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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报道实务教程:图解政策型报道

时间:2023-11-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图解政策型报道旨在配合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或者是对已经出台的重大政策进行深入的解读,以使民众知道、理解、接受,从而有利于政策的贯彻推行,这是媒体发挥指导性作用的一个重要体现。实际上,此类图解无任何实际意义,误把图解当成“政绩”比拼牌,达不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报道目的。

财经新闻报道实务教程:图解政策型报道

图解政策型报道旨在配合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或者是对已经出台的重大政策进行深入的解读,以使民众知道、理解、接受,从而有利于政策的贯彻推行,这是媒体发挥指导性作用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对于财经媒体来说,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图解式报道应该成为自身必须重视的报道环节。从解释的角度来讲,它与上一章的立体解释型财经报道是相同的,但是解释对象的特别性以及解读目的的差异又使图解政策型报道不同于立体解释型报道,所以本章单独列出加以讲解。

如何进行政策图解?一般来说,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记者从新闻信息的角度来把握相关部门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注重分析经济政策中影响国民经济大局的新因素的同时,考虑最广大的新闻受众的信息需求,把政策中蕴含的宏观理论解释为公众能够轻松接受的经济学知识,从而为公众经济行为的选择提供帮助,也就是上情下达;二是力求搭建起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反映基层公众对相关经济政策的意见和要求,同时追踪政策的实施情况,让上层了解基层的声音和有关政策贯彻的情况,即下情上达。其实,上情下达也好,下情上达也好,都是媒体指导力量的集中体现。

尽管图解式报道的原理不难理解,但在现实的相关报道中,其报道产生的效果却常常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在于刻板的报道模式使得该类报道的可读性及启发性大打折扣。先看这两个标题“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在全国各地干部群众中产生热烈反响”“各地干部群众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在媒体有关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的图解报道中,类似以上两条口号式的标题、造势式的图解充斥于媒介空间。实际上,此类图解无任何实际意义,误把图解当成“政绩”比拼牌,达不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报道目的。

再以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相关图解报道为例来分析:

参考报道1:《媒体解读“十二五”:“增长”向“发展”转变不简单》(节选)[1]

中央电视台:“十二五”规划建议最鲜明特征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认为,“十二五”规划建议最鲜明的特征是制定“十二五”规划的主题和主线。主题是科学发展,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也是这次规划建议最突出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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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原认为,从2003年以来,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入人心。经过“十一五”规划的实践和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积累了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也暴露出一些不足,使大家进一步反思。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经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进一步加强了我们要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感。因此,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建议鲜明地提出“十二五”规划纲要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应该说是切中要害,反映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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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从“增长”到“发展”不仅是字面改变

新华社题为《“十二五”:冲破中国发展瓶颈的关键》的文章称,发展不同于增长,绝不能只看速度快慢、规模大小、一时得失。发展如果不科学,路就会越走越窄。我们所谋求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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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以上两家媒体的解读,一家是从最鲜明特征来谈,一家是从冲破中国发展瓶颈的角度来谈。从文中的表达来看,两个鲜明的特征指的是主题和主线,主题是指科学发展,主线是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冲破发展瓶颈的关键在于科学发展,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这两家媒体的图解报道采用的是同一解读角度,使得解读本身的信息含量减少,启示意义便大大缩水了。

在以下人民网的图解报道中,记者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研究员,具体内容如下:

参考报道2:《五中全会凸显三个关键词:民生、风险与改革》[2]

“‘改善民生、风险决策与综合改革’是五中全会体现的三个关键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研究员接受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专访时说。

刘尚希说,十七届五中全会是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无论从全球来分析,还是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历史正处于一个分野的重要时期。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标志,世界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战国时代”,多元化、多极化、多样化以及矛盾的多边化日趋明显,全球公共风险不断扩大。

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为标志,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以政府为中心逐渐地转向以市场、社会、公民为基础。这意味着我国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都需要摆脱路径依赖,实现发展方式的转换和改革方式的转型。

【关键词一】民生

刘尚希表示,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五中全会凸显出三个关键词:民生、风险与改革。民生是发展、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适应各族人民对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改善民生,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是未来五年的最终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

发展是硬道理,经济蛋糕不做大,就失去了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同时,科学发展,更是硬道理。不转换发展方式,发展就不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质量就不可能提高。又好又快地发展,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做好蛋糕,这样才能改善民生。

另外,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通过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整,提高居民收入国民收入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还离不开政府的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更是必不可少。

