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经报道变迁：1949年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基于中国当时的经济制度，经济报道并没有也无需从别的类别的报道中独立出来，所以长期处于泛政治化、传播价值取向单一化和报道模式刻板化的状态，在报道领域的选择、报道视角的撷取、报道方式的设定等方面，缺少新鲜灵动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时“经济新闻的报道面过窄，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对消费领域涉及较少；对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报道则涉及更少。经济新闻的写法呆板，缺乏应有的变化，形式单一，读来无味”^[4]。“经济新闻文风死板、拘谨，事件报道平铺直叙，喜欢罗列干巴巴的数字，堆砌深奥的经济词汇”^[5]；而“报道语言具有很强的公文性、政治性和口号、标语化”^[6]，这是当时经济报道的基本面目。

《人民日报》主办的《讽刺与幽默》曾经刊登一篇题为《万能表》的文章，全文如下：

在________以来的大好形势下，在________会议精神的鼓舞下，________党委认真贯彻执行________精神，组织党委一班人围绕________专题，反复学习了________文件。通过学习，深刻认识到________重要性，进一步明确了开展________的重要意义，从而大大增强了贯彻执行________的自觉性。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他们针对本单位________的特点，狠抓了________工作，做到了________，从而有力推动了厂里的生产。到________为止，全厂已超额完成了________计划的百分之________，总产值达到________，比去年同期增长________。群众高兴地说：“________。”目前，________厂的干部群众正在成绩面前找差距，力争为________做出新的贡献。

本表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段落清楚，主题突出，适用于所有工矿企业的新闻报道。大、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同志均可使用，使用时稍加填写就可成为一篇正规的新闻稿了（原文注）。^[7]这个“万能表”当时确实被很多经济报道文本所套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闻总署作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8]，明确提出了“适应全国逐步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全国报纸应当用首要的篇幅来报道人民生产劳动的状况，宣传生产工作和经济财政管理工作中成功的经验和总结错误的教训，讨论解决这些工作中所遇到的各项困难的办法。报纸的新闻、通讯、评论、信箱、专门性的或一般性的副刊，都应当尽可能地服从于这个任务”^[9]。1954年7月，党中央通过的关于报纸工作的决议，明确指出“经济宣传所占的篇幅，不应少于报纸版面的百分之四十”^[10]，从这些重要的“决定”和“决议”可以看出，管理者还是非常希望能通过政策的推动来促进经济报道的成长的，但是，当时中国社会计划经济的基础决定了整个社会对于经济信息需求量不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报道与其他类别的报道，如时政报道，并没有区分开来。因为界限模糊，经济报道在媒体上的地位便是边缘化和非主流的，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了彻底改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内，经济报道是缺乏自身特性的，其显著的特征便是写作中的“万能”模式。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报道冲破泛政治化和价值取向的单一化困境具备了社会基础，而这正是刻板的“万能”模式得以颠覆的前提。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市场经济行为的活跃，新经济领域的开辟和拓展以及新的经济现象和问题的出现，为经济报道开辟报道领域和寻求新的报道方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媒体对经济报道的重视，新生的经济类媒体的涌现，以及媒体之间激烈的市场化竞争，都为经济报道构建独立的报道话语和形成个性化的报道品质开辟了道路。

经济体制的彻底变革，使得市场中的经济主体和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公司成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同时，资本、金融市场的形成和扩张，股票、基金、债券、期货、保险、外汇买卖、个人理财等新经济现象的呈现等，这一切都对经济新闻报道的对象、领域提出了新要求。改革开放前，经济报道选题狭隘，陷于“工业围绕产值转，农业围绕季节转，商业围绕节日转，市场围绕柜台转”的怪圈中。改革开放后，选题视野狭窄的历史得以终结：经济报道从过去只注重宏观政策领域扩展到关注具体的市场主体；从过去只注重生产领域扩展到全面聚焦流通、分配和消费领域。同时，新生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又为经济报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鲜选题。

改革之初，类似于“租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以及“关广梅现象”式的报道，在展现和思考人们困惑的经济体制和经营方式问题的同时，也革新了经济报道的报道模式，这一时期深度报道的被引进便是明证。这一全新的报道方式对于打破“万能”模式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深度报道注重事件前因后果的探寻，以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为要务。所以可以这样说，深度报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经济报道的刻板面目。

2000年前后，一批新锐财经媒体崛起，同类媒体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寻求报道方式的突破成为各路英豪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至此，市场经济体制已得到长足发展，但由于法治建设滞后，急骤变迁的中国社会中种种矛盾逐渐呈现，这样的社会背景为调查性报道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财经》杂志以2000年10月发表的封面调查性文章《基金黑幕》为起点，2001年连续发表了《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谁在操纵亿安科技》等文，带动了调查性经济报道的兴起。这些报道犹如重磅炸弹，引发股市、证券业的风波骤起，也引起社会、学界、业界对相关黑幕的高度关注。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财经时报》等分别跟上，纷纷揭露‘坐庄内幕’，三大证券报及《新民周刊》等报刊对此作了支持性评价。于是，2001年成为众媒体‘捅破窗户纸’年。”^[11]至今，以揭丑为要务的调查性财经报道方兴未艾。

报道领域的拓展、报道方式的丰富又促进了经济报道理念的变迁，“经济报道主体对象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的换位，经济新闻选题立意实现了从一元价值向多元价值的转换”，“经济新闻写作方法实现了从工作业务型向生活综合型的换位，价值取向从‘指令传递型’转向‘消息传导型’”。^[12]而“消息传导型”经济新闻被接受和认可，为压抑多年的经济新闻的信息传播功能的释放创造了条件，经济新闻开始向“新闻本位”回归。

经济生活的进步与日益繁荣，百姓经济实力的提升，使得他们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增加；同时，百姓的身份也开始发生变化：由单纯的消费者转变为投资者。这促进了经济新闻服务意识的萌生，即自觉地满足百姓对于商品信息的需求以及投资产品信息的需求。同时，学界和政府对于媒体性质的认识也获得实质性的突破，即“双重属性”^[13]的确认，这也从根本上剥去了束缚经济报道发展的沉重枷锁。以上种种为经济新闻功能的多方位开发创造了很好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前提。

不仅经济信息的传播作用和服务功能得到回归，经济新闻的社会干预力也在不断增强。2000年前后兴起的调查性报道，使急骤变迁的中国社会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得以通过媒体大白于天下。调查性报道所凝聚起来的强势舆论，使经济报道的舆论监督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可以说，由长期“失察”向“明察”转变的经济报道促进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良性运转和社会环境的净化。

冲破“万能”模式主导之后，经济报道获得新生，从时政新闻、法制新闻、社会新闻等类别中分离出来，在报道领域的选择、报道视角的撷取、报道方式的设定、报道语言的使用等方面都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在这一时期，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作用的经济报道开始摆脱长期的边缘化和非主流角色，进入主流报道领域。

请阅读以下两条报道，感受这一时期经济报道的特色。

参考报道1：《经济学家赶集》^[14]

3月4日下午，经济学家薛暮桥到北京北太平庄农副产品市场赶集。

这位75岁高龄的老人，兴致勃勃地挤入人群，东瞧西看，问这问那。见到卖鲜鱼的，便问是怎么运进城里来的。有几个顾客正和卖主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1元2角1斤。薛暮桥同志高兴地说：“好，我也买1条。”卖鱼的拣了1条又大又肥的活胖头鱼，一称，5斤重。薛暮桥一边付钱，一边说：“看来还是两个市场好。”买完鱼，又买了1条擀面杖。这时，一个老头在叫卖挖耳勺。他赶忙过去花3分钱买下1个，说：“我很早就想买这么个小东西，总买不着，今天算是盼着了。”

赶完集，来到市场管理所。薛暮桥对管理所同志说：“这样的市场多开辟几个、分散一些就更方便了，是不是可以让那些较富裕的社队自己投资建市场呢？”管理所同志说，也有个别人搞投机倒把。他说：“我看要进行教育，做到公买公卖。我们以国营市场为主，农贸市场作为补充，提倡社队集体卖货，也保留少数商贩。”

参考报道2：《开封何时能“开封”》^[15]

