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商埠樊城：千年遗址勾勒古城轮廓

樊城和襄阳城隔江对峙，自古就形成了南城北市的格局。樊城是千年商埠，有着太多的老故事、老街巷、老字号和众多的会馆、码头，这些无不昭示着樊城往日商贸的繁华。

（一）老故事

如果你喜欢京戏，或许你就听过于魁智表演的《战樊城》唱段；如果你喜欢看《三国演义》，你就知道关羽在樊城水淹七军的故事。樊城，这座在历史长河中淘洗了两千多年的城市，沉淀了太多的记忆。

襄阳人津津乐道的2800年建城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水经注》载，“樊，仲山甫封地”。仲山甫是周宣王（前827—前728年）时期的著名大臣。公元前800年左右的人被封于樊，岂不意味着樊城有2800年的历史？遗憾的是仲山甫封于樊，除了给我们留下一些零星的记载之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可以触及、可以眼见为实的东西，就连樊城曾有的纪念性建筑——樊侯祠也片瓦不存，以至于不少人在审视这些零星记载时，流露出迷茫的眼神。

更为真实的樊城历史发生在现今樊城高新区团山镇邓城村南侧的平地上，那里有一座绵延千年的古城，即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邓城遗址。现在依稀还能看到城池的轮廓，略呈长方形，长800多米，宽700多米，墙体宽20米左右，残高2 至5米，四角突出，每面城墙正中各自有一个缺口，是城门的遗址，城外护城河虽被平为农田，但较四周农田低l 至2米。从城墙暴露的遗物看，该城至少从春秋一直沿用到南北朝时期，邓城外围还发现了多个西周中叶到春秋时期的遗址、墓地，所有的这些遗物、遗址和墓地有力地印证了文献关于邓城先后为邓国都城和楚、秦、汉邓县县治的记载。

春秋之前，邓国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侯国，出土文献显示周昭王南征时，曾派大臣“中”到邓国视察，在陕西西安和河南平顶山都出土有邓国器物，邓城村民还拾到邠国金币，而邠国是今天陕西邠县一带的侯国，足见邓国当时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可以想见，那时的襄阳城区周边方圆数十里河道纵横，旷野茫茫，很远就能看到邓城高大的城池和街市楼宇，往来行商使者络绎不绝。

然而随着楚国的兴起，邓国逐渐衰微。虽然邓国国君吾离将女儿邓曼嫁给了楚武王，但和亲并没有换来长治久安。公元前703年，楚武王派兵进攻邓国，大败邓军。公元前678年，楚文王干脆发兵灭了邓国，在其原址建立邓县，在楚国经略中原的强大攻势下，身处南北要冲的邓国无法摆脱被楚国灭亡的命运。

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攻克楚国邓县。邓城依然是邓县治所，隶属于南阳郡，而那时江对岸的襄城那片土地还没有行政区划，直到西汉才设立襄阳县，而邓城依然是汉代邓县的治所。可见，历史上江北的樊城这片土地要比江南的襄城开发得早，所以，邓城才是襄阳这座城市当之无愧的发祥地，那块土地令每一个襄阳人肃然起敬。如今古老的邓城没有了楼宇台榭、市井街巷，只有城池遗留下的断续土堆和凹地勾勒出城市的轮廓，但在那古朴的外貌中却包含着深邃的内涵，在那绿油油的麦地之下埋藏着太多的感喟。

樊城见于记载，始于东汉末年，《三国志·孙坚传》载：“初平三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这里樊、邓并举，说明东汉末年在樊城这片土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除邓城之外的樊城。《三国志·先主传》载，刘备投靠刘表后，被刘表派到樊，防御北方的曹军，曹操赤壁战败后撤回北方，留下亲信大将驻守樊城，可见与襄阳城夹江对峙的樊城已经取代离汉江较远的邓城成为军事重镇。

樊城第一次扬名天下是在公元219年，关羽率众进攻樊城，水淹七军，擒于禁，杀庞德，威震华夏。关羽水淹七军遗址位于樊城西北约5公里的罾口川、赵家桥、鏖战岗和团山铺一带。1700多年的时光流逝，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往日的古战场已经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农田，碧绿的麦苗，金黄的油菜，黄牛在田埂上悠闲地啃食着美味，呼啸的摩托车从田间小路上驰过，一派田园风光，无论如何也激不起人们对那场战争的想象。两军对垒的阵营虽然无处寻觅了，田间的老农却能给你讲出许多或实或虚的故事，一脸的认真，一脸的自豪；周围的村庄地貌也能透露出那段历史：擂鼓台、马棚、磨刀石、“五堰二池”等，尤其是鏖战岗，一个千把人的村子是对那场战争的纪念。

