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美城　襄阳岘山之美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岘山正好绝妙地诠释了这样一个现象。“岘”，本义即指小而险的山，欧阳修也在《岘山亭记》中亦指其为“诸山而小者”，然其名极一时之盛且被矣久远，无他，因其人文，化而广至，成为华中文化之巅。

（一）岘山文化的发轫与文化高峰的形成

岘山的文化源流，当发轫于西晋，自羊祜始。羊祜（221—278年），字叔子，世称羊叔子、羊钜平、羊成侯、羊公等。以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不论是在襄阳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羊祜都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羊祜一生最大的功绩，在于他对西晋平吴积极而卓有成效的筹划上。羊祜与襄阳、岘山的结缘，是在他出镇荆州之时，晋吴的边境线以荆州境内为最长，所以是平吴的关键之地，他考察晋吴之间的攻守形势，将驻跸之地选在了兵家必争之地的襄阳，与东吴展开了长达六年的对峙。在这期间，羊祜在岘山上留下了这样一段佳话：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

羊祜处身名士风流的魏晋之间，与当时名士山涛往来甚密，行为虽严格遵守儒家规范，精神却并不为桎梏，以一镇之重却并未舍弃山水之乐。岘山虽小，但地理位置独特，登此可以远眺故楚、纵览汉水，发思古之幽情，兴人事之感怀。从此，一座山与一个人结缘，人因地名，地以人传，羊祜的名字就与岘山紧密联系在一起。羊祜在任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期间以宽仁著于当时。他一来到襄阳，就为襄阳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巧用计策解除了吴国在离襄阳七百里石城的武装，使襄阳的防御压力大大减轻，于是就让撤下来的兵士垦荒屯田。结果，不但军备由“无百日之粮”一变而为够用十年，也减轻了襄阳及周边地区农民的负担。此外，还兴办学校，襄阳百姓对他的爱戴可想而知。

襄阳百姓在羊祜身故后为之立碑纪念，人们莫不看碑下泪，被称为“堕泪碑”。堕泪碑立在岘山之巅，羊祜终于没有如他所忧虑的“湮灭无闻”，而与他最喜爱的岘山、与宇宙永垂不朽。历经千年，羊祜、岘山、堕泪碑已经密不可分，成为文学史上一个耳熟能详的文学典故流传在诗歌、文献、史册之中，更作为一个代表着德行、功绩的丰碑矗立在人们心中。诚如美国著名汉学家斯蒂芬·欧文所言：“羊祜的名字已与岘山密不可分，以至岘山本身已成为一座铭刻着羊祜之名的巨大碑石。”在军镇、行政之外，羊祜尚有《让开府表》等著作及《老子传》流传于当时。作为一个出身世家大族的恂恂儒者，经世致用，德被后世，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都可圈可点，可以说，羊祜达到了儒家的理想人格要求。后人评价：“成其业不处其功，勤其勋不荣其禄。”他的风尚，足以使“贪夫廉，懦夫立，虽夷惠之操，奋乎百世”。明思想家李贽感叹：“孰知此山待祜而名著乎？邹湛亦用以有传矣，岘山也，湛也，何太幸也！”

岘山初名当世，便与一个伟大的灵魂相交接，被厚重的儒家思想所濡染，这是文化名山人文厚积的开始，华彩浓重，余响悠悠。岘山何幸！与斯人共不朽。

羊祜之后，来到岘山的名人辈出，名士之放达、佛家之慈悲、道家之空灵、史学之厚重、诗文之秀隽……多种思想的碰撞和堆积，成就了文化岘山的厚重与多彩。

杜预。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羊祜的继任者，同样以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在襄阳，杜预迈出了对吴国军事征战的步伐，并最终平定东吴，成为国家统一大业的完成者，使西晋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杜预也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岘山，他把记载自己平吴功绩的两座碑“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

山简。西晋末，山简镇守襄阳，岘山依旧牵惹着这位以“高阳酒徒”自命的名士目光。永嘉三年（309年）出镇襄阳，任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军事。在襄阳习家池，留下了这样一段佳话：“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曰：‘此我高阳池也。’”这样，习家池又有了“高阳池”的美名，“山公醉酒”成为文学史上盛久不衰的话题，唐王维有“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之名句，李白亦有“襄阳小儿齐拍手……笑杀山公醉似泥”歌行言其事。这大大提升了习家池和岘山的话题性和知名度，给岘山带来了来自朝廷上层文人的名士风气和疏狂放逸酒文化的流风余韵。

习凿齿。习凿齿，字彦威，这是一个从岘山走出去的襄阳人，《晋书》本传曰“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世说新语》亦言其“史才不常”，为大司马桓温所器重，短时间内由从事累迁治中、别驾。在察觉桓温“觊觎非望”后，迅速离开了桓温集团，在（襄阳）郡著史，写下五十四卷的史学巨著《汉晋春秋》。习凿齿还著有《襄阳耆旧记》、《高人逸士传》，前者为中国第一部人物志，记录襄阳诸贤事迹以及山川、风物等，为后来史书广泛引用，也是研究襄阳汉晋间历史的权威文献，从中也可窥见襄阳在当时政治领域的影响。