开封落后了。

人称“郑汴洛”，曾以“豫老二”自居的开封市，在全省17个地市中的位次，连连下滑，1992年再次落入低谷。

经济增长速度——全省倒数第一。

国民生产总值——全省倒数第四。

人均生产总值——全省倒数第六……

统计局的同志开玩笑说，过去查开封，从上往下看好找；如今找开封，从后往前数好查。

1992年如此，1993年如何呢？这一年，河南省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5.2%，开封市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了5.2个百分点；河南省乡及乡以上工业产值增长21%，开封呢，一半不到，只增长10.2%！

说到企业效益，更让人惭愧。1993年，全市预算内工业企业盈利9388万元，比上年增长28%，亏损企业却亏损5064万元，比上年上升148%！

落后就要被动，落后就得受穷。由于经济没搞上去，市财政收入捉襟见肘，囊中羞涩。财政局的同志红着脸不断往省厅跑，跑慢了，全市干部的工资就有可能发不出；教育局的同志屡屡为拖欠教师工资而坐卧不安；劳动部门则为职工年均工资比郑州、洛阳低800多元而摇头叹息……

口袋里没钱，城市也受委屈。开封的破烂陈旧，在河南各地市“名列前茅”。有人戏称，几十年前的“老开封”回乡探亲，不用问道儿绝不会找错，连厕所都是老样子；有人调侃，开封人上下班是“挤电影院”，“坐车没有骑车快，骑车没有走路快”。为错开拥挤高峰，人们想出了不是办法的办法：学生7点半上课，工人8点开工，机关干部呢，请稍等等，8点半上班……

开封落后了，原因是什么？

开封市民在思考，开封领导在思考。记者到开封采访调查，也在苦苦寻求答案。

——有人说，开封落后，主要是前些年地市合并，5个富县划走了，5个穷县留下来，“一个讨饭娘，领着5个要饭孩”，哪能不穷？

——有人说，开封落后，主要是国家投入太少，多年没有大的基建项目，经济怎么可能搞上去？

——还有人说，开封落后，关键是领导班子换得太勤。从1983年以来，10年换过5任市长、5任书记，板凳还没坐热就走了。

——也有人说，开封落后，主要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会儿以农业为主，一会儿以旅游为龙头，一会儿又要全力以赴抓流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经济岂能持续稳定发展？

……

原因摆了一条条，症结找了一个个。在与开封市领导、企业厂长经理和干部群众的座谈中，记者强烈感受到，人们在不甘落后、苦觅对策中，愈来愈把焦点集中到了人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上。

市委书记王日新说：“这理由，那理由，都是开封落后的理由。但关键的关键还是开封在思想观念上太封闭落后。不解放思想，打开封闭，开封就不可能摆脱被动，抑制滑坡。”市长马连兴的话说得更干脆：“开封人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开封市经济发展的速度。”

开封“三大件”的兴衰经历，为书记、市长的剖析作出了生动注脚。

电视机。早在20年前，开封无线电一厂就生产出了“河南第一台黑白电视”，此后又率先生产出了彩电。可是由于求稳怕风险，小富即安，满足于手工作坊式的小打小闹，形不成规模，成本迟迟降不下来，竞争也就处于劣势。如今，企业固定资产仅1400万元，屡计亏损欠款已达9800万元！

电冰箱。曾是“河南第一家”“全国第10家”，只因为阴差阳错没被“定上点”，只好小手小脚犹犹豫豫地干。眼看着别人的冰箱频频进入寻常百姓家，眼看着一些冰箱厂成了全国知名的大企业，只能用“1993年实现利润55万元”的成绩聊以自慰。

洗衣机。上马时也是“全省第一”，上自动洗衣机时还夺了个“全国第二”，可惜好景不长，没两年就因严重亏损而下马，如今已是风流云散，又成了“一张白纸”。

……

说到开封的封闭落后，自满自足，人们回忆起当初要搞股份制又怕说成是“资本主义”，想发展非国有经济却又怕是搞“私有化”，以致至今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都很弱；人们一面为每天的上下班拥挤而骂娘，骂完又心安理得悠悠闲闲回到自己照样拥挤的小窝；人们最爱向外人夸耀的是“北宋的辉煌”“汴京的繁华”，动辄就说当年咱是“七朝古都”，如何如何……

说到开封的封闭落后，自满自足，人们吃惊地意识到，精华与糟粕，常常只有一步之隔。辉煌的历史很可能成为沉重的包袱，古老的文明也许正因其古老而像巨石压住了新生嫩芽。

刚上任的常务副市长梁绪兴一到开封，便对这座四面被古墙包围、长宽不足4公里的老城中竟拥拥挤挤住着几十万人而不胜感慨：“城里挤得气儿也透不过来，又破又旧；城外呢，没多远便是新区的高楼、大马路，不少人却不愿去住，实在不可思议。”这位中年副市长忙碌一天后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叫司机把车开出城去，在宽马路上跑一圈。“要不然，心里憋得真难受。”

开封人已经意识到落后。

开封人不甘于继续落后！

就在记者前往开封采访前些天，开封召开了动员全市430万人民“破釜沉舟，大干五年，深化改革，实现翻番”的三级干部会。市委书记王日新坦率中肯的报告使与会干部激情难耐。这位1992年从许昌调来的书记，一反作报告总是先讲成绩后讲问题的惯例，一上台，开门见山讲问题。他历数开封位次排列情况，寻找经济落后差距，剖析思想观念根源。面对上千听众，刚过50却已两鬓斑白的王日新慷慨陈词：“开封已到了拼命干的时候了！痛下破釜沉舟加快发展的决心，是不容退却的历史选择。如果不奋力拼搏，加速发展，不仅保不住应有的位置，人民生活不能得到提高，就是正常的工作、生活和社会稳定也会成为大问题，我们就会愧对党的重托，愧对创造开封辉煌的先辈，愧对开封430万父老乡亲，也愧对我们的子孙后代！”

宽大的礼堂里，黑压压坐满听众，连门外和后台也挤着人。他们是开封430万人民的带头人。他们一个个神态专注，表情严肃，心里像坠着铅块，沉甸甸的。

开封何时能“开封”？

开封430万人在思考，在企盼。

对开封来说，市委书记王日新和市长马连兴都是“外来人”。

1983年，马连兴在平顶山市工作时，平顶山市提出了追赶开封市的目标，几年后，开封市位排平顶山之后；1988年，王日新在许昌市工作时，许昌市提出了追赶开封市的目标，几年后，开封市位排许昌市之后。

王日新没想到，1992年2月，他来到开封成为市委书记。

马连兴没想到，1994年1月，他来到开封，经过市人大选举，当选为市长。

昔日，曾为追赶开封苦思冥想、寻尽千方觅尽百计的王日新和马连兴，眼下的问题竟然是：开封怎么办？

来开封采访前，记者曾这么想：多年落后的开封人，大概已急不起来了。到开封采访后，记者发现，错了，眼下的开封人已不是过去的开封人，开封人正急切盼望早日“开封”。

王日新非常坦率，明确表示，欢迎记者帮助开封分析落后原因，查找差距和不足。王日新说：“开封经济发展步子慢，有客观原因，有历史原因，但是，主观原因和现实原因是主要的，我归结了这么几句话：思想解放程度没有其他地方高，观念更新没有其他地方快，敢闯敢试的胆子没有其他地方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没有其他地方强。这些年来，往往是稳妥有余，开拓不足。开封是‘七朝古都’，一些人存在一种盲目的自我陶醉的‘古城意识’，缺乏进取精神；另一些人看见了落后状况，又有一种失落感和压抑感，产生了畏难情绪。所以，叫我看，当务之急，一要解放思想，二要鼓起勇气。”

马连兴刚刚上任，已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他说：“开封市在经济发展中面临资金紧缺等困难和矛盾，但这在全省、全国都是带共性的问题，为什么别人在困难中发展了、前进了，步伐还相当快？我们却被困难‘困’住了手脚，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应该从人的因素、从主观能动性和精神状态上去找。许多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明，只要人的思想解放了，观念更新了，精神振奋了，就能够把上级政策最大限度地用足、用活、用好，就会使困难变成机遇，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因此，实现经济翻番，对于开封市来说，第一位的事情是要使各级干部和全市人民的精神振奋起来，劲头鼓起来，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开封，过去有的同志因为怕干错而不干。今后，要明确一条，允许你干错，不允许不干！在开封，敢闯、敢试、敢比、敢争的人多了，开封就有希望了。”

