中国新闻生产的进步。(www.xing528.com)
自我审查正是这么一个关乎新闻业界生产内幕的东西，它是开启中国新闻生产的一把钥匙。自我审查实际上反映了主体与客体、规训者与被规训者之间的一种内在博弈机制，揭示了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情境中，新闻从业者如何在服从规训与抗争规训之间进行艰难的博弈。
在外在控制面前，新闻从业者何时进？何时退？何时听从指令？何时临场发挥？一时的退让意味着什么？一时的推进又能带来什么？中国的新闻生产就是在这种进进退退之中渐进式地发展，在“抗争”中退让，在退让中前进，呈现出一个渐进的，同时又有些循环的过程。
因此，在中国新闻生产中，自我审查是一个关系复杂、影响重大的问题，它首先直接关系到具体的某一次新闻报道。在现实的新闻生产中，从业者在规训面前的“退”与“进”直接反映在新闻报道之中。大体而言，业界的自我审查是围绕着安全传达进行的特殊的信息处理，这种处理因时、因势、因人而异，呈现出一个连续性的变化幅度。一般而言，这种处理是以信息的某种变形（尤其是敏感的、负面的新闻）为前提来实现安全的新闻表达。
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自我审查更是直接关系着中国新闻生产的大局。因为基于自我审查变动不定的模糊特性，在外界规训与内部抗争的博弈之中，在控制与反控制的相互角力之下，自我审查实际上为中国的新闻生产开辟了一个弹性空间。传媒常常就此“临场发挥”，借助自我审查力图突破但又适可而止，实现某种妥协与平衡，在某种程度上试探着报道底线、调整着实践范围。
可以这么说，要真正了解中国的新闻生产，就必须了解从业者的自我审查，了解从业者与主管部门的权力博弈过程。它一方面能够回答中国新闻生产为何呈现如此现状的这一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够使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新闻业的行为主体——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作为和心理状态，而这些对于中国的信息传播、新闻自由、新闻生产本身而言，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内在价值。因此，研究自我审查对于研究中国新闻生产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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