释道安。释道安，南北朝时高僧、翻译家，本姓卫。道安因避战乱，在习凿齿的热情邀请下，率四百僧徒来襄阳。他初驻习家池近旁的白马寺，后建檀溪寺等大规模寺院。在襄阳，他总结了汉代以来流行的佛教学说，整理了新译旧译的经典，编纂目录，确立戒规，开坛讲经，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培养了慧远、慧持等高僧。释道安在襄阳的十五年，是他一生弘扬佛法的高峰，也使襄阳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一代名僧，亦结缘岘山，佛学的精深妙义，丰富了岘山文化的内涵。

有晋一代，接踵而至的名人高贤是高密度的，他们本身就是一座座高山，给以“小”而名的岘山堆积了足够厚重的文化资源，以功名成其高，以思想成其厚，以德行成其远，使岘山骤然而起一座文化高峰，巍然矗立于中华大地，进入全国视野。同时，高峰所引起的涡流效应，卷带着更多的名人雅士往岘山行进。尤以唐宋为胜，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陈子昂、宋之问、李百药、胡曾、元稹、张九龄、李颀、刘长卿等不可胜计，都曾游历岘山并留下不朽诗篇，本乡诗人孟浩然、皮日休、张柬之等更是反复吟唱，仅《全唐诗》中直接出现“岘山”二字凡70次之多。宋代是中国文治的顶峰，当时文人对岘山的推崇更高，且加进了对岘山历史人文进行深层审视的理性色彩，唐宋八大家中属于宋代的几位：苏洵、苏轼、苏辙都曾过岘山而留咏；欧阳修足迹密布岘山，并写下了仅次于《醉翁亭记》的名篇《岘山亭记》；曾巩知襄州多年，留迹颇多；王安石虽无确信曾到过岘山，但以其诗作“汉水泱泱绕凤林，岘山南路白云深”及诗题《幕次忆汉上旧居》来看，其对岘山风物极是熟稔，亦有颇深的渊源；其他如范仲淹，曾组织、参与在岘山的文人雅集。后来的元、明、清代，游赏者亦往来不绝。一座小小的山峰，萃聚如此多的大师级文人显宦，实为异数。

岘山之名，因人而著，因诗而显，因文而彰，从其发轫，以儒家的仁爱、修德、立功、著述到后来的兼收并蓄、包罗众多，吸纳了名士的放达、佛家的慈悲、道家的空灵、史学的厚重、诗文的秀隽……成就其以儒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高峰，卓然屹立于源远流长的汉水身侧，与古城襄阳相得益彰，与荆楚文化共垂宇宙。

（二）岘山文化的外显与内蕴

岘山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吸引并影响着走近她的人们，在竞相留名岘山、留迹岘山的游赏、雅集、题咏、建筑、刻石、勒铭等活动中，为岘山留下了丰富的地面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遗存，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堕泪之碑

岘山中有数量巨大的碑刻，山中的名胜古迹如习家池、羊祜庙、堕泪碑、岘山亭及各寺庙等的建立和修缮均有碑记。如征南将军胡罴碑、征西将军周访碑、靳公遗爱颂碑、独孤册遗爱颂碑、裴观德政碑、韩思复德政碑、徐商德政碑等。在所有碑刻中，堕泪碑无疑最为著名。

堕泪碑为襄阳百姓为纪念羊祜遗爱而立，大将军杜预命名。晋永兴年间（304—306年），大将刘弘出任荆州刺史。刘弘早年曾为羊祜参军，对羊祜久怀钦慕，其莅任荆襄之后，恭谒羊公祠下，并命幕僚李兴重撰了一通羊祜碑记，刻之祠前，此即晋文名篇《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碑》，后世屡屡以此文重镌堕泪碑。

与堕泪碑同时兴建并流传后世的纪念性建筑还有岘山（首）亭、羊祜庙等，对羊祜的纪念活动，尤以北宋为盛。庆历七年（1047年），知襄阳州事王洙奏请主持重修羊祜祠，得旨允准，遂兴工重修羊祜庙。王洙还题诗志盛，并邀请范仲淹、知河阳事李淑等十数官员名流唱和。范仲淹诗作以“休哉羊叔子，辅晋功勋大”起句，备言羊祜功德。上述诸人之诗均刻于石幢，立于羊祜祠中。至宋熙宁间，襄阳太守史中辉又重修岘山亭，并邀请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为撰《岘山亭记》，与《醉翁亭记》堪称“双璧”。

羊祜祠与堕泪碑在近世兵燹中不幸损毁。为了存此胜迹，1982年襄樊市文物管理处又于旧址重立新碑一方，上书“堕泪碑”三个大字，为襄阳市著名书法家王树人秉笔。

2.亭阁之韵

岘山自晋以来，由羊祜开风气之先，渐成登临之所，本地官守、过境文人，每过必游，登高处，怀叔子，追遗风，讽诗咏，风雅一脉，代有绝唱。所以历代官府对岘山风景多所经营，尤对具有“临观之美”的亭建造众多，依岘山形势，立山巅、枕清流、临涧壑、傍岩壁、藏幽林，为岘山风景增色不少，且造亭官员往往文化修养颇高，亭的选址和命名大有学问，也彰显了岘山人文。

岘山中最负盛名的亭当属岘山亭和岘首亭，均为与羊祜有关的纪念亭，堪称岘山风景的地标。由于历代对羊祜登临处有不同指认，特别是岘山与岘首山称谓的芜杂讹误，所以亭址多变，且屡有兴废。

最早的岘山亭应建于晋代，在岘首山顶；经历了后梁重修，宋熙宁间史炤扩修，明嘉靖年间副使江汇重修，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复建等，分别以岘山亭、岘首亭名之。