梁绪兴原是河南省镇平县委书记，刚刚调到开封市，当选为常务副市长。梁绪兴说：“在开封，有四个字。一是古，城市古；二是旧，思想守旧；三是少，这些年来投入少；四是后，经济落后。来开封这段时间，我有一个感受，开封确实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历史上有灿烂的文化，有显著的地位，这一点，怎么描写，怎么形容都不过分。但是，今天它落后了，城区破旧，说它是个村子，像个镇子，也不过分。开封的落后，原因主要是封闭，改革开放意识淡薄。搞活的办法不多，捏死的办法不少。明明经济已很落后了，还在盲目陶醉，把过去的繁华、辉煌变成了‘包袱’背着总放不下来，用‘古城意识’制造的枷锁套在脖子上，这怎能发展，怎能进步，怎能不落后？”

开封市所辖尉氏县是个70多万人口的大县。县委书记陈振兴告诉记者：“开封落后是必然的，因为思想观念落后。前几天的三级干部会上，王日新书记的动员使我受到很大启发。我在会上也发了几句言，没想到台下鼓了好一阵掌。这几句话是：如果我们只盯着谁把车子用坏了，而不问拉了多少货，怎么叫人埋头苦干？如果我们让奋不顾身工作的人遍体鳞伤甚至粉身碎骨，谁还敢一往无前呢？如果我们主席台上坐的都是四平八稳的人，怎么叫人开拓进取呢？从掌声中，我们应当听出大家的心愿是什么。开封要变落后为先进，要追赶上别的地方，关键一点，就是要造成一个干事情光荣的气氛。要有这么一个气氛，思想不解放、观念陈旧是绝对不行的。”

开封经委副主任张书贞在座谈会上剖析了开封落后的现状和原因：开封落后了，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这是事实。客观原因不少，比如这些年大项目放得少，地市合并中划了几个穷县，等等，这也是事实。但最主要的是思想观念问题。这些年，我们讲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实中却打折扣，口号喊了，讲话强调了，工作上怎么样呢？企业搞不好，哪来的发展？哪来的财政收入？还有一点很重要，落后了别互相埋怨，要共同解放思想，共同更新观念，为振兴开封经济流汗出力。

开封缝纫机总厂厂长秦和雨从“开封”二字说开去：开封市落后了一大段路，要追赶上去，不解决思想观念陈旧这个问题不行。原来想过，开封这个名字有意思，开开，封封，一会儿开，一会儿封。这些年开得少，封得多。

开封空分设备厂厂长唐树勋说，开封要振兴，只有改革开放这条路。改革开放十五年了，开封这段路走得如何？我看走了一些弯路。对开封的干部来讲，现在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与计划经济有什么不同。在开封，计划经济的东西还不少，而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东西又认识不深。计划经济是权力经济，人治经济，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竞争发展的经济。我是1968年来开封的，对开封也有了一定了解。可以说，开封这些年有发展，但太慢；有变化，但太小，说到根上，是改革开放上有差距。

在开封相国寺附近，有个美惠商店。商店里，有位被聘用的老职工叫宋丕发。宋丕发原是一名铁路工人，退休后受聘到美惠商店，帮着做点杂务。问起开封的城市面貌，宋丕发说：“要跟解放前比，还是有变化。可是跟别的城市一比，也真落后。前两年，说要改造旧城，拆了一片又一片，拆了后又建不起新房，场地又空闲着，样子也不好看。建不起新房子，是手里缺钱。钱少，还不是因为经济不发达、经济上困难？开封以前在河南是第二大城市，排在郑州之后，现在排到后头了，从老百姓来说，都想叫开封变个样子。我们家五口人，住两间半房子，20多平方米，这房子是一百多年前盖的，开封人住老房子的户家不少。开封变富了，经济发展了，工业发达了，住新房子才有盼头。”

从市委书记到市长，从县委书记到企业家，从机关干部到普通百姓，开封人所思所想，正凝聚在一点：打开封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快发展。

430万开封人，盼开封早日“开封”。

如何摆脱商业的笼罩、超脱资本的控制，负责任、高质量地向国民报道国际和国内复杂的经济风云变幻，这正在成为当前社会各方热议的话题。求解良方何在？正如新浪CEO曹国伟所言：“对于负责任、有影响力的媒体来说，长期的竞争力、长期的影响力、长期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始终不渝地坚持它的公正性、它的客观性、它的专业性，只有这样的话，它才会有长期的竞争力，才有长期的盈利能力。只有坚持公正、公平、公开、专业的报道，我们才有真正的长期盈利能力。所以我们从来不把我们所说的公正的报道跟我们的收入、盈利能力对立起来看。我的观点认为这是两个相一致的方面，这两个方面是没有任何矛盾的。”^[16]

对于从事经济报道的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只有永恒的对专业精神的追求和永远的负责任的报道，才会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化背景下摆脱商业的阴影、超脱资本控制的难题。如是，经济报道的公信力才能得以树立，而公信力建立的基础便是：向公众负责任地迅速报道、有效解释复杂的经济信息和经济现象。^[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近70多年的不凡历程，中国的新闻事业在近70年里也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作为媒体内容中反映中国经济发展“晴雨表”的经济报道，也在近70年里实现了跨越发展：在社会和经济环境变迁的基础上，不断冲破积习多年的沉重枷锁——“万能”模式，实现了独立话语的创建，如今又迈向了专业操作提升的新阶段。

对于中国财经报道发展史的爬梳，不同的观察者视角有异，这里，推荐前《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的相关文章，供读者阅读和理解：《新时期中国财经媒体回顾与启示》，参见2015年8月27日的《第一财经日报》。

以下提供两条报道，方便读者感受“新闻操作革新的探索”阶段中国财经报道的特色。

参考报道1：《银广夏陷阱》^[18]

真相再清楚不过了：天津广夏1999年、2000年获得“暴利”的萃取产品出口，纯属子虚乌有。整个事情——从大宗萃取产品出口到银广夏利润猛增到股价离谱上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过去两年间，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银广夏，深圳股票交易所代码0557）创造了令人瞠目的业绩和股价神话。

根据银广夏1999年年报，银广夏的每股盈利当年达到前所未有的0.51元；其股价则先知先觉，从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启动，一路狂升，至2000年4月19日涨至35.83元。次日实施了优厚的分红方案10转赠10后，即进入填权行情，于2000年12月29日完全填权并创下37.99元新高，折合为除权前的价格75.98元，较一年前启动时的价位上涨440%，较之于1999年“5·19行情”发动前，则上涨了8倍多；2000年全年涨幅高居深沪两市第二；2000年年报披露的业绩再创“奇迹”，在股本扩大一倍的基础上，每股收益攀升至0.827元。

“奇迹”并未到此为止。2001年3月1日，银广夏发布公告，称与德国诚信公司（Fidelity Trading GmBH）签订了连续三年总金额为60亿元的萃取产品订货总协议。仅仅依此合同推算，2001年银广夏每股收益就将达到2至3元！在更早些时候，银广夏董事局主席张吉生预测，未来三年内每年业绩连续翻番“不成问题”。

这是个灿烂的未来，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为之目眩。证券行业内部，相信银广夏神话的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一位基金经理说：“（银广夏的业绩）好虽好，但不符合常识。”

——一位著名证券公司农业领域的研究员很久以来都不把银广夏列入观察范围，问其原因，答：“有研究的必要吗？”

各个证券网站上进行着观点泾渭分明的超级大讨论。著名的证券专业聊天室“和讯大家谈”里，关于银广夏的帖子数以千计，质疑者和支持者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在那里可以找到各种传言。

但仅凭“感觉”、传言、争论，甚至“常识”，还是缺乏依据。记者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跟踪采访，渐渐逼近真相，银广夏的“神话”被逐步还原了本色。一个即使在并不成熟的中国市场上也相当少见的特大造假骗局，展现在我们面前。

引子

银广夏业绩的奇迹性转折，是从1998年发端的。这一年，银广夏传出了来自天津的“好消息”

1994年6月17日，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银广夏A”的名字在深圳交易所上市。银广夏A被称作第一家来自宁夏的上市公司，但实际上，这家公司最早起源于深圳。