更为惨烈的故事发生在宋元襄阳之战期间，原本是襄阳城前沿阵地的樊城却成了主战场。1273年的正月，久攻襄阳不下的蒙古军队意识到要攻下襄阳必先攻占樊城，于是就切断了汉江浮桥，使襄阳、樊城之间的交通隔断，然后集中兵力连续猛攻樊城，并首次使用了威力很强的西域“回回炮”，樊城终于被元军攻破。宋将都统范天顺力战不屈，城破自缢殉国，统制牛富率领百余将士继续巷战，最后身负重伤投火自尽，古老的樊城见证了刀光剑影。

（二）老城门

宋元襄阳之战期间，樊城与襄阳城用浮桥连接，天堑变通途，折射出先民的勇气和睿智，也证明宋元时期的樊城在与襄阳城正对面的北岸，而我们现在所能循迹探视的樊城明显地向下游东面偏移，这是明清到民国时的老樊城。与久远的邓城相比，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樊城更令我们感到亲切，因为有太多的遗迹和记忆可供我们追寻。

老樊城与襄阳城隔江对峙，是一座沿江而建，因码头而兴盛的城池。樊城最早的城址叫柜子城，在现在的米公祠和车桥厂一带，至今车桥厂大门口的小游园处还保存着一段柜子城的城墙。米公祠就建在柜子城的东南角，借助这两个点，做一个正方形，我们不难勾勒出一个并不大的城池，这大概就是宋元时期的樊城。随着樊城的手工业、商业繁荣，人口大量涌入，流民搭场建屋，城市沿江边往下游延伸，明清时一直延伸至迎旭门，即现在的鱼梁洲大桥一带，形成细长的带状，形似一艘船。方形的襄阳城和船形的樊城，隔江相望。

古城就意味着环形的城墙和护城河，就意味着纵横的街道和鳞次栉比的房舍。虽然随着时代的更迭，老城的建筑大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凭借着残存的城门、城墙和古建筑，我们依然能够勾勒出古城的轮廓。

乾隆版《襄阳府志》记载樊城有九座城门：“城旧有九门，南三门已没于水。存者六门曰迎旭，曰屏襄，曰定中，曰朝圣，曰朝觐，曰迎汉。”现如今仅存的城门只有两座，分别是定中门和屏襄门，遗址可循的还有三座：朝觐门、朝圣门和迎旭门，迎汉门和南三门踪迹难觅。我们不妨参照这些城门做一个环城游。

迎旭门，一听名字就知道是古樊城的东城门，是老樊城下游的最末端。城楼在解放前已毁，剩下的豁口残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推平，城门遗址及其附近地区凝固成了一个地名——迎旭门。过去迎旭门紧邻汉江码头，是水陆交汇的地方，外来货物抵达码头，卸船上岸经迎旭门入城，四方云集的土特产也由此上船销往外地。如今迎旭门虽然街道狭窄、电线纵横，但是身临其境，不难发现它与鱼梁洲桥头的丹江路紧紧相连，依然是进出老城区的通道。在迎旭门南端100多米处用大型石条垒砌而成的迎旭门矶头，至今仍保存完好，它与城西的火星观矶头一样，不仅是古樊城沿江的两大导水工程，而且也是老樊城东、西两个方向的端点，是古樊城的界标。

从迎旭门向西北方向行进，就到了屏襄门。说起屏襄门，人们或许不知所以然，但一提到鹿角门，恐怕没有哪个襄阳人不知道。屏襄门是樊城北门之一，不知何故，很久以来襄阳人都叫它“鹿角门”。城门原本保存完整，为青石拱券，高约4米、深约8米，门额石刻“屏襄门”，但如今鹿角门重修，已非原貌，虽然高大雄伟，整齐规整，但是已经缺乏历史的凝重感，也看不出岁月的沧桑。1955年，在修鹿角门旁的解放路时，曾发现一块石碑，上书“孟珙设伏战胜处”七个大字。枣阳人孟珙是南宋优秀的军事家、民族英雄、抗金抗蒙名将，南宋中期宋蒙战争爆发后，曾以一人之力统御南宋三分之二战线上的战事，被后世军史家称为“机动防御大师”。他在襄阳、枣阳等地征战多年，多次设伏击败蒙古军队，这块石碑的出土使鹿角门的历史显得更加厚重。在鹿角门外曾有古桥一座，名叫“中伏桥”，或许就是为了纪念孟珙伏击敌人而命名的。过去鹿角门街汇集着大量河南商人，贩卖粉条、红薯面、干果、烟叶等各种农副产品，附近村镇的商贩也聚集到这里，襄阳周边的人们来此赶集，置办年货，大到家居物件，小至日用杂品，都可以买到，俨然一个集贸市场。商贩人流的增多，再加上香客络绎不绝，催生出许多饭馆，这种繁华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相对于人民广场和解放路的繁荣，多少有点冷落。

