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之魅力：岘山景致令人自豪

（一）襄阳人的岘山情结

旧志记载，襄阳城南三里，旧漕治所在之地，曾有一座爱岘阁，因其“占三岘之胜，故名”。爱岘阁早已圮废，形制也难以考证，但“爱岘”之名无疑浓缩了襄阳历代官民对岘山的挚爱之情。可以说，襄阳人对岘山的这种浓厚的情感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绵延了千百年的岁月。

古人习惯用四字美言总结概括家乡的若干自然美景和人文胜迹，并作为地方的文化名片。襄阳自然也不例外。万历《襄阳府志》“景致”篇录有“襄阳十二景”，其中“岘山叠翠”名列首位，“万山夕照”、“高阳池馆”、“堕泪晋碑”位列其中。襄阳十二景，岘山占其四，由此可见岘山在襄阳人心目中的地位。清乾隆年间，襄阳知府陈锷在其官署“加拓后轩，杂莳花木，其墙角微露岘翠”，遂命其轩为“寸碧”，作为公余的燕息之所。足不出户，便可日览岘山，可谓优哉游哉。同时，位于樊城的襄阳同知署也是亦步亦趋，其“二堂东有书屋，后有楼曰望岘”。汉江南北，一个是轩露岘翠，一个是楼名“望岘”，堪称相映成趣。

古人历来重视祭礼，除了国家祭祀体系以外，地方政府也设有祭祀活动。据乾隆《襄阳府志》记载，襄阳“春秋时享列于祀典”的祠庙有祀樊侯仲山甫的樊侯祠、祀庞德公的鹿门山庞公祠、祀诸葛亮的隆中武侯祠、祀庞统的城东庞靖侯祠，还有祀羊祜的岘山羊巨平侯祠。这五大公祭全民参与，堕泪碑前齐泪堕，岘山祭祀盛况自不待言。另外，老百姓也时常自发在岘山为他们爱戴的官员设祭礼。据《南史》记载，齐宗室、雍州刺史加都督萧缅，“留心辞讼，人人呼至案前，亲自顾问，有不得理者勉论之，退皆无恨，为百姓所畏爱。及卒，丧还，百姓缘沔水悲泣，设祭于岘山，为立祠，谥曰昭”。《唐书》中也有“故吏卢僎、邑人孟浩然”为“治行名天下”的襄州刺史韩思复“立石岘山”的记载。

古人的爱岘情结还表现在对“岘山”之名的情有独钟。万历年间，曾为襄阳城六大城门重起雅名，时任襄阳知府的万振孙将位于府学西侧的昭明书院改名为岘山书院。关于改名的原因，宜城进士胡价在《岘山书院记》里写道：“易昭明曰岘山，谓昭明特文艺之选耳，于正道正学无当也。岘山云者，仿岳麓、白鹿诸胜纪之耳。”“岘山当郡治之南，峭拔突屹，如端人正士拱翼而立于前。其经岘山之祠而瞻礼，则羊侯叔子；陟岘山之巅而西顾，则隆中忠武侯；俯岘山之麓而东指，则鹿门庞德公；由岘山之阿而玩憩，则凿齿、日休、孟浩然旧游存焉。”“诸士升书院之堂，正襟南望，凝然思惕。然感论相业，则澹静为根基；论惠政，则德信为积累；论节操，则隐洁其巉崖；论风致，则歌咏其烟景。以斯养晦，是谓抱德而处；以斯展庸，是谓履道而出。勋名行谊，当与岘山并峙，书院益增之而高矣！斯则太守意也。如云攻文词、取青紫而已焉，则浅之乎！”胡价的解释多少有些文人相捧之嫌，但也说明在时人眼里，岘山是儒家文化的标志和象征，是物态的儒教，从为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书院起名的意义论，“岘山”显然远胜于仅仅因《文选》而附着华丽辞藻的昭明台。