陈川是银广夏的创始人，在2000年2月去世前担任银广夏董事局主席兼总裁。他1939年出生，早年为银川话剧团编剧，1984年7月南下深圳创业，先后创建了深圳广夏文化公司和深圳广夏录像器材公司等。

陈川文人出身，据见过他的人说“极富领袖魅力”。1993至1994年间，他长袖善舞，将广夏文化公司旗下几家软磁盘生产企业合并改组，并成功上市（参见辅文《银广夏前传》）。其中的两家企业均在深圳，分别是广夏录像器材有限公司和广夏微型软盘有限公司；另外一家叫作广夏（银川）磁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在银川注册，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从1992年9月到1993年银广夏设立后即注销。明眼人知道，这家公司的功能，在于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上市额度。该公司发起人之一为宁夏计算机技术研究所，而银广夏现任董事局主席、曾长期担任银广夏总裁的张吉生，即担任过计算机研究所的所长。张吉生生于1946年，除了在银广夏任职外，还担任着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厅长一职。

上市以后，围绕着陈川的银广夏高层队伍亦渐次成形。现任银广夏总裁的李有强来自天津。他生于1941年，曾任天津市工艺美术厂厂长，早在1985年就与陈川一起合作创业，1994年银广夏进入天津后，长期负责天津业务。而身兼财务总监、总会计师、董秘等多职的丁功民则常驻深圳。

1994年上市之时，国内软磁盘行业竞争已如火如荼，转眼间，每生产一张软磁盘就要亏损2美分。对以软磁盘为主业的银广夏来说，转型迫在眉睫。

此后，银广夏每年均在为维持10%的净资产收益率奔忙。当时的董事局主席陈川自己从不讳言这一点，在回忆、阐述银广夏的创业历程时每每提及。银广夏的项目换了一个又一个，从软磁盘生产以后，银广夏进入了全面多元化投资的阶段。1996年年报称银广夏已经“成功地由创立之初的三家软磁盘生产企业的单一产业公司发展为拥有27家全资、控股子公司和分公司的跨行业实业公司”，到2000年更发展成有40余家参股、控股公司的庞杂规模，从牙膏、水泥、海洋物产、白酒、牛黄、活性炭、文化产业、房地产，到葡萄酒和麻黄草，大部分项目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盈利水平始终貌不惊人，每次都仅是维持在10%净资产收益率的配股生命线上方而已。

银广夏最知名的项目是在银川西南永宁县西沙窝（现称征沙渠）治沙种草。1995年，陈川在赴京的列车上遇到了吴安琪。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水科所所长，一直研究在水文调研的基础上治理沙漠，曾在银川附近治理过1200亩沙漠，后因资金匮乏而放弃。列车上的一席谈使陈川对吴治沙并种植麻黄草的构想产生兴趣并随后决定投资。银广夏投资80%，水科所技术入股投资20%，成立了广夏（银川）天然物产公司，购买并治理了银川市郊2万多亩沙漠，并种上了麻黄草（麻黄素的原料）。吴目前是广夏（银川）天然物产公司和宁夏广夏制药厂的董事长，也是银广夏的董事之一。

治沙种草，为银广夏带来了异常良好的形象，但并没有带来什么效益。银广夏声称前后投资过6亿元，是一个夸大的数字。据《财经》了解，实际投资约9000万元。据说这一项目近期可持平，但要贡献巨额利润，为时尚早。

银广夏业绩的奇迹性转折，是从1998年发端的。这一年，银广夏传出了来自天津的“好消息”。

天津广夏“独撑大局”

1999年，银广夏利润的75%来自于天津广夏；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更大

银广夏1994年在天津成立了控股子公司天津保洁制品有限公司。保洁公司曾经在1996年通过德国西·伊利斯公司（C.ILLES&CO.）进口了一套泵式牙膏生产设备，这是可查的银广夏与西·伊利斯公司最早的往来；此后，银广夏又从西·伊利斯公司处订购了一套由德国伍德公司（Krupp Uhde）生产的500立升×3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这是传奇的起点。

1998年，天津广夏接到了来自德国诚信贸易公司的第一张订单。其时，保洁公司已于1997年12月31日更名为天津广夏（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广夏）。

银广夏当年10月19日发布的公告称，天津广夏与德国诚信公司签订出口供货协议，天津广夏将每年向这家德国公司提供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所生产的蛋黄卵磷脂50吨，桂皮精油、桂皮含油树脂和生姜精油、生姜含油树脂产品80吨，金额超过5000万马克。

几个月之后，1999年6月19日，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研讨会上，当时的银广夏董事局主席陈川这样讲述这单合同的暴利内涵：

“……德国诚信公司于1999年6月12日一次订货总价达5610万马克。6月26日，一艘载着天津广夏第一批农产品萃取产品的货轮起锚离港，远航德国。这第一批产品出口，竟获利7000多万元！”

1999年，银广夏利润总额达1.58亿元，其中76%即来自于天津广夏（据张吉生一次内部讲话）。

随后，银广夏公告，将再从德国进口两条800立升的萃取生产线，后又将计划升级为两条1500立升×3和一条3500立升×3的生产线。计划中的生产能力是天津广夏现有生产能力的13倍之多！一时间，市场为其展现的暴利前景而沸腾。

在1999年年报公布前夕，2000年2月14日，陈川在北京突然遇疾去世，终年61岁。根据银广夏公告披露，死因是“突发性心肌梗死”。

创始人陈川的去世，并未使银广夏2000年梦幻之旅受到丝毫影响。在2月17日进行的董事会改选中，张吉生继任董事会主席，时任天津广夏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李有强升任公司总裁。随后银广夏公布了1999年年报，每股盈利0.51元，并实行公司历史上首次10转赠10的分红方案。

从1999年12月30日至2000年4月19日不到半年间，银广夏从13.97元涨至35.83元，于2000年12月29日完全填权并创下37.99元新高，折合为除权前的价格75.98元，较一年前启动时的价位上涨440%。

2001年3月，银广夏公布了2000年年报，在股本扩大一倍的情况下，每股收益增长超过60%，达到每股0.827元，盈利能力之强，令人咋舌。

利润绝大部分来自天津广夏：银广夏全年主营业务收入9.1亿元，净利润4.18亿元。银广夏2000年1月19日公告称，当年天津广夏向德国诚信公司“出口”1.1亿马克的姜精油、桂皮油、卵磷脂等“萃取产品”。今年4月2日，审计其财务报表的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特向记者发来函件，称当年追加订单补充合同共计2.1亿马克，2000年度实际执行合同金额为1.8亿马克（约合7.2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照1999年年报提供的萃取产品利润率（销售收入23971万元，业务利润15892万元，利润率66%）推算，天津广夏2000年度创造的利润将达到4.7亿元。

更恢宏的利润前景在前头。今年3月，银广夏再度公告，德国诚信公司已经和银广夏签下了连续三年、每年20亿元人民币的总协议。以此推算，2001年银广夏的每股收益将达到2至3元，这将使银广夏成为“两市业绩最好市盈率却最低的股票”。

银广夏传奇达到了顶峰。

2001年6月18日，银广夏宣布，一条1500立升×3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生产线已在安徽省芜湖市建成。

不可能的产量、不可能的价格、不可能的产品

第一，以天津广夏萃取设备的产能，即使通宵达旦运作，也生产不出其所宣称的数量；第二，天津广夏萃取产品出口价格高到近乎荒谬；第三，银广夏对德出口合同中的某些产品，根本不能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提取

如果说银广夏的表现是一个神话，那么，“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一项陌生拗口的专业名词所指称的技术——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简单的解释是：这是一种根据二氧化碳在不同温度和压力下的性质进行天然原料萃取的技术（有关介绍参见下附资料）。

听闻银广夏神话，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朱慎林和北京星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志诚有着一样的第一反应：“超临界”为什么总会被人利用、炒作呢？专家们知道，应用这一技术也许可以取得比较稳健的收益，但绝对不至于暴利，而且绝非无所不能萃取。早在1998年12月，中国超临界流体协会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年会即将结束时，协会会员特地在会议纪要上补充了这么一段话：“希望企业界对超临界萃取项目不要盲目上马、低水平重复。”然而，正是在这一年，银广夏神话的准备工作启动。