《襄阳府志》记载：“岘首亭，在岘首山巅。明崇祯时，知府唐显悦所建，自为《记》云：‘羊成侯宴游之所，当在是山。’亭外立‘羊成侯堕泪处’大字碑。”后人评价说：“是山远眺襄、樊两城，宛若列眉，足为郡中甲视。”解放后尚存的岘首亭，七层27米，为六面攒尖式，造型古朴典雅，1966年惜被炸毁。

岘山亭和岘首亭是襄阳人民追思羊公遗爱、历代文人追蹑羊祜登临足迹所在，历代官府非常重视，屡废屡兴，“历千余祀”，在亭的发展史上颇为罕见，岘山文化也借此一脉如缕，源源不绝。

除岘山亭、岘首亭外，岘山中还有许多所建亭阁见于府志及文献记载，散布于岘山诸峰，丰富了岘山文化的历史和内涵。

3.诗文之隽

（1）漫山流淌的诗歌。

岘山在诗人笔下，有人们熟识的“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浩然兴叹，有李白笔下“天清远峰出，水落寒沙空”的美景清赏，有欧阳修望中“岘首高亭倚浮云，汉水如天泻沄沄”的遥思追慕，有宋代诗人、蔡襄四世孙蔡戡抒怀“次登岘山首，北望京洛浮尘中”的慷慨长歌，这些诗歌，对岘山的自然风景和人文胜迹给予极高的历史评价。“岘山”仅在《全唐诗》中凡七十见，诗歌之盛，是岘山文化乃至中国诗歌史上的亮点。大致来说，岘山诗歌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怀古追思诗。岘山中名人辈出，典故繁多，形成了岘山独特的人文资源，也为诗歌提供了广泛的怀古题材。如对羊祜、杜预功绩的追思堪称连篇累牍，除耳熟能详的《与诸子登岘山》之外，李白《襄阳曲》四首中两首写到岘山：“岘山临汉江，水渌沙如雪。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山公欲上马，笑杀襄阳儿。”在无尽的感慨之中又蕴含“诗仙”独有的旷达之意。白居易和元稹这一对好友则在他们的酬答诗中很默契地写到了“贪过谷隐寺，留读岘山碑”（元稹）和“心摇汉皋佩，泪堕岘山碑”（白居易），均表达了对羊祜的景仰。以致后世人往往以岘山堕泪碑来歌颂官员的政绩遗爱，如宋代贺铸《江夏八咏之四右舒元舆榜》：“亭揭奇章榜，斯民孰去思。多惭羊叔子，涕泗岘山碑。”而苏轼在登临湖州岘山时亦有诗句云：“我非羊叔子，愧此岘山亭。”羊祜与岘山俨然成为历代官员的一座丰碑。杜甫为杜预之远裔，他在写到岘山时语含自豪：“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将两位岘山名人杜预和王粲双双并提。山简醉酒是岘山为中国文学贡献的另一个著名典故，李白《襄阳歌》中有“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蓠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的描写，白居易有“不蹶不惊行步稳，最宜山简醉中骑”的诗句。汉皋解佩、游女弄珠等典故亦为诗家所重。

酬答赠别诗。岘山自最早记录的汉代桃林馆以来，亭阁多有，成为襄阳官府、士子的送别佳处，留下了大量的酬答赠别诗歌。如孟浩然《岘山送张去非游巴东》“岘山南郭外，送别每登临”，一个“每”字即表明岘山是人们惯常的送别之所，《送贾升主簿之荆府》“送别登何处，开筵旧岘山”，还有《岘山送萧员外之荆州》等；宋李留谦《公归行送王显谟》亦有“岘山风流亘千祀，鹿门隐概轻九牧”的描写。与之相对照，在一些送人来襄阳的诗歌中，也往往提到岘山，如宋刘克庄《送陈户曹之官襄阳》“且喜岘山碑有跋，不愁江表传无名”，唐李颀《春送从叔游襄阳》“客梦岘山晓，渔歌江水清”，唐温庭筠《赠袁司录》“记得襄阳耆旧语，不堪风景岘山碑”，足见岘山知名度之高。

谈禅问道诗。岘山佛、道文化兴盛，远如东晋时期习凿齿、释道安的名对“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就有明显的“打机锋”色彩；佛学修为深厚的习凿齿有《诗》：“煌煌间夜灯，脩脩树间亮。灯随风炜烨，风与灯升降。”我国著名的道教真人吕洞宾过岘山留诗《剑画此诗于襄阳雪中》：“岘山一夜玉龙寒，凤林千树梨花老。襄阳城里没人知，襄阳城外江山好。”诗虽语意浅近，但充满了道家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修炼真意，岘山留下了一代传奇仙人的足迹。唐代诗僧皎然、齐己亦在岘山寺庙中走动频繁，留下了《岘山送崔子向之宣州谒裴使君》、《答无愿上人书》、《寄岘山道人》等诗歌。

历代来往襄阳的官员，也留下了大量诗歌。唐朝大诗人元稹在《襄阳道》中写道：“羊公名渐远，唯有岘山碑”；北宋曾巩在知襄州期间，写下《汉广亭》、《谷隐寺》以及大量描写岘山亭、习家池的诗歌；宋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在《贺新郎》中写道：“落日岘山陈迹在，依旧大堤芳草。叹紫塞、黄尘未扫”，为岘山描摹了别样风景。