鹿角门向西行进到现今定中街与交通路的西北端，就会发现现存的另外一座城门——定中门，残存城墙长15米、高5米，青石条基础，砖券门洞，高4．4米、宽4．04米、深10．2米。定中门取安定中原之意，出此门北上可直通宛洛，门外原有桥，名曰“永安桥”，桥对面建有泰山庙，无不折射寄托着樊城人民的雄心壮志和良好祝愿。然而定中门既不稳如泰山，又不安定。1948年7月8日晚，解放军攻占定中门外之房舍及泰山庙，次日上午9 时，攻占定中门，敌军在空军的掩护下仓皇渡江向襄阳城撤退，解放军旋即占领樊城。如今永安桥和泰山庙不知所踪，唯有定中门保存下来，那城门洞上斑驳的城砖传递着众多的历史信息，说不准你看到的那块城砖就曾沾染着烈士的鲜血。

从定中门向西150余米，有一高台式建筑，即水星台。水星台的台基与樊城的城墙连为一体，城墙不在了，但水星台却可以作为我们判定城墙走向的参照物。据清同治《襄阳县志》载：有乾隆四年碑记云“晋郭璞建，以镇樊城火灾”，可见水星台实为祭祀“水星”和“城市消防”的瞭望台和报警设施。水星台曾是樊城最高最雄伟的建筑，可以俯视整个樊城，台下储备消防桶、云梯、火叉等灭火器材，在台的周围有供灭火的水源，如当铺坑、苏家坑、天主堂坑、鹿角门坑、大小黄土坑等，还有永安井、古井巷的古井、三井台的三口井等水井。试想想，一旦瞭望人员发现火情，台上就锣鼓齐鸣，市民则倾城出动，奋力灭火，那是何等的高效，你不能不佩服先民的聪明睿智。水星台是我国至今仍保留有建筑物、历史事实记载准确、地址不变、使用功能明确的城市消防专用建筑物，是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樊城辉煌历史的见证。

从定中门经水星台向西，到达朝阳路的北段，朝圣门的原址就在那附近。上岁数的人们都说20世纪60年代，朝圣门还比现在的定中门、屏襄门保存得好，但却在1970年被拆除了。现在看着绿树夹道的朝阳路，已经无法想象当年的朝圣门，不经意间，你会发现以朝圣门命名的店铺，提示着来此探寻的人们，这里曾经就是朝圣门。明清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南阳、新野及襄北一带的香客，经洪家沟官道由朝圣门入城，然后在公馆门码头乘舟过汉江，上真武山朝圣，在返回的途中，还要到朝圣门旁的关帝庙去烧一炷香，以求关帝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可以想象，朝圣门在明清时期的影响面还是比较大的。

在现今的樊城米公路中段制箱厂大门内，有一段高约2米、长约20米、宽约15米的土堆，四周被砖石包裹，上面建有几间瓦房，如果不是热心的老人给你指点，你想象不到那就是一段老樊城的城墙，老人兴奋地指着前面的空地骄傲地说，那就是朝觐门；跺着脚下的马路说，下面就是护城河。细心地巡视，你还可以在台基周围发现散落着些老城砖、石柱础、青石条等物件，那正是朝觐门的建筑用料。朝觐门是一座见证了历史硝烟的城门，《元史》记载，蒙将阿术正是从樊城西北破城而入的，想必就在朝觐门一带。朝觐门外曾有一石桥，名曰“砲石桥”，因元人在这里用回回炮轰击樊城而得名。有了这段故事，我们对古城的追忆就不会仅仅停留在对老城墙、老建筑的好奇上，更多的是对先民们勇敢勤劳精神的崇敬。