文人历来重视作品集的名称，书名其实也寄托了作者的审美情趣。据史书记载，唐代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著有《岘山唱咏集》八卷，当为在襄期间文人雅士、官宦显贵雅集唱和合集。宋代曾思追随其父曾纮（《临汉居士集》作者）雅风，著有《怀岘居士集》六卷。清代贾泽远著有《岘山志实考·岘山志附记》，当为岘山唯一所记的山脉志书。这些图书或许早已亡佚，或民间难以索觅，但他们的爱岘之情跃然纸上。

岘山之美之胜，足以令襄阳人自豪。明人张在其《岘山亭记》慨叹：“岘山甗尔，名埒嵩（山）、华（山），四方博雅以不及登览为恨。”万历《襄阳府志》的编纂者吴道迩在述及襄阳的形胜景致后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慨：“襄阳自魏晋以来为必争之地，故此一形胜也。当天下安，则骚人墨客藉之以游目骋怀，而以形胜为乐地；不幸有事，则武夫健将用之以进攻退守，以形胜为险塞地，非有变也，时变则其势亦因之而变也。”“今赖天子神圣，辅弼才贤，宇内清平，四郊无垒。而岘山、檀溪、鹿门、隆中、南岩、紫霄、沧浪、粉水方资士大夫赏剧咏歌，与会稽兰亭、武夷白鹿争胜，岂非幸哉！岂非幸哉！吾于是乎有感。”吴氏连呼“岂非幸哉”，爱岘之情溢于言表。文人墨客登览南岘留下的千古绝唱前文已述，老百姓隔三差五相约登高游乐，则赋予岘山更广阔的民间意义。金代诗人李俊民曾游历襄阳，对襄阳的风景名胜、民风民俗当了如指掌，其《庄靖集》收有《襄阳咏史》一卷，对研究襄阳历史文化颇具史料价值，可惜《南岘山》、《中岘山》、《万山》等七首亡佚。他的《弄珠滩》咏的是在“天地穿”之日襄州女子到弄珠滩出游的习俗。这首诗前后加注。前序为：“楚俗以嬉游为事。《襄沔记》云：‘岁以正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谓之天地穿日，移市于城北津弄珠滩。’”后注为“《襄阳志》云：‘楚女于弄珠滩寻水窍石，穿簪于钗上带归。’又云：‘楚俗，三月游南山诸寺，移市于山寿寺。四月八日罢游，谓之辞山。’”李俊民所引《襄阳志》的记载耐人寻味。至少在两宋之际的正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天地穿日是襄阳人聚众嬉游的节日；三月再游南岘诸寺，由弄珠滩移市于山寿寺；直到四月八日方才罢游。活动的最后，是一个“辞山”的隆重仪式。也就是说，从初春到仲春到暮春，襄阳人会择机相聚在汉水畔、在岘山上，踏青郊游，乐此不疲。“辞山”应当意味着向和煦的春天告别。那是一种仪式感，喧闹中透着庄重与肃穆，那是一种民众对岘山挥之不去的情怀。

1899年以后，襄阳学堂流传着一种歌词：“汉江鸭头绿，岘山翠叠清。东津看旭日，万山夕照明。城内铜鞮巷，城外鱼梁坪。岘首文笔峰，遥对魁楼城。”1928年，襄阳一中的前身“鸿文书院”改名为私立“岘北中学”。1943年，襄阳县第一个北大毕业生陆云龙为该校撰写校歌，前几句为：“岘山苍苍，汉水泱泱，山环水抱，美哉襄阳，雄哉襄阳！”激励学子投身“焦土抵抗”，为国争光。同年，一署名“守城一兵”的国军将士在岘首亭内题诗：“东望良田千顷，南看江汉帆影，西望巍巍群山，北卫襄阳古城。奉命守土抗日，保我国土百姓，日寇敢来侵犯，老子和他拼命。”此时，岘山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象征。

（二）岘山文化的异地传播

检索《四库全书》，仅“岘山”就出现两千余次，还有岘首、习池、堕泪碑、万山等与岘山有关的词汇更是不胜枚举。百度“岘山”，竟有一百二十万条之多。当然，这些“岘山”并非全指襄阳南岘，“岘山”在华夏大地遍植芳华。