有理由相信，天津广夏方面特别是原天津广夏董事长兼总经理、现银广夏总裁李有强在整个过程中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记者曾经向陈川原来的秘书问起有关德国客户和萃取方面的事，她只有一句话：去问李有强。西·伊利斯公司方面的回答也是如出一辙。

在专家和同行的眼里，银广夏凭此取得的惊人效益，处处皆是疑点。

第一，以天津广夏萃取设备的产能，即使通宵达旦运作，也生产不出其所宣称的数量。

即使只按照银广夏2000年1月19日所公告的合同金额，1.1亿马克所包括的产品至少应有卵磷脂100吨、姜精油等160吨。可资为证的是，天津广夏称于1999年出口的价值5610万马克的货物中，就已包括卵磷脂50吨，姜精油等80吨。

但根据国内专家对这一技术的了解，一套500立升×3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设备实际全年产量绝对超不过20吨至30吨——就算设备24小时连续运作。

也许正是为了使之“符合逻辑”，2001年3月，李有强在银川告诉记者，天津广夏已掌握了特别技术，能大幅提升产能。他以蛋黄卵磷脂的提取为例说，天津广夏的500立升×3的设备已经将萃取时间从10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并进一步缩短到30分钟；今后通过上一套“在线监测”设备，还将把萃取时间缩短到十几分钟；而且，天津广夏生产的蛋黄卵磷脂的精度已从35%提高到97%。加上天津广夏是“四班三运转”日夜工作，产量自然惊人。

“30分钟”！所有听闻这一说法的专家均感到不可思议。萃取的工序包括给二氧化碳加压、萃取、释压等。仅仅给二氧化碳加压到几十个大气压这一步，就至少需要40分钟；提取卵磷脂，必需的时间量是五六个小时。只用3个小时提取出来的卵磷脂，精度上就要大打折扣。银广夏凭什么能做到30分钟提取卵磷脂？

李有强的回答是一个故事：“我这个技术是大伙和德国人吃饭的时候，把他给灌醉了，我们拿到了一张绝密的图纸——‘二氧化碳在任何条件下的临界状态’。德国人卖给你设备，但这个东西不可能给你。等到我们的卵磷脂做出来，连德国人都感到惊讶了。后来那个德国人还因此被总部降了职。”

记者到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这是李曾经提起过的“合作伙伴”——做进一步核实。杨基础教授闻此扶案大笑：“我这里这样的图纸多得很，你要不要？那不过是最基本的一张技术解释图而已。”

杨基础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清华大学研究超临界萃取技术的三位主要专家之一，从1978年开始研究超临界技术，与企业界有着广泛的合作，被称为业内的“活字典”。

与银广夏有过接触的天津大学李淑芬教授也向记者表示，提取蛋黄卵磷脂，3个小时是“神速”，30分钟“简直是奇迹”。

西北大学陈开勋教授则指出，李有强所谓能最后将生产时间缩至十几分钟的“在线监测”设备，只是研究文献上的说法，是检测手段的一种，与二氧化碳萃取没有什么关系。

简而言之，仅从技术上而言，天津广夏不可能在预定时间内生产出满足合同数量的产品。

第二，天津广夏萃取产品出口价格高到近乎荒谬。

在2001年3月银广夏股东大会前召开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研讨会上，李有强曾说：“以姜为例，50公斤含水率在10%以下的干姜可以出1公斤油、1公斤含油树脂。国内最好的山东产干姜每吨7000元，但‘欧洲市场的价格’是每公斤姜精油700至900马克（折合人民币约2800元至3600元），每公斤含油树脂是160至200马克（折合人民币约640至800元），天津广夏的出口价还处于中上等。加上人工费、水电费、机器折旧费，你们可以算算利润率。”

根据这些条件，可以大略算出每公斤姜精油和含油树脂的原料成本加起来只有350元，可是“卖给德国人”，就可以卖到3440至4400元。天下竟有此等美事！

银广夏提供的售价，与国际市场的伦敦价格，与众多国内厂家、行业专家提供的参考价有着巨大的差距。以姜精油为例，银广夏公布的价格是每公斤在2800至3600元，而2000年11月17日，伦敦市场CIF价是100美元/千克（折合人民币约827元/公斤），西安嘉德公司了解的国际市场价格只在600至800元/公斤，北京星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国内最早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的生产企业）即使以小批量生产的价格算也只有1000至1200元/公斤，价格悬殊竟达3至5倍！

一位被告知银广夏萃取产品售价的专家笑称：如此昂贵的姜精油，简直可以与黄金媲美，看来要用滴管小心使用！

按1998年天津广夏向德国诚信公司出口货品的合同，有关货品合同价格如下：

桂皮精油900至1100马克/公斤

桂皮含油树脂160至200马克/公斤

生姜精油550至700马克/公斤

生姜含油树脂150至250马克/公斤

蛋黄卵磷脂平均300马克/公斤

约合120万元/吨

2001年3月，李有强在公开场合宣布的产品价格如下：

姜精油700至900马克/公斤

约合280万元至360万元/吨

姜油树脂160至200马克/公斤

约合64万元至80万元/吨

桂皮油700至1100马克/公斤

约合280万元至440万元/吨(www.xing528.com)

桂皮树脂200至500马克/公斤

约合80万元至200万元/吨

无论是上述哪个价格，与国内、国际的实际市场价格相比，均有大幅度高估。

第三，银广夏对德出口合同中的某些产品，根本不能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提取。

据专家介绍，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有一个重大局限，就是只有脂溶性（也称为非极性、弱极性）的物质才能从中提取，而且往往需要与其他技术相结合才能生产出精度较高的产品。

天津广夏声称其产品蛋黄卵磷脂的精度已经从35%提高到97%。但是，一位专家告诉记者，仅凭天津广夏那一套500立升×3的萃取设备，是不可能提取出精度超过30%的卵磷脂的，必须要配套利用大量乙醇来进行提纯的后期分离设备，但天津广夏并没有这些设备。

2001年3月1日，银广夏发布公告，称与德国诚信公司签订每年20亿元人民币、连续三年总共60亿元的供货总协议，公司每年需要向德方提供桂皮精油150吨、桂皮含油树脂150吨、生姜精油160吨、生姜含油树脂160吨、脱咖啡因茶叶9000吨、天然咖啡因157.5吨、茶多酚24吨、当归根油24吨、银杏酮酯30吨、丹皮酚26吨、丹参酮15吨、葛根素10吨等萃取产品。

这一合同提到的某些产品如茶多酚，属于水融性（极性）物质，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根本提取不出来。合同中提到的银杏酮酯、葛根素、丹皮酚也非常难提取。这是记者所采访的诸多国内专家如清华大学杨基础教授、中国化工大学余安平教授、西北大学陈开勋教授的一致意见。1997年，河南南阳市以为利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能从银杏叶里提取银杏黄酮，为此投资2000万元，并把万亩农田改种银杏树，结果项目失败，农民当年颗粒无收。

此外，疑点还有很多——

银广夏称，2000年，公司对德国出口了50吨以上的卵磷脂，这至少需要上千吨原料。但知情人透露，蛋黄卵磷脂的原料蛋黄粉在国内只有两个生产基地，分别在沈阳和西安，可事实上两地加起来卖给银广夏的蛋黄粉亦不过30吨。

记者还从天津获悉，某制药厂曾经也想上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设备，但天津广夏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私下向他们透露，此举需谨慎，因为天津广夏“已经很久开不了工了”。

对于银广夏计划在芜湖上的另一条3500立升×3的生产线，根据银广夏的公告，将主要处理茶叶，每年向德国公司提供萃取产品咖啡因157.5吨、茶多酚24吨、脱咖啡因茶叶9000吨，这至少需要处理2.7万吨茶叶。余安平教授、杨基础教授对此分别进行测算，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一套3500立升×3的设备即使全年全天24小时不停运转，也只能处理茶叶6000吨至7000吨而已！

……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嘉德的另一种命运

为什么同样的设备，在银广夏可制造暴利，在嘉德却贡献乏善可陈？

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三家公司购买了德国伍德公司制造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除了天津广夏（500立升×3，1999年引进），还有西安嘉德（500立升×2，2000年引进）和广州的南方面粉厂（250立升，1995年引进自用）。2000年12月，全国超临界流体萃取学会的年会正是在西安杨凌举行的，赞助商就是嘉德。