（2）文人雅集与石幢。

文人雅集是我国古代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早期比较典型的有晋金谷诗会和兰亭诗会等，发起人往往约集文人雅士，以饮酒、赋诗为主要形式，尽欢终日，采当日所赋诗成集，以为盛事。襄阳距离当时西晋都城洛阳较近，且由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封疆大吏往来不绝，所以很快被流风所被。旧志载：“（望楚山）高处有三墩，是刘宏（弘）、山简等九日宴赏之所”，即为明证。惜无诗流传。

北宋庆历年间的一次岘山中的文人雅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此次雅集的召集者名叫王洙，字原叔，应天宋城（河南商丘）人，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一位官员，由朝中被贬至襄州。来襄阳后，他主持重建了羊公祠，并写下一首长诗《重建岘山羊侯祠歌》勒于石幢，有“襄阳南出大路奔，小山曰岘名特尊。山形卑堕不峻极，屹若巨首临江”的句子赞颂岘山。同时，他以自己崇高的名望广泛邀请官员名流唱和。文学大家范仲淹写下了一首《寄题岘山羊公祠堂》，也是一首长诗，其中有“徘徊临岘首，兴言何慷慨。此山自古有，游者千万辈。堙灭皆无闻，空悲岁月迈。公乎仁泽深，风采独不昧。于今堕泪碑，观之益钦戴”的句子，对岘山和羊祜歌颂有加。十六人诗歌刻于石幢，立于羊杜祠中。《府志》记载，石幢为八面体，除顶盖、底座外，石幢高六尺四寸，每面宽一尺。除先刻十六人诗外，另有后来者于此饮饯题名八则，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另外，应该说，王洙之所以能召集此次雅集，可以说完全是岘山的影响使然，因为朝野上下对羊祜功绩、道德的推崇，“书闻天子蒙报可，金石款刻垂后昆”，皇帝才特地准许了这次重建祠堂、赋诗纪念活动。

清道光年间，知府周凯在岘山中留下《游习家池诗序》、《高阳池修禊诗序》两篇诗序，记载了一次同僚、一次全郡秀才的咏诗盛会，岘山中的文人雅集，已经成为频繁发生、常态举行的活动。

诗文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雅美秀丽之外诗隽文瀚的岘山，诗文的点缀，犹如美人发间珠翠、额上花黄，益增其美。

4.军镇之险

襄阳为“兵家必争之地”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而襄阳作为军事重镇的关键，在于它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凭山之峻，据江之险”，北水南山合围使之成为“铁打的襄阳”，其中，“凭山之峻”就指包括岘山在内的西南诸山，排列如屏，群峰对峙，地势险峻，在历次战役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早有信史记载发生在岘山的战役是东汉末年刘表击杀孙坚的凤林关之役。凤林关为岘首山、凤林渡（在凤凰山麓）之间的狭长地带。今天看来，依然是进出襄阳南大门的门户。此一战役，是东吴集团尝试染指、掌控荆襄地区的开始，遭刘表阻击；后周瑜、陆逊等都曾力图襄阳，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凤林关之役，可以说影响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其后，岘山的重要地位被两晋统治者所重视，西晋两任镇南大将军羊祜、杜预对岘山都颇多经营。东晋时，晋军与后赵在襄阳展开拉锯战，襄阳几易其手。《水经注·沔水》记载：“沔水又东迳桃林亭东；又迳岘山东，山上有桓宣所筑城。”此城当为防守工事和军事营地。桓宣以将军之重“移戍岘山”，可见岘山的重要。

南宋时期，襄阳成为宋金、宋蒙对峙的前线，战事频仍。先后发生过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收复襄阳六郡之战，开禧二年（1206年）赵淳孤军襄阳保卫战，嘉定十年（1217年）宋金襄阳枣阳之战，淳祐十一年（1251年）高达收复襄樊之战，咸淳三年（1267年）宋蒙襄阳保卫战等著名战役，其中，都可以看到岘山所起的作用。李曾伯在收复岘山后盛赞“壮哉岘，脊南北”“千万年，屏吾国”；在赵淳襄阳保卫战中，“以万余卒抗二十万狂悍之虏”，取得了重大胜利，《襄阳守城录》记北方入寇的金军渡汉江后，在万山抢滩下寨，被赵淳击破；宋蒙襄阳之战是古代战争史上一次异常惨烈的保卫战，前后历时六年，而蒙古军在岘山、虎头山修筑了一字城后，才最终完成了对襄阳进行长期围困的军事部署。岘山在而襄阳安，岘山失则襄阳危，岘山之于襄阳，确有屏障之功。

近代，更让襄阳人铭记的是解放襄樊战役。1948年7月2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及桐柏、陕南军区部队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发动了襄樊战役。本次战役由王近山大将指挥，初期先后占领了铁帽山、文笔峰、尖山、扁山、火石山、凤凰山、真武山、羊祜山、虎头山等岘山群山的高地，并制定了著名的“猛虎掏心”、“刀劈三关”战略，打破历史上取襄阳必先夺南山的惯例，从东西两面攻击呈钳制之势。7月8日，刀劈第一关——琵琶山；7月10日，刀劈第二关——真武山；7月13日，刀劈第三关——西关铁佛寺，建立了总攻的主要阵地，为胜利攻占襄阳城创造了重要条件。