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社会安全网,也是保障民生的重要制度基础。围绕民生这个目标,需要解决一系列达成这个目标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些矛盾和问题都是全新的,需要寻找新的方法来解决。

【关键词二】风险

在实现民生改善这个最终目标的过程中,不会一帆风顺,会面临着各种风险的挑战。刘尚希认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抵御风险意识的凸显,是这次五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直接表述风险这个概念的地方不多,但风险意识强烈,充分认识到实现目标的艰难。

刘尚希说,把加快转换经济发展方式视为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这表明发展方式的转换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高难度的复杂问题。“五个坚持”的表述更是表明了转换发展方式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任务,否则,就无需“坚持”。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化改革开放,等等,这些都需要不断“坚持”。

未来是不确定的,有许多无法预见的风险在等着我们,要靠我们的智慧和勇气去闯过一道道难关。树立牢固的风险意识,以风险理性去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才可能获得一个确定的结果,实现我们的目标。

【关键词三】改革

“改革是实现目标的根本途径,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根本动力。当下的改革不可以再‘重复昨天的故事’,改革本身也面临着改革。”刘尚希绕口令式的话充满智慧和启迪。

刘尚希表示,在经济、社会、政治各个领域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纠结在一起的时候,任何单项的改革都已经不能奏效。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全面综合改革的历史时期,经济改革的单兵突进已经失效。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等各项改革协同推进,意味着原有的改革路径、改革方式、改革方法都已经不合时宜,如何推进新的改革,这同样需要创新。

面对新的改革环境和条件,以及新的改革对象,我们改革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尤其是社会改革等方面的理论准备,相当欠缺。拿来主义肯定行不通,以国外的东西为样板,打着借鉴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旗号,照抄照搬,将会导致巨大的风险,带来改革灾难。

改革是实践性极强的人类活动,国外现成的理论和做法都不足以证明在中国的适应性。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实行全面综合的改革,将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没有捷径可走。

文本分析:以上访谈式的图解从三个关键词的角度来展开,形式非常新颖,也有实质内容。但是由于其采访对象单一,使得信息解读的层面缺少了相应的思辨成分。众所周知,只有建立在思辨基础上的理性图解才更容易让受众认可。

如何突破图解式报道的刻板模式?在尊重受众阅读兴趣取向的前提下,排除应景及完成宣传任务的报道心理,摒弃唱高调的姿态,积极寻求报道的新思路、新方法,是必由之路。请阅读以下报道:

参考报道1:《吴敬琏:五中全会公报一语中的 成败在此一举政经解读》[3]

凤凰网财经讯 在今日上午财新峰会“经济新格局”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表题为“什么是中国面临的经济新格局,我们应当如何去应对这种新格局?”的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一语中的、切中时弊,指出了问题的焦点,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成败在此一举,这一举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进行的全面的改革,这是需要我们花很长一段时间作出艰苦的努力的。以下为演讲实录:(www.xing528.com)

吴敬琏:在最近这段时候,似乎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十二五”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历史新的起点,但是大家对新格局又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人认为新格局就是中国从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一个低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将要快速地提升到中等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等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要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了。

有人认为,新格局的特点就是中国将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甚至认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还有一种说法是新格局的特点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将要按照以人为本的方向进行快速的调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新格局的特点是从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我个人比较认同第四种看法。不过对于什么叫平衡,什么叫非平衡,什么叫再平衡,它的内容是什么?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们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我个人的说法是这样的,新格局的特点是过去全球两类失衡的经济之间的脆弱平衡已经不能持续了。新的时期的新格局的特点,就是要向一个再平衡的方向走去,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能不能在今后稳定地发展,就取决于再平衡进程的状况。

为了说明我这个提法,需要对平衡、均衡、非平衡、失衡和再平衡作出更加具体的界定。在我看来,在前一个阶段,全球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两类失衡的经济,这两类失衡的经济是互补的,就像人照镜子一样,正好方向相反,但是因为相反两者之间可以达到某种均衡,而这种均衡是非常脆弱的。

这两类经济,一类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它的内部的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高储蓄率、低消费率。中国现在的储蓄率达到了50%,甚至更高。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像世界各国也是没有这样高的储蓄率的。另外一类经济,它的内部失衡的表现是低储蓄率、高消费率,像美国,美国到了危机爆发以前,储蓄率已经降到零,甚至是负数。