虽然有此设备，西安嘉德的日子并不好过。这对银广夏竟然也造成了压力：必须解释，为什么同样的设备，在银广夏可制造暴利，在嘉德却贡献乏善可陈？

2000年7月，张吉生首次对记者提到在西安还有一条同样从德国伍德公司进口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生产线，但一直闲置。2001年3月，李有强在接受专访中声称西安嘉德公司是由于没有掌握设备的诀窍导致举步维艰，银广夏正考虑是否收购。天津广夏现任总经理阎金岱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嘉德对萃取技术掌握太少，是其与银广夏命运迥异的主要原因。

这些说法经媒体报道后，对嘉德的影响很大。因为此时嘉德正在引资过程中。银广夏的表态使其陷入被动。

嘉德此时的确处于某种困境：嘉德于2000年5月引入设备，7月试车成功至今，未能打开市场。和银广夏一样，嘉德也是通过西·伊利斯公司的驻华机构捷高公司的业务经理陶鹏，从德国伍德公司进口了这套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与天津广夏的设备相比，除了少一个釜（萃取所用的容器），结构几乎完全一样。

嘉德也和西·伊利斯公司签订了保护合同：“在3年内西·伊利斯公司不得在陕西省境内出售安装类似设备。”最关键的是嘉德和西·伊利斯签订了至少70%产品由西·伊利斯包销的合同，并有德意志银行做担保。

但是，这一包销条款至今没有兑现过。陶鹏几次允诺要带德国客户来嘉德，却始终没有成行。西·伊利斯方面已经承诺，嘉德公司可以依照合同规定，获得设备价款10%即40多万马克的违约赔偿金，条件是不再承担法律责任。

记者了解到，与天津广夏神秘封闭的作风相比，嘉德公司从一开始就与西北大学化工系陈开勋教授有着全面的技术合作，在各种产品的试车和市场调研上下了很大功夫。在包销协议难以兑现的情况下，公司精心生产了各种样品，亦做了许多推销努力，包括德国方面，但全部石沉大海。嘉德的结论是：问题不在于技术，而是市场很难打开。

为什么西·伊利斯公司一方面宁愿牺牲上百万元的违约金，也不愿意包销嘉德产品或介绍客户，一方面却为天津广夏介绍了诚信公司这样的大客户？这是嘉德始终想不明白的事情。

“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武器’，我也并不羡慕你的秘密武器，但我至少知道这套设备究竟能出多少东西。你在外面怎么说我不管，但若涉及嘉德的利益，我们不会永远沉默。”嘉德董事长李挺说。

德国客户之谜

为银广夏贡献了1999年和2000年主要利润的德国诚信公司，既非如银广夏所说为西·伊利斯公司的子公司，更非成立已160年的老牌公司。它成立于1990年，注册资本仅10万马克

银广夏的“秘密武器”，如果有的话，除去其“技术诀窍”外，恐怕就是大手笔的德国客户了。从西·伊利斯到诚信贸易，究竟是何方神圣？

为银广夏1999年、2000年利润做出巨大贡献的德国诚信公司的英文全称为：Fidelity Trading GmBH。这家公司，尽管按银广夏的说法有着巨额对华贸易，但在中国居然没有办事处，在互联网上也查不到丝毫信息。

银广夏在2001年3月股东大会上分发的材料称，“德国的Fidelity Trading GmbH是在德国本地注册的一家著名的贸易公司，系德国西·伊利斯的子公司，成立已160余年历史。该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生物制药、食品和医用原料的贸易公司，在欧洲是一家信誉和口碑均很好的公司。”

德国西·伊利斯公司的确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贸易公司，德国伍德公司制造的二氧化碳萃取设备正是通过西·伊利斯出售给银广夏的。但诚信公司是否是其子公司呢？

记者曾多次向德国西·伊力斯驻华机构捷高公司核实此事，但该公司接待人员的态度十分含混，一时说诚信是德国公司，一时说诚信和西·伊利斯有关系，一时说诚信是其子公司。最后竟然是一再要求记者去问银广夏！诚信和西·伊利斯的关系怎么能由银广夏来证实呢？

在7月16日的一次电话采访中，捷高的有关业务关键人物陶鹏明确地告诉记者：诚信只是一家在德国注册的公司，与西·伊利斯有着业务往来，但并非西·伊利斯的子公司。

问题其实并不复杂。据知，2001年5月，在《中国证券报》一次例行的编前会上，其总编辑提到，既然银广夏引起了那么多疑问，为什么不可以借助新华社驻德分社的力量去调查一下它的背景呢？此后，该报是否果真去德国调查我们不得而知，但确有新华社驻外记者在德国当地查询查号台，但该公司并未有电话号码登记。

记者了解到，中国工商银行总行通过其海外分行对诚信公司进行了调查，在德国汉堡商会查到如下记录：

“Fidelity Trading GmBH公司于1990年在该会注册，注册资本51129.19欧元（约10万马克左右），负责人为Kiaus Landry，主要经营范围是机械产品和技术咨询。”

注册资金10万马克，对于贸易公司而言并不算离谱，但毕竟其与银广夏签下的是年度金额达20亿元人民币、总金额达60亿元的合同，对比过于悬殊。此次调查之后，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没有恢复对银广夏的贷款。工商银行总行曾与银广夏于1999年12月29日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2亿元，期限定为自1999年12月29日起至2001年10月28日止。今年四五月间，工总行提前中止了贷款。

银广夏的对外发言人丁功民曾向记者许诺，今年4月，当芜湖的萃取生产线建成之时，德国诚信公司将来华签订今年的供货合同（每年20个亿、连续3年总共60个亿的总协议的一部分）。届时采访这家公司，任何疑虑都会迎刃而解。

直到今年6月18日，安徽芜湖1500立升×3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生产线终于试车之时，期待已久的德国诚信公司代表仍没有出现。参加试车典礼的人们看到了几位高大的德国人，但那是伍德公司派来的工程师，与订货合同全无关系。典礼的第二天，李有强飞赴德国，原因不明。

是不是诚信公司人士不露面，真相就永远无法获知了呢？

天津海关一锤定音

经过反复调查后，天津海关向《财经》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天津广夏集团有限公司1999年出口额480万美元、2000年出口额3万美元。”天津海关还查出，天津广夏从2001年1至6月，没有一分钱的出口额

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的疑点已经令很多人无法熟视无睹。

在2001年的股东大会上，宁夏证管办官员就冷静地提出：如此将整个企业的利润维系在单一国外客户上，蕴藏风险是否过大？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曾对银广夏做过采访，相关节目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播出，但对银广夏的疑虑早有存在。

新华社宁夏分社已经就发现的银广夏诸多问题，向有关部门做过汇报。

就连银广夏总部也对天津广夏有了不满：实施2000年分配方案需派现1.5亿元，但创造了4亿多元“利润”的天津广夏却没有转来一分钱……

由于投资额超过5亿元，银广夏准备上的3500立升×3生产线需要经过国家计委审批。按照规定，国家计委将这一项目交给了中国国际工程公司进行项目评估。该公司的有关人士表示，已经注意到了银广夏有关项目的种种可疑之处。他的一个问题就是：“谁亲眼目睹过天津广夏的生产情况？”答案是，几乎没有人。近一年多来，银广夏谢绝了几乎全部参观或采访天津广夏生产车间的要求。

这位人士表示，对这个项目的评估工作目前正在筹备之中。如果得不到计委批准，项目将无法获得银行的支持，也不能享受进口关税的豁免。

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冷静思考银广夏的神话是否可信。而天津广夏创造的巨额利润是否可靠，也越来越成为问题的关键。

不止一位银广夏的同行向记者指出：既然天津广夏的货物全部出口德国，那么按照现行税法，可以向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税，按照2000年天津广夏共出口1.8亿马克的说法，出口退税收入将不下7000万元人民币，而且这肯定会在财务报表里有所体现。

记者一再检索银广夏2000年年报，但财务报表上甚至找不到退税收入这一栏。7月10日，记者从天津市国税局进出口分局的官员处证实，天津广夏从未办理过出口退税手续，甚至连出口退税的税务登记都没有。

根据此前银广夏财务总监兼董秘丁功民的介绍，银广夏的会计师事务所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曾经向海关、银行征询过有关出口量、银行账务的情况。