除襄阳岘山之外，浙江湖州的岘山最为知名。其山得名有多种说法，《释文》有“岘者，见也，山之首见曰岘。一出定安门即见此山，故名”。而明代湖州张稚通所著《岘山志》卷一“建置”篇中的说法则更令人信服：“岘山，在吴兴定安门外，去郡治南五里，去郡城里许。旧名显山，唐中宗时避庙讳改今名。山傍郡城，若襄阳大岘之义。”同时代的郡人宋雷在其《西吴里语》中也持此说。宋代苏轼有《登岘山诗》：“苕水如汉水，粼粼鸭头青。吴兴胜襄阳，万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岘山亭。悲伤意此同，岁月如流星。湛辈何足道，当以德自铭。”游览过襄阳岘山的东坡先生称吴兴的岘山可与襄阳岘山媲美，也暗合了湖州岘山得名于襄阳岘山的缘由。

浙江东阳县南也有一座岘山。宋人阮阅在其《诗话总龟》里引《葛常之》云：“东阳岘山去东阳县亦三里，旧名三丘山。宋殷仲文素有时望，自谓必登台辅。忽除东阳太守，意甚不乐。尝登此山，怅然流涕。郡人爱之，如襄阳之于叔子，因名岘山。二峰相峙，有东岘西岘。唐宝历中，县令于兴宗结亭其下，名曰涵碧。刘禹锡有诗云：‘新开潭洞疑仙府，远写丹青到雍州。’即其所也。”

河南汝州市区西南寄料镇也有一座岘山。该山古称霍阳山，又名铁顶山，与武当山遥遥相对。据南宋郑樵《通志》记载：“唐太宗经此，以其危峰独见，类襄阳之岘山，故名。”

上述岘山的得名基本源于襄阳岘山，也就是说，天下之“岘”肇始于襄阳。前述《诗话总龟》里的“羊叔子镇襄阳，尝与从事邹湛登岘山，慨然有泯灭无闻之叹。岘山亦因是以传，古今名贤赋咏多矣”即是明证。众多岘山的风景之美、人文之厚共同为“岘”字增添了无穷的魅力，也使襄阳岘山更加美名远播。

位于樊城老街区的抚州会馆是由江西临川客商建立的，其戏楼匾额上刻着“峙若拟岘”四个大字。“拟岘”即拟岘台，其修建也缘于西晋镇南大将军羊祜及其钟爱的岘山。宋嘉祐二年（1057年），江南西路抚州（今江西临川市）太守裴材在抚州城东仿岘山而建台。因仰慕羊祜风度，裴材将台命名为“拟岘台”，并力邀本籍新晋进士曾巩作记，即《拟岘台记》。到了清代，抚州客商在建造樊城抚州会馆戏楼时将“峙若拟岘”匾额高挂楼宇，家乡有拟岘石台，客居地有拟岘戏台，既可增加乡党的凝聚力，又可减轻思乡的愁绪。同时，由于拟岘台与襄、樊二城天然的渊源关系，又拉近了抚州客商与襄阳官府百姓的心理距离。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文化现象。

岘山的魅力之大，影响不仅波及华夏大地，还影响到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

位于朝鲜半岛的韩国江原道现辖一郡名襄阳郡，与中国襄阳同名。据传，这里也有岘山、汉水（南大川）、鹿门（林泉）、习家池等地名。共城名、共山名、共水名，中韩两襄阳间必有其神秘的联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襄阳郡有座岘山公园，华人在这里感到格外亲切的是，园内有始立于元朝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与襄阳城南岘山上纪念西晋羊祜相同的大字石碑——堕泪碑。韩国襄阳郡每年6月在襄阳邑内举办岘山文化祭。

由此可见，岘山不仅仅是襄阳人的岘山，岘山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共有的文化符号。行走岘山，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山川的空灵与秀隽，更触摸到它深远的历史血脉和文化根系；走出岘山，作为生活在岘山本源的市民，我们是岘山丰厚精神财富的继承者，没有理由不感到由衷的自豪，也没有理由不热爱、呵护这座中华文化名山，而利用好这笔精神财富，使之活力永驻、长盛不衰，我们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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