米公路向南直到江边，就到了米公祠。新修的米公祠大门高大巍峨，与隔江的小北门遥相呼应，很容易让游客找到。门前沿江大道，盆景花团锦簇、车辆川流不息、行人游客如织，一派现代化大都市的气息，进门只见朱漆回廊、亭台楼榭、石刻字画，洋溢着书香气息和雅致情调，尘嚣都市与宁静宅院仅一门之隔。米公祠是为了纪念宋代大书法家米芾而建立的，他的故事说上一天一夜也说不完，值得关注的是，米公祠是始建于元代的建筑，就建在柜子城的城墙上，这里可以作为探寻老樊城的参照物。

樊城南临汉江，南面的城墙和江堤合二为一，虽然南三门被江水吞噬，城墙也无踪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老樊城范围的描绘。从东端的迎旭门，到北线的鹿角门、定中门、水星台、朝圣门，再到西北的朝觐门，直到西端的米公祠，一路走来，加上汉江轮廓线，明清至民国时期带状的古樊城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三）老街巷

如果说城墙城门是古城的外围肌肤，那么老街就是古城的内在经络。樊城老街承载着历史文化，也折射出樊城工商业的繁荣。

老樊城主要有两条大街，呈东西走向，与汉江平行，临江的一条叫前街，另一条叫后街，在两条街之间，又有许多南北向街道和小巷将两条街贯通，经纬交织的街道两旁罗列着各式各样的商铺，就构成了老樊城的街市。

老樊城共有九街十八巷，九街是：十字街、教门街、大同街、磁器街、前街、后街、铁匠街、丰乐街、机坊街。十八巷是：林家巷、左家巷、杨家巷、余家巷、永丰巷、陈老巷、曾家巷、前马家巷、后马家巷（炮铺街）、基峨巷、火巷、古井巷、莫家巷、财神庙巷（劳动街）、邵家巷、朱家巷、苏家巷、乔家巷。九街十八巷中，樊城前街最长，约2公里；莫家巷最短，不到40米；后街最宽，平均约8米；朱家巷最窄，不到2米。(www.xing528.com)

樊城老街有个特色，那就是以行业命名。如教门街位于樊城旧城区西南隅，是樊城回民聚居地；皮坊街上有十几家皮革作坊；磁器街以经营磁器而得名；炮铺街开设了十多家大大小小的鞭炮作坊，供应鄂西北地区；机坊街以铁木机器织布为主；当铺街是农产品的集散地，山西人曾在这里开设当铺；铁匠街有不少铁匠铺，锻造修船造船以及车辆维修所用的铁件。“迎旭门理铺衬，当铺后头拧麻绳。四官店看洋片（幻灯片），城门外头炮打人（枪毙人）。”这个流传于樊城的顺口溜，就是对各个街道和地段历史的写照。

屡见于媒体之上的陈老巷是樊城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它位于樊城磁器街和汉江大道之间，长约150米，宽3米左右。解放前，陈老巷是樊城最繁华最富有的街区，拥有40多家门面铺子，经营小百货和手工业商品，有袜子、毛巾、白铁、鞋店、帽子、染坊、布匹等商家，方圆百里的人们都会涌到这里置办用品。如今，由鹅卵石和青石板铺成的路面已成为老人脑海中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水泥路面，马头墙、天井院、狭窄的街道无言地诉说着往日的繁华。木板门后闪现的老人平静祥和，看久了红尘变幻的他们，像老街一样，面对着现代化的潮流波澜不惊。

漫步在宽敞洁净的沿江大道上，左览清澈的汉江，右观林立的高楼，江风拂面，一辆辆汽车从身边掠过，生满铁锈的船只静靠在码头边，你很难意识到脚下就是樊城最古老的街道中山前街。这条街道凭着临近汉水黄金水道的优势，成为早期鄂西北的物流中心，沿江建有一溜码头渡口，街两边罗列着各式货栈、商店、银楼、作坊，外地商贾也相继在此建立了浙江会馆、湖南会馆、小黄州会馆、江苏会馆等会馆。白天，前街尤其繁忙，货从江上运来，由脚夫从船上搬运到货栈，脚夫们每扛一包货物就领一个“欢喜”（竹签，用以清货领钱的凭证），监工坐在高凳子上监视，“欢喜”就摆在他的脚下。晚上，玻璃罩子灯和汽灯将街道照得亮堂堂的，寻欢的富家子弟、谈生意的商人和沿街叫卖的商贩共同谱写着当年前街的繁华。中山前街的繁华一直维持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现在的解放路所代替。随着沿江大道的扩建，更多的古宅商铺将会消失，往日繁华的尘嚣早已随风而逝。