2001年5月，记者径直来到了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刘加容的办公室。在记者的要求下，刘拿出了厚厚的原始账目，出示了其中的银行对账单、海关报关单。不过刘表示这些单据均由天津广夏方面提供，事务所并没有直接向海关和银行征询。

令人起疑的是，这几份盖着天津东港海关字样的报关单上，每一样商品前的“出口商品编号”均为空白。稍通外贸实务的人都能发现，这是违反报关单填写基本常识的。记者记下了其中一张“报关单”的海关编号和内容。

两个月后，天津海关查出这个报关单编号根本不存在。

天津海关查阅有关资料发现，2000年天津对德国出口总额计6亿多美元，但金额最大的摩托罗拉公司也不过3800多万美元，怎么可能有一家公司一年对德出口9000万美元（约1.8亿马克）？经过反复调查后，天津海关向《财经》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

“天津广夏（集团）有限公司1999年出口额481.9272万美元，2000年出口额33571美元。”

天津海关还查出，天津广夏从2001年1至6月，没有一分钱的出口额。

天津海关官员强调，这个数据包括了以天津广夏之名在全国任何口岸出口的所有金额，而不仅仅是天津海关。

就算是确有出口额的1999年，《财经》在天津海关查实的数据亦证实，当年天津广夏的出口总额仅是482万美元（约合4000万元人民币），还不到陈川所称5610万马克（约合2.2亿元人民币）数字的1/5；而出口的货物中，更有2/3是牙膏，此外还有少量的亚麻籽油。

真相终于清楚了，再清楚不过了：天津广夏1999年、2000年获得“暴利”的萃取产品出口，纯属子虚乌有。整个事情——从大宗萃取产品出口到银广夏利润猛增到股价离谱上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记者仍然记得最后得到天津海关证实的那一天。7月的阳光相当刺眼，朗朗乾坤之下，似听到泡沫扑哧一下破裂的清脆声音。

我们终于知道了真相，它是如此简单而残酷。

参考报道2：《C村纪事——写给未来的信》^[19]（节选）

未来：

你好！

见信如晤，虽然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

新年的烟花还没有停歇，这是我们村的传统。每逢盛会或过年过节的时候，总会看到它们在黑色的夜空盛开。大人小孩都爱它们，是的，我们是有理由高兴的。

去年村里收成不错，在十里八乡排到第二位，仅次于A村。年中和年尾，村里唱了两台大戏，代号SB和YY。据说，这两台大戏赢得了世界级的巨大声誉。

然而，有人在村头河边的渔网上贴出一幅大字标语，说什么“神马都是浮云”。倒也没错，一时绚烂过后，烟花所能留给我们的也就只剩浮云。当然也有伤痛，过去一年，特别是辞旧迎新的时候，火总在村里肆虐。

浮云过处，这片土地也常常战栗。去年，先是村西头一个叫玉树的高地发生地震，死伤无数。随后，一个叫舟曲的山沟里泥石俱下，吞噬了许多生命。那里，曾经是一片茂密的林区。

沧海桑田的变化正在我们这里发生，快得叫我们难以适应。就好像我们村里正在驯养的一匹叫作“高铁”的骏马，日行以万里计。

我很想骑上这匹骏马，回到村东南头发生的那场著名“交通事故”的前一刻。那是一个摄像头没有记录下来的时刻。那一刻之前，一个人活着，手上戴着一只表，怀里揣着忐忑和抗争；那一刻之后，那个人死了，怀里揣的东西传递给了更多人。

然而我知道，这匹马再快也不可能带我回到过去了。那么，它能带我更接近你一些吗？未来，我多想知道你长得什么模样，可你总是寄一些旧照片给我。

我也给你说一些村里的旧事吧。不久前，村里一个养企鹅的专业户，跟一个骑虎的猎人打了一架。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偷了属于他们的一种叫“市场”的东西。

就为这个，他们强迫村民停下手里的活计，看他们表演“拳脚功夫”。企鹅专业户还作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要求村民在他和猎人之间作一个抉择。在这个过程中，村里摆渡的、挖金山的、数星星的都加入了战团。

爸爸说，他们都是“挨踢”业的，这个行业从来都刀光剑影。这场冲突最后由村里出面喝止了。我们土鳖校长说，都是为村民服务，何必大动干戈。在我们学校，土鳖校长还兼任村史和思想品德老师。

关于这件事，一位教经济的海龟老师说了一套深奥的话。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大意是这样的：真正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唯一的宗旨应该是提供服务，而不是其他。他说，村里的企业普遍害了一种短视病。人们搞投资、做企业，开口闭口市场份额，获利几何，却几乎从来不谈计划为人们带来怎样更好的服务。

在我们村最近一百年的历史上，实业救村一直是一个梦想。最近30年，我们的企业越来越多，规模也越办越大，特别是一些村办大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总在谈论一种叫作企业家精神的东西。

然而，年中的时候，一位从村办大企业退休的老人说，村企没有企业家。而此后不久卸任的一位村办企业“大管家”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忠臣。

我搞不懂这些，更加不懂得什么叫企业家精神。事实上，我不懂的事情太多了。你记得吧？我们村有两个市场，一个菜市，一个股市。今年菜市很红火，但是种菜的和种粮食的都说没挣到钱。股市相对冷清，却有不少人挣得盆满钵满，据说勤劳的他们同时还在干养殖老鼠的副业。

海龟老师又有说法了，他说这表明我们的金融系统有漏洞。村里连年丰收，农产品价格依然暴涨。他说这足见我们的金融系统，与物质生产和交换的基础背离得有多远。

你知道，我们村历来以农业立村，后来办起了工业，大兴交通，这些被称为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现在，我们也办起了金融，几个大的生产队竞相争夺金融中心的地位。但老师说，从A村华尔街传过来的那一套对冲、套保、期权、评级债券等，虽然活跃了市场，同时也让它变得更像一个赌场。

是的，过去每逢过年过节，我们村里的人都喜欢赌两把。现在，这个传统被大大扩展，竟至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了。

这个恶习在村委的打击下，这些年改观不少，却总是阴魂不散，甚至更恶劣。另一位海龟老师说，在西边几个村的宗教史上，天主教和新教都反对赌博，但理由各异。天主教反对赌博，因为一个人可能会输，理智的人不应赌博而危害自己和他人的幸福。新教反对赌博，因为一个人也许会赢，而这对人性有害。

老师说，新教教义后来被一个叫马克思·韦伯的人归结为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基。用我爷爷的话说，横财易去，同时带走的还有人们的勤劳、善良和正直。

然而，我们村许多人确实发了横财，他们的后代招摇过市。与此同时，村里收入最低的一群人正在“享受”日益昂贵的生活必需品。购房自然更不必说了，这已经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

你知道的，我们村正在进行一项叫“城市化”的大工程。我们今年的第一台大戏，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的，我们的生活确实越来越好，这一点不容置疑。然而，我们的生活越富足，我们似乎就越难得到快乐。而且，生活中总有一些不那么美好的事情发生。譬如“强拆”，在村里害了好些个人命。

教西边村史的老师说，城市最初出现在西边，那是一种半自治的组织形式。居民都是自由民，他们纳税，以换得一定的城市自治权。他们可以自由迁徙，而不必办理暂住证。

是的，迁徙也正在我们这里发生。我的一些同学转学到隔壁村小了，他们的父母也随着迁走。他们曾经被称为我们村的精英，被视为你的代表。

对于这件事，我们观感复杂。我还是转述老师的话吧，他说，只有专制的大一统帝国才阻止人民迁徙。过去我们村东临大海，西峙高原，北依长城，南有夷蛮，人民无处可去。现在，他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种进步，民众有自由迁徙的权力。

但是，未来，你也会离我们而去吗？

你是那么聪明，你知道我所提到的这些喜事，其实说起来有点微不足道。就好像我们那看似丰厚的收成，只要一平均下来，也就少得可怜了。

我知道你并不注重物质的享受，但为何你常常为现实流下热泪？

你一定看到，推土机成了村里最忙碌的机器。在它面前，渺小的人们用火消灭自己以示存在。你一定听说，最近村里有一头叫“跨省追捕”的怪兽出没，来无影去无踪，择人而噬。你还听说，有人公开叫嚣要把那些写下文字的人管起来，不让他们把这些告诉你。