从2005年、2006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家对失衡的状况,包括中国的失衡的状况、美国的失衡的状况做过很广泛的、深入的讨论。这两种失衡的经济就本身来说,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它有正的大缺口,或者有负的大缺口。但是这两种经济之间通过贸易的往来,通过资本的流动,却达到了全球经济的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是非常脆弱的。是怎么达到的呢?主要通过外汇收支,通过经常账户的赤字和结余,通过资本账户的流出和流入,达到了全球经济的平衡。

但是这种平衡是非常脆弱的,中国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是由此产生的。比如内需不足,最终需求不足;比如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差距拉大;比如各国之间贸易摩擦的加剧,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得非常被动。因为我们为了保持这么一种平衡,我们的货币政策就变成被动大量地增发货币,就造成了流动性泛滥,造成了资产泡沫的膨胀,造成了通货膨胀威胁的加大。

大家知道,这一次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是由此产生的。所以,要真正实现经济复苏,走出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那么就要解决一个再平衡的问题。各个国家要实现自己内部经济的再平衡,进而达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出现了某些复苏的迹象,但是这种经济复苏主要是政府的刺激政策促成的。政府的刺激政策是一种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这个短期政策能够稳住经济,使得经济不至于急速地下滑,但是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仅仅依靠这样的短期政策,不可能真正地走出危机。

像美国,美国的储蓄率就是解决它的内部经济失衡,储蓄率有所上升,有轻微的上升,但是主要还是靠的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最近美国又开始了第二次的数量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保证经济继续向好。

我们去年经济的增长率达到了9.1%,但是主要的推动能够保持一个高增长率的因素,是非常宽松,可以说是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看看结构,进出口是继续下降的,消费没有明显的提高,主要是靠海量的投资。海量的投资虽然能够使得我们在去年实现了9.1%的增长,但是正像温家宝总理天津达沃斯会议上讲的,它的负面效应也不可低估。所以,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会议上讲到,我们今后要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从短期的经济增长转向解决长期增长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理解,这所谓解决长期增长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要解决我们内部失衡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分析造成内部失衡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针对造成这种失衡的主要的原因来采取措施。我刚才已经提到了,2005年、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内部失衡的原因做过很多很深入的讨论,当时大家都认识到造成中国过高的储蓄率、过低的消费率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增长模式或者说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所谓经济增长模式,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专业人员的劳动或者叫作知识和技能)这四种要素各自在增长中的贡献有多大,结构是怎么样的。

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以来,一直采取了一种依靠投资支持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说是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结果是收入分配中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当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后,有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所以所谓旧的增长方式或者旧的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自然资源和投资的增加。因为这样,所以在收入的结构上就出现了资本和自然资源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降低。

我们都知道,收入水平越高的人收入份额越高,资本收入、自然资源所有者的收入,主要是政府的收入和最富裕的人群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储蓄倾向是高的,而消费倾向是低的。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份额降低,专业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的消费倾向是高的,储蓄倾向是比较低的,这样就造成了整个经济的内部失衡,储蓄的份额变得越来越高。储蓄的份额变得越来越高,我刚才已经说过,已经达到了50%的高比重,那么,一个出路就是投资,投资率我们也非常高,现在接近于50%,在46%—47%的样子,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但是不仅如此,还存在着需求短缺、内需短缺的现象,就要找另外一个出口,就是进出口,或者说“出超”,用“出超”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样就造成了困扰我们多年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如果说不能改变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改变这种经济发展的方式,我们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要从危机中走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特别是政府的投资。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从去年到今年来看,内部失衡、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成果。相反,还有一些恶化的趋势。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扭转这种状况。怎么才能扭转呢?根本的途径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或者说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提高劳动,特别是人力资本(专业人员)的劳动,提高他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而来,才会提高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在GDP当中的比重,才能提高他们的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内部失衡的状况。

但是,问题来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已经提出了至少28年,我们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要把我们的经济发展转到以消费提高为基础的轨道上去。在制定20世纪最后20年计划的时候,也提出了这样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全文是这样的:“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到本世纪末(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到了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超额实现了,但是前提没有实现。所以,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提出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过了十年以后,到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又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红线。为什么没有能够顺利地实现我们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标呢?