而今，岘山复归宁静，远去了刀光剑影，模糊了战火硝烟，古老的山川陵谷未变，见证着千年凝重的历史、沧桑的岁月。

5.园宅之宏

名山必招名人，岘山外托山水之秀，内蕴人文之美，自东汉以来，历代都有名人卜居岘山，在此经营宅第。

岘山中最早也最有名、规模最大的宅第当属东汉襄阳侯习郁营建的习家池。习家池在襄阳城南郊约5公里处，东汉建武年间（25—56年），汉侍中习郁在岘山东（今凤凰山南麓阎家冲）利用白马泉水效仿范蠡养鱼法筑鱼池，并陆续“起钓台、置庐亭、造泉馆”，遂成游宴名处，后人称“习家池”，距今约有1900年的历史，是全国少有的现存古代名园。习家池是全国最早的园林建筑群体之一，更为难得的是，习家池为历代官府所重视，虽时有废圮，但旋即修缮，保存至今，作为从东汉延续至今的地面建筑，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很多客居的名流也在岘山中找到他们的驻足之所，“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便是其中之一。王粲是一位旷世奇才，文理皆佳，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曹操收降刘琮后，被封关内侯受曹氏集团重用。襄阳建有仲宣楼纪念他，并有王仲宣宅、王粲井遗址。万历《襄阳府志》据杜甫诗“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判断王粲居于岘山。这位“七子之冠冕”留迹岘山，在岘山这座文化高峰上添上了新的土壤。

其他在岘山及其附近的宅园还有孟浩然之涧南园、汉长水校尉蔡瑁之蔡洲等。涧南园在岘山中，孟浩然直到40岁才走出家乡的涧南园，赴长安游宦，晚年终隐于乡，一生对家乡的涧南园魂牵梦绕。涧南园情结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孟浩然的诗多次出现“南园”或“涧南园”的意象。如《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上日涧南园期王山人陈七诸公不至》等，还有大量送友于岘山的诗作，因此孟氏居住于岘山中是有依据的。

中国古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有着独特的审美与理解，这反映在居住环境的选择上往往是近乎苛刻的，亲山近水，“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人吟讴”，以激发创作灵感和享受生命愉悦。而岘山群山叠翠，汉水漾波，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安居之地，能吸引这么多的名人结庐也就不奇怪了。

6.摩崖之众

岘山林壑幽美，名人胜迹广布，历代文人雅士登临岘山，除发为歌咏、诗文记游外，还希望将这种山水之乐以更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以与后来者印证，于是往往勒石刻岩，略记个人一得之慨，或赞叹，或欣喜，或叙事，或述古，遂成岘山中摩崖之大观。代表如下：

（1）李曾伯纪功铭。

李曾伯纪功铭位于城西南约1．5公里的真武山东麓，今张公祠森林公园入口处，为一大型摩崖石刻，略呈方形、高4．43米、宽4．4米。离城较近，襄阳人甫离城垣，乍入岘山，就得一如此气势恢弘、大书深刻的摩崖呈现面前，实足动人眼目。铭文为阴刻楷书，字径盈尺，方整端正，笔力刚健，浑厚庄重。刻文11 行，行字不等，错落有致。全文共计79 字，其中序七行55 字，辞四行24 字。

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其铭曰：壮哉岘，脊南北；繄墉壑，几陵谷；乾能夬，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www.xing528.com)

铭文将胜利的客观原因归于岘山的“脊南北”、“繄墉壑”的险要地势，并期望其能“千万年，屏吾国”，把岘山的重要性上升到与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岘山因此役、因此铭更增其高，而李曾伯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留名岘山、留名青史。

（2）岘石寺摩崖。

岘石寺位于望楚山以西、郑家山以南、凤凰山北麓的山涧内，为一组不同时代的摩崖群，镌宋、明、清诸代石刻铭文十余处。其中“岘石”摩崖位于一块蘑菇状巨石上，石高约8米，“岘石”二字位于其上端，每一字大盈尺余，为楷体书，笔力雄健。考楷书成熟于唐代，所以“岘石”摩崖最早亦在唐以后。“岘石”背后，有南宋宁宗年间京西南路安抚使兼襄阳知府程九万的诗、记，其文录如下：

山旧有阳广洞、壶天阁，戎帅新加葺修，复搜抉两旁岩穴之秀，为栖霞，为啸月，为琴几、棋台，尽发兹山之秘。既成，约漕及余来观，相与叹赏久之，独恨未能引泉耳。戎帅欲余著语，因成五十六字，附行记，并题厓壁。帅守池阳程九万鹏飞书。漕桐乡朱致知仲格、戎帅河阳赵淳清老□。时庆元丁巳端午日。其诗曰：

苍厓绝顶俯晴川，佳处潜开小洞天。

琴几棋台谁是伴，霞栖月啸恍如仙。

凿山见骨雅多石，巡涧□□盍引泉？

留取摩厓今始在，勒铭他日似燕然。

勒石时间为庆元丁巳端午日，即1197年农历五月初五，诗、记由程九万撰写并书丹。诗作前三联极力描述岘山美景和修葺之善、游赏之雅，末句豹尾突起，隐隐透露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作为客人，亦有意契合这次聚会的邀集人赵淳“戎帅”的身份。

“岘石”东侧有一天然形成的石灰石岩洞，即记中所提到的阳广洞，道安时即知名，又有壶天阁，未详何所。洞东西两侧各约20米处的石壁上分别刻有“栖霞”、“啸月”大字，从记中可以看出，与程九万诗为同一时期所刻。洞口两近侧有八块题跋，有明万历庚辰季春王朝儒书一块、清雍正时期“襄郡守大梁高茂选题”一块等，均已磨灭难辨。