你知道的，这是一个大村子，人口众多，历史悠久，遗留问题多且复杂。我们总是对许多事感到不满，人们争相发言，然而沉默的大多数更加沉默。

……

隔壁村特别是A村的人总因此嘲笑我们，他们甚至揶揄我们历代赖以生养的这条大河。他们说，这是一种以专制和封闭著称的大河文明。他们炫耀自己来自海洋，说那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

我看到的是，大河正在向海洋汇拢。老师说，这是一个趋势，浩浩荡荡，不可抵挡。

未来，是这样的吗？

A村的人说，我们曾经有机会走向海洋。那是大概500多年前，我们的庞大船队穿过印尼群岛、印度洋，到达非洲。再绕过一个叫非洲之角的地方，我们就将来到大西洋，在那里我们会发现美洲。

然而，这项耗资巨大的举动很快被封停了。那之后没多久，一个叫哥伦布的人发现了新大陆，世界格局由此改变。而我们却将大河的入海口牢牢锁死，那时造一艘双桅帆船都是要冒杀头风险的，更不用说驾着它出海了。

现在，我们已经开放，走向海洋，我们甚至开始“仰望星空”。西边几条村早几百年前就在做同样的事。他们关心太阳和地球谁围绕着谁转，因为这个，有人被烧死了。然而，留下来的是他们对于宗教的新认识，以及对天文的研究，还有由此产生的对精密仪器的研制。后来，这成为“工业革命”发生的一系列先兆。

然而，当时钟、火枪和眼镜等传入我们村的时候，村里私塾的几位大儒认为这无非是奇技淫巧，甚至有损大统。他们认为，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对仁义礼法的传承和谨守。

老师说，我们村的这种“停滞性”曾让E村一位名为亚当·斯密的先哲困惑。后来，G村一个叫黑格尔的哲人给出了答案：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任何个性可言，从本质上讲C村历史不能称之为历史，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不可能由此产生任何进步。

……

还是说说村里的事吧。在村里荒废的学校地基上，人们修建了许多新的庙宇和道观。几十年前，他们亲手推倒了它们。是的，人们并不真的信那些被供奉着的鬼神，但人们信神仙。

前阵子一个叫“利益”的道长，据说就是一位传说中的神仙。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他更重要的身份是生意人。

人们还迷信大师，据说大师可以用茄子和绿豆调理我们日益臃肿的身体。然而，最终人们发现再一次上当受骗。

其实，我们很久以来就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了，除了金钱。我们这些人总认为，只要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就能拥有你，也就能拥有幸福。

未来，你告诉我，是这样的吗？

就这些吧，我不能说太多，你懂的。

C村一名小学生

读了上述三个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经济报道作品，读者的感受是什么呢？笔者感受到经济报道方式的沧海桑田以及沧海桑田通过经济报道镜像的具象化。

微信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款手机聊天软件，由此，中国的自媒体时代来临了。之后，微博、微信公众号、爱奇艺视频、喜马拉雅电台和蜻蜓、百度、搜狐、今日头条等平台，都成为财经自媒体发展的重要渠道。截止到2012年9月17日，微信注册用户量超2亿。随着移动端迅猛发展，2015年已成为新媒体视频元年，各种视频APP、公众号层出不穷。2017年4月24日，腾讯旗下的企鹅智酷公布了最新的《2017微信用户&生态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12月，微信在全球共拥有8.89亿月活跃用户，而新兴的公众号平台有1000万个。2016年，微信直接带动的信息消费达1742.5亿元，相当于2016年中国信息消费总规模的4.54%。

自媒体呈现出独有的特性：移动化、服务化、个性化、社交化、圈地化等，使得它成为迅速消解老牌财经媒体的利器。2011年之后，传统媒体从报纸、杂志到电视，渐次进入收入和利润的拐点，7年来传统媒体人才流失、停止发行、减薪等事件屡见不鲜。传统的财经媒体人也成批涌进互联网创业者当中。《中国企业家》前执行总编李岷于2012年5月创立了个性化商业资讯网站虎嗅网，网站内容由编辑和用户共同筛选，然后再精要加工，走个性化与社会化结合的路线。如何应对受众的流失，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变化的需求，成为这些年来业内的核心话题。这几年来，老牌财经媒体纷纷上线，冠名原媒体推出微信公众号，打捞老客户，培植新力量。而“华尔街见闻”“秦朔朋友圈”“吴晓波频道”等新锐的微信公众号都在探索新媒体运作和内容生产的方式，切割和分流着原有的财经新闻用户。

自媒体时代所引发的变革不仅仅限于中国，全球财经媒体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2015年7月23日，日本经济新闻社收购《金融时报》，由此可见一斑。

如何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完成新媒体的转型，优化传统媒体既有的资源，创造出新的内容满足自媒体时代的用户需求，是传统媒体人必须面对的问题。“经营维护要闻集散地——微信群的业务讨论是一个版面上看不见的工作。因为要闻部没有本部门的记者，因此发动其他记者进行跨部门的讨论十分必要，尤其是热点新闻，本来就具有跨部门的特征。集散地最初并不活跃，但是我们尽量不断地往里面扔新闻，不断地激发讨论，慢慢地相对活跃起来。跨部门的讨论能碰撞出多角度的选题，因为不同部门的记者关注重点不一样。”^[20]类似这种讨论，自新媒体成为传统媒体的生存杀手锏以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自媒体时代，财经新闻的生产正在探索的路上，传统媒体也不是一无是处，正如日本《产经新闻》收购《金融时报》时的公开信所言：“自1876年创立以来，日经一直致力于推动私营部门驱动对商业友好的自由市场经济。我们相信，政府的参与应被限制在合理水平。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保持了我们的信条：公正、不偏不倚的报道。我们认为这与FT的座右铭‘不惧怕，不偏袒’是一致的。我们都有从事独立新闻报道的历史，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我们的多数董事会成员都是职业记者，是对新闻报道的激情将我们凝聚在了一起。”^[21]

练习题：

1.阐述中国财经报道独立话语形成的原因及表现。

2.仔细阅读参考报道《银广夏陷阱》和《C村纪事——写给未来的信》，分析其写作特色。

3.2011年以来，财经媒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其文本的写作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1] 2015年7月24日，日本经济新闻社（Nikkei，日经新闻）宣布，将以8.44亿欧元（约合13亿美元、57.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Pearson公司旗下的《金融时报》。

[2] 来自2017年5月26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的清华财经新闻论坛。

[3] 有关《香港船头货价纸》的资料源自http：//baike.baidu.com/view/5000245.htm。

[4] 程道才，严三九.经济新闻写作概说[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7.

[5] 李本乾，李彩英.财经新闻[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4.

[6] 沈毅.中国经济新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3.

[7] 程道才，严三九.经济新闻写作概说[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7.

[8] 该决定由1950年4月21日政务院第29政务会议批准，于1950年4月22日发布。

[9] 《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刊印于1950年4月23日的《人民日报》。

[10] 王梅芳.新闻与文化传播论丛：第2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69.

[11] 李本乾，李彩英.财经新闻[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36.

[12] 李本乾，李彩英.财经新闻[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8.

[13] 李良荣，沈莉.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J].新闻大学，1995（2）：6-8.

[14] 冯国熙.经济学家赶集[N].市场报，1980-04-25.

[15] 詹国枢，庹震，刘海法.开封何时能“开封”[N].经济日报，1993-03-04.

[16] 财经媒体围炉夜话 纵论危机时刻媒体责任[EB/OL].（2009-09-12）[2018-02-01].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912/10006740818.shtml.

[17] 有关“中国财经报道的变迁史”的内容参见笔者发表于《新闻界》2009年第6期的文章《“万能”模式的颠覆——60年经济报道嬗变解析》。

[18] 凌华薇，王烁.银广夏陷阱[J].财经，2001（9）.

[19] 记者魏黎明，刊于《经济观察报》，2011年1月1日。

[20] 谭翊飞.做有竞争力的财经报道[EB/OL].（2016-07-10）[2017-05-06].http：//mp.weixin.qq.com/s/s_xqjCsVfx4a14FkmAlYPg.

[21] 秦朔.新时期中国财经媒体回顾与启示[N/OL].第一财经日报，（2015-08-27）[2017-05-06].http：//www.yicai.com/news/46778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