中山后街与中山前街一样，是贯通老樊城的主干街道，一样也是商业街，但较多的是手工作坊，如制帽、木屐、梳篦等。日寇侵华时，樊城成为抗日前沿，沟通沦陷区和后方货物运输，使后街的山货行、货栈、香烟制造业开始兴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还是襄阳的大众购物热土，每到年关时，前往劳动街、中山后街购物的市民接踵而至，热闹非凡。

牛肉面是襄阳十大名片之一，一提到牛肉面就不能不说到友谊街，友谊街是襄阳最早做牛肉面的地方，能够吃上最纯正的牛肉面。大清早的，不少襄城这边的人们带着客人专程过江，到此吃上一碗牛肉面。友谊街原来叫教门街，因为这里是回民聚居地，街中段北侧，有座清真寺。每逢年关，这里都会出现集中销售牛肉的场景，襄阳的市民不论多远，都乐于到此买牛肉。

（四）老字号

老街催生出老字号，老字号是老街耀眼的明珠。清末，襄阳、樊城两镇有商户300多家，1919年增加至700余家，1933年单单是樊城就有2000多家商店，这些各具特色的老商号不仅展示了樊城悠久的商业历史，而且折射出樊城深厚辉煌的商贸文化底蕴。

邹演存先生的《樊城古镇史话》记载了很多老字号，比如：彭元昌绸缎庄、正兴和酱园、和隆制皂厂、章记盐行、宝庆银楼、熊临丰中药店，等等，它们大多随着时间推移，淹没在历史中，现在依然存在的有陶记金刚酥、张家黄酒馆、郝曙光摄影、一二三黄酒，等等。

机坊街9－18 号，一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砖木结构老房子，就是曾经风光无限的老字号酱园——何同昌的旧址。门板外包铁皮的斑斑锈迹是沧桑岁月的痕迹，不大的天井依然能显示出往日的风光。一个老字号就是一部创业史，何氏家族祖籍安徽，来襄阳创业，开设何同昌酱园，已有180年历史。解放前，襄、樊二城的酱园有50多家，比较有名气的有“永顺生”、“正兴和”、“六和恭”。何同昌酱园生产规模最大，有两家作坊，机坊街的叫顺记，中山前街余家巷对面的叫西记。另外，襄城街口的义丰永记、襄城十字街的义丰酱园是家族合股经营，但何同昌占一半以上股份。当年，酱园以生产芥菜、面酱、酱油、豆瓣、辣椒酱为主，还腌菜瓜和做点心，另外还经营海菜，产品销往周边各个县市村镇，而如今，只剩下老宅诉说着往日的辉煌。

陈老巷42 号，又名阮家大院，是陈老巷现在保存较好、规模最大的一栋老宅，为经营布匹生意的老字号阮祥泰旧址。推开阮祥泰锈迹斑斑的铁皮大门，不但可以管窥老宅的过去，也可以推测这条小巷的历史。阮祥泰第一代主人阮燮堂，祖籍湖北红安，来到樊城做布匹生意，靠着行走江湖的魄力与勤奋，在老樊城闯荡出一片天地，置下这个产业。当年阮祥泰主要经营布匹生意，大儿子在武汉负责买进，货物由船运到樊城，在樊城卖出，从十里八乡收集来的棉花等农产品再运往汉口出售。由于经营有方，生意兴隆，成为樊城布匹行业第一，也是当年陈老巷生意规模最大的一家，财力十分雄厚。岁月蹉跎，风吹云散，阮祥泰成为陈老巷繁荣昌盛时期的一个符号，成为陈老巷历史文化街区的一个重要标本。

晨曦中，中山后街120号的张家黄酒馆就开始散发出诱人的黄酒香味。张家做黄酒已有百年历史，造酒作坊就是他们的祖屋。张家黄酒地道，由粬子发酵，原汁原味，酒体浑黄，甜中带酸，温热后酒香飘溢，喝多了也不上头。拿面条做下酒菜来喝黄酒是襄阳人的发明，一碗黄酒、二两牛肉面是襄阳市民精致的早餐。更爱喝黄酒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或