（3）楚岩摩崖书。

楚岩在望楚山深处，为密林长草所蔽，难以寻得，但却是古人游历岘山必登临之所。近年来逐渐被襄阳的文化爱好者熟知，多所登攀。楚岩为一巨大石灰岩石，石体上端较为破碎，形成石洞、石隙、石壁、石峪等多种造型，有似石山而比寻常石山较小，是具体而微者，灌木、荒蔓、乱草丛生其中，更显得怪石嶙峋，区区一块岩石竟有山的气势，无怪古人以“楚岩”名之。“楚岩”摩崖书位于岩石下端，镌在一块人工凿出的石壁上，有人量得“高约10米、宽20余米”，但审“楚岩”二字摆放位置，下端应有被淤土所埋部分。摩崖书“楚岩”二大字尚可辨认，各高45 厘米、宽40厘米，左侧小字已不可辨认，幸府志有载：“摩崖书：池阳程鹏飞书，河阳赵清老庆元丁巳重九日同来。”赵清老即上文中所出现的赵淳、程鹏飞即程九万，此摩崖为赵淳所作。

岘山众多的摩崖应不止此，文献记载尚有谢庄岩（洞）摩崖等处。它们铭刻下了前代人的山水情怀和生活情趣，留存下来的文字似乎在召唤着我们一起去大岘山访幽探秘。近些年来，登岘山健身访古已经成为襄阳市民的时尚，这对岘山的开发大有裨益。

7.寺观之盛

东晋时期，襄阳寺庙广布、信众云集，是全国的佛教中心，这与高僧释道安在襄阳的活动大有关系。

释道安之来襄阳，是受到襄阳本土豪族习凿齿的盛邀，带领慧远等400余僧徒众而来，习凿齿暂将其措置在其家习家池左近的白马寺。宋尹焕《习池馆记》中有：“因讯池何许，曰：‘荡于兵矣，而故迹犹在，在白马寺之荒园。’”《高僧传·释道安传》亦有：“安以白马寺狭，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张殷宅也。大富长者，并加赞助，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可知确有白马寺，与习家池相邻，而道安初来，就驻锡于此。

释道安徒众400余人，白马寺显然过于狭小，于是又建了檀溪寺。该寺由“清河张殷”施舍，周边的大富长者也都出了赞助，建成的檀溪寺规模宏大，房屋达到400多间，另外还建起了五层的佛塔。400多间僧舍的寺院，想必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寺院建成后，释道安又用铜铸造了“丈六金像”，在寺院与万山之间巡游，寺庙的宏大规模和金像的惊世骇俗使释道安声名鹊起，再加上他精湛的佛学修为和高尚的道德水准，俨然成为华夏佛教首领，而襄阳也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府志》载檀溪寺“在城西九宫山下”。

而另一座确信创立于此期间的寺庙为甘泉寺，府志载：“甘泉寺在县西六里。东晋时僧慧远建。”距白马寺不远的谷隐寺，建于晋宁康年间，亦在道安在襄阳期间，疑亦为其所建，文献记载其为习凿齿“隐遁之所”，一座寺庙，牵动两位古人，如今遗迹尚在，令人追慕。据叶植教授考证，释道安在襄阳15年建15 座寺，确为佛教发展史上少见的奇迹。

著名风景名胜地“岘石”周围有岘石、延庆、卧佛三寺。岘石寺旧为羊祜祠和堕泪碑所在地，后见寺庙，以摩崖书“岘石”而得名，这里既是佛寺，也留存较多的道教元素，旁摩崖书有“山旧有阳广洞、壶天阁”的句子，卧佛寺以“虎皮井”故事闻名。这三座寺所处位置距岘山主峰不远，历史上此地寺观稠密，民间有“一里三座寺，走寺不见寺”的说法。

真武庙即今真武道观，由“庙”到“观”的称谓变化，体现真武大帝逐步被神话的过程。真武道观曾经盛极一时，有“小金顶”之称。在传统习惯中，朝湖北武当山，首先要来到襄阳真武山，给真武帝上表章，在民间有崇高威望，香火繁盛。真武道观在岘山中，代表着一股本土宗教与外来佛教对峙的力量，既对抗，又共存，共同构成岘山宗教文化之大观。

有记载的岘山寺庙还有：位于县南的凤林寺、位于万山的保堤寺、位于凤凰山嘴的观音阁。值得注意的是，凤林寺与观音阁两不相涉，应属两座不同的寺庙，不宜混为一谈。

另，襄阳本土诗人孟浩然多次在诗中写到“景空寺”，如《游景空寺兰若》、《过景空寺故融公兰若》，就诗中所描绘，应在孟家左近，亦在岘山中。府志不载，存疑。

8.瘗骨之幽

古人百年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归葬名山，而钟灵毓秀、人文荟萃的岘山，汉水环绕，群山连绵，在此营造墓地，依山傍水，“山主人丁水主财”，是一块绝好的风水宝地，所以吸引了众多的官宦名流营葬于此，青山有幸，忠骨处处。

（1）孟浩然：备极哀荣身后事。

孟浩然一生求宦不达，以布衣终老，但诗名遍于天下，李白直陈“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杜甫评价“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总共选诗310首，其中竟然选了孟浩然16 首！特别是以一介布衣，新旧《唐书》都慎重为之立传，是相当罕见的。