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深入的讨论。当时明确了一点,没有实现这个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当时列举了若干个体制性障碍,这个体制性障碍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即政府仍然保持着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过大地配置资源的权力。另一方面,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说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目标没有实现,在执行“十一五”的过程中,我们又做了总结,为什么“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的模式有所改善,但是还是不尽如人意。为什么?是因为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十一五”以前的经验和执行“十一五”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就是解决体制问题。怎么才能解决体制问题呢?其实很清楚,就是要推进改革,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

最近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很正确的决定,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是一语中的、切中时弊的,指出了问题的焦点,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想这两段话值得我们仔细琢磨。“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我想,成败在此一举。这一举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进行的全面的改革,这是需要我们花很长一段时间做出艰苦的努力的。

文本分析:在对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的解读中,以上这条以专家为主体的媒体图解报道相对而言更好读、更有启发、更有思辨意义,具备了学理的通俗表达并实现了历史感和现实意义的有机融合。

我们可以看出,要想做出一条好的图解政策型报道,起码应该遵守以下规则:

第一,讲求图解的时效性,把握好恰当的时机。

第二,遇到专业性强而记者本身又不能准确而合理地把握的问题,在选择采访对象时要选择具有一定的财经知识的人甚至是某个方面的专家或学者。但要特别注意防止对专家过分依赖,以免造成专家长期占据版面和时段的局面。同时,一个问题尽量多请教几个专家,防止信息和观点的过度同一化。

第三,在访谈专家问题的设置上,要注重专业性及思辨性,立意要高。如果允许,可以请专家对某个经济现象或事件未来的趋势作出预测。

再看下面一条报道:

参考报道2:《一个假离婚家庭的遭遇“京十五条”的悲情故事》[4]

2月16日北京颁布了“史上最严厉的限购令”,非京籍家庭,只有无房且能提供5年以上纳税或社保凭证才有资格购房。这对于小赵和小于夫妇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通过多方努力的买房愿望,至此成为泡影。

2月17日,本网记者在网上知道了小赵夫妇买房的经历,并联系上了小赵夫妇的一位朋友,这个朋友向本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小赵夫妇都是外地人,今年30岁左右,此前在外地工作,后来二人都来到北京工作,在通州接近燕郊的地方买了一套小房子。尽管此地离他们的工作单位较远,交通很不方便,但二人还是一直在此居住。

2010年,小于怀孕了,想到孩子出生以后,通州的房子太小、上班距离太远不方便,于是二人希望能在城里再买一套房,一来上班近,二来方便照顾孩子。小于从事出版传媒类的工作,小赵也是单位的技术骨干,两人的收入都还不错。

四处看房之后,2010年年底,小赵夫妇终于看中了一套位于南二环、南三环附近的二手房,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但当时北京的限购已经开始,为了避免政策的限制,小赵夫妇决定办理假离婚,将通州的那套房子记在女方名下,再以男方的名义购买南三环的这套二手房。

北京2010年下半年时的限购政策为,非京籍人士提供一年以上纳税或社保证明,可以新购一套房,第三套房停止贷款,其实小赵夫妇当时具备购买该套房的条件,只是根据当时的政策,第二套执行首付50%,利率为基准利率的1.1倍。

由此推测,小赵夫妇办理假离婚购房的原因,可能是为了离婚后,其中一人能够以购买首套房的方式,去购买这套二手房,如果能依此执行,首付和利率的压力都要低很多。

总之,为了购房,小赵夫妇办了离婚手续,但是眼看年底将近,代理该房屋的中介经纪人又告诉小赵夫妇,这套房可能办不了贷款。于是,这套房的交易,直到年底也没有成功实行。

转眼春节已过,2月16日,北京出台了新的限购令,对外地户籍家庭的限购政策更为严厉,不仅有一套房的不让再买房,就算没房的,也要提供五年以上的纳税或社保证明,才能买房。纳税期限一夜之间从一年上升至五年,小赵夫妇在北京工作都不满五年,他们一下子失去了再买房的资格。此前看房、办离婚,都是白折腾了。

眼看着孩子马上就要出生,房子也没法买了,小赵夫妇只能赶紧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还得忙着去复婚。

在一轮一轮难以预期的楼市调控下,像小赵夫妇这样的刚性需求,一步步被逼到了角落。

文本分析:以上这条有关北京房产新政图解的报道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图解报道的刻板模式,在可读、可信及传播的有效度等方面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期待它能够成为图解政策报道的常规新模式。

这篇报道提供了一个更加人性、更加可读、更加切合实际的图解视角,而这种另类图解的方式,带给我们的是图解的清新之风以及对相关政策的深入思考。如此的图解方式能够使图解政策式报道下情上达的任务高质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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