孟浩然身后瘗骨之所，文献记载有两种说法：一云在鹿门，一云在岘山凤林寺附近，当以后说为是。唐代诗人符载的《从樊汉南为鹿门孟处士求修墓笺》中有“（樊）泽乃更为刻碑凤林山南，封宠其墓”之语（泽，樊泽，唐山南东道节度使）；宋庄绰《鸡肋编》亦云：“孟浩然葬凤林关外，后人迁其墓于谷隐寺中，遂失冢所在”；宋葛常在《韵语阳秋》卷十七中言及王维：“厥后虽宠凤林之墓，绘孟亭之像，何所补哉！”这都表明孟浩然墓在凤林寺左近。北宋初年，孟浩然墓碑被迁入谷隐寺，被珍重藏之，与襄阳城中孟亭和王维所绘孟浩然先生小像一起，广被后人瞻仰。

（2）王叔和、杜甫：神医、诗圣长相伴。

岘首山麓，有晋太医令王叔和墓与唐“诗圣”杜甫衣冠冢。

王叔和，名熙，汉末至西晋期间著名医学家。东汉末，王叔和因避战乱而举家迁于襄阳，屡入岘山采药。王叔和在襄阳行医，至今襄阳民间仍流传有“襄阳有个王叔和，死人能医活”的说法。襄阳人民感念他，至今其墓尚存，今墓碑为1983年襄樊市人民政府所立，为“晋太医令王叔和之墓”九个大字。

王叔和墓北侧有唐代大诗人杜甫衣冠冢，两座墓为同时修缮，墓碑“唐杜工部之墓”重立时间、形制均相统一。杜甫衣冠冢在全国留有多处，襄阳的杜甫衣冠冢传为杜甫孙迁其骸骨回巩县路过襄阳时，因杜甫祖籍襄阳而留。杜甫在其一生中有无到过襄阳，学术界尚无定论，但就其诗看，杜甫有着浓厚的襄阳情结。襄阳人对“诗圣”也崇敬有加，衣冠冢屡有修缮，据《襄阳日报》记者采访64 岁的刘明启得知，他家中几代都住在岘首山附近。他说：“原来杜甫的衣冠冢在胜利街西侧的岘首山，墓碑用一只大龟（赑屃）驮着，衣冠冢前面还有一个石头雕刻的牌坊，两边立着石牛、石羊。”足见对诗圣的雅重之情。

一神医，一诗圣，朝夕相伴，料不寂寞。

（3）习郁：衣锦还乡归故土。

沿207 国道继续往南，在凤凰山嘴前西入癞毒山冲500余米，即到习家池，池畔埋葬着习家池的首任主人——习郁。习郁为东汉侍中，曾任大鸿胪一职，封襄阳侯。习郁封襄阳后，即回乡居住，宗族繁盛，自东汉至东晋，历千余年，习家都是襄阳的地方豪族，广泛参与政治、军事活动，子弟名人辈出，影响深远。习郁虽个人政绩不彰，但对岘山、对襄阳的贡献是巨大的，主要在于其建造了中国第一座私家园林——习家池，成为襄阳历代名胜。而习郁，也在他精心营造的宅第旁选择了自己的长眠之地。惜后来其墓被毁，《襄阳耆旧记》载：“后贼……掘习郁冢作炭灶，时人痛之。”

（4）昭王墓：天子、诸侯难分辨。

岘山中级别最高的墓葬为昭王墓，但此墓早于南北朝时期被盗掘，今仅见于文献记载，地在习家池北。墓主人扑朔迷离。《南雍州记》载：“齐建元中盗伐王冢，得玉镜、玉笈、古书、竹简、青丝、简编。后沈约亦得数简，以示刘绘。绘曰《周礼》逸篇。”《襄阳府志》记载：“周昭王南征，而不复。史载：王巡狩返，济汉，汉人以胶舟载之。至中流，胶液，王及祭公皆溺死。夫昭王崩于汉水，而葬于汉滨事之未可知也。”东汉末王粲《登楼赋》中即以“西接昭邱”指其为周昭王墓。但《南齐书》记载“相传为楚王冢”，后人加一“昭”字，遂给此墓增加了扑朔迷离的成分，到底是天子墓还是诸侯墓，今天只有暂时存疑了。但不管墓主人是天子还是诸侯，岘山都宽容地将之纳入胸怀，征战杀伐的历史远去了，只有岘山与宇宙共存。

（5）名人官员墓：竞择名山为归着。

历代文献所记载的襄阳名人、官员墓葬，还有汉长水校尉蔡瑁墓，在白马陂，《水经注》记“冢前刻石为大鹿状，甚大，头高九尺，制作甚工”；唐枣疆令刘言史墓，在郭外五里，由皮日休撰写墓志铭，记述了一个清贫自守、刚正不阿的襄阳士子形象；宋通判徽州赠少保王纲墓，在城西龟山，其人虽不知名，但有意思的是墓志铭的撰写者王十朋，是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状元，著名的南戏剧本《荆钗记》即附会其人；元湖广行中书省左丞阿里罕墓，宝贵的是其墓志铭由皇帝敕令翰林学士元明善撰文，著名画家、书法家赵孟頫书篆；襄阳知府何源墓，在百丈山，何源本是陕西泾阳人，任襄有惠政，就葬在襄阳，子孙也定居在了襄阳，后来其子涿州知州何正，葬在了凤凰山。有记载的还有元翰林学士畅师文墓，明礼部尚书任亨泰与子礼部从事任显宗墓，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郑继之墓等二十余位显宦墓葬。自明代止，官员墓葬在岘山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群落，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岘山作为百年后的埋骨之所，不得不令人深思。

（6）近现代：青山有幸埋忠骨。

为纪念在历次革命斗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襄阳地委、专署在襄城西门外羊祜山修建烈士陵园，1951年3月建成，1973年重修，占地总面积1753 亩。主要安葬第一、第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牺牲的99 名烈士和解放襄樊战役中牺牲的103 名无名烈士。该陵园属鄂西北地区最大的革命烈士纪念地。1989年，被湖北省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青山有幸，忠魂长眠，他们将与岘山共不朽。

岘山中还埋葬有冯安邦等国民党爱国将士。冯安邦乃国军第四十二军中将军长，他率部参加过娘子关、台儿庄诸战役，英勇奋战，屡挫强敌。1938年底，在扼守大别山的战役中，与日伪军血战五十余日，歼灭大量敌人。在转进襄阳的途中，遭日机轰炸，重伤阵亡，壮烈殉国，葬于南岘周公庙。冯将军长眠岘山，再续了岘山的忠烈名单。

9.灵异之幻

在中华大地雄伟秀丽的山山水水中，流传着无数优美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往往都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山水相联系，其中有不少神话就是以自然山水为“素材”创作而成的。岘山也不例外，众多口头流传、文献记载的传说故事为岘山增添了灵异之美，成为岘山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1）文学史上著名的“神女解佩”故事。

说到神女，人们不免想到的是“巫山神女”，但在文学史上，还有一段更为有名的神女故事发生在位属上岘的万山之麓。见于《列仙传》。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

《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

故事中所说的“江汉之湄”即为汉皋山下，汉皋为万山别称。早在东汉时，张衡就在《南都赋》中引用此典故“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唐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心摇汉皋珮，泪堕岘亭碑”，将神女解佩与羊祜堕泪碑相提并论。其他咏哦过的诗人篇章不可胜计，在数量上应是远远超过“巫山神女”典故的使用。

（2）与“画龙点睛”相映成趣的“绣凤点睛”故事。

全国各地的凤凰山数不胜数，均为借凤凰之名而昭灵异、吉祥之意。但岘山中的凤凰山来历有明确的典籍记载，晚唐杜光庭《仙传拾遗》之《蔡女仙》云：“蔡女仙者，襄阳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绣，邻里称之。忽有老父诣其门，请绣凤。眼，毕功之日，自当指点。既而绣成，五彩光焕。老父观之，指视安眼。俄而功毕，双凤腾跃飞舞，老父与仙女各乘一凤，升天而去。时降于襄阳南山林木之上，时人名为凤林山。后于其地置凤林关，关南山侧有凤台，敕于其宅置静贞观，有女仙真像存焉。云晋时人也。”

（3）充满人性光辉的“虎皮井”故事。

乾隆《襄阳府志》载：“（卧佛寺）内有虎皮井。”其详细记载亦见于《府志·杂识上》：“开元中，有崔生应举，过襄阳卧佛寺。适天暮，因投宿焉。见一虎入寺，脱皮变成一美妇人，来就崔，自称居山下，愿侍枕席。崔因昵之，既数日，潜窥其皮，则在井边，遂投之井中。妇人觅皮不得，因随崔至京。授县尉，历县尹，凡在官六年，生两子。后还官，复过前寺，崔意妇人相随日久，且有出，无他虞，告之故。妇人欣然令取皮，皮故无恙，因披之，仍成一虎，大吼，回顾二子而去。后人因题其井为‘虎皮井’。”

（4）以“胡人识宝”为主题的“清水珠”故事。

唐传奇小说集《宣室志》载：“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尝游岘山，得一物。其状若弹丸，色黑而大，有光，视之洁彻，若轻冰焉。生持以示于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常置于箱中。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叩焉而言：‘衣橐中有奇宝，愿有得一见。’生即以弹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曰：‘此宝安所用？而君厚其价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吾国之至宝，国人谓之清水珠。若置于浊水，泠然洞彻矣。自亡此宝，且三岁，吾国之井泉尽浊，国人俱病。故此越海逾山，来中夏以求之。今果得于子矣。’胡人即命注浊水于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莹，纤毫可辨。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

得宝、识宝而致富的故事在民间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主题，而唐代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与“胡人”有关的宝物传说也大行于世。上引故事中的严生就是在岘山得到一颗珠子，后被“胡人”指出其神奇的功效——能够使浊水变清。这个故事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将得宝之处附会于岘山，这表明，岘山在当时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灵异性。而“胡人”遗珠于岘山，也是丝绸之路经长安向南方延伸的有力佐证，襄阳在唐代已初具商家必争之地的态势。

除民间神话传说外，岘山中附会历史人物、传奇人物的故事广泛流传于民间，如伍子胥过关、王莽赶刘秀、观音菩萨下临凤林寺等，这些故事虽有荒诞不经之嫌，但反映了人们对岘山灵异性的认可和喜爱，也为岘山这样一座文化名山增添了别样的光辉。

往事悠悠越千年，岘山屹立宇宙间。当我们的思绪穿越遥远的时光，走进往古和近代，去和先贤神会，品读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自肺腑的对岘山的吟咏，那精彩壮观的山川之美，富集高盛的人文堆积，令人神往的文人雅集，几经兴废的风物胜迹，令人低徊的历史故事，无一不让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岘山文化从缘起而至今，历近两千年，已经从令人骄傲的文化高峰，内化为襄阳人民的精神财富，是襄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襄阳立特色的今天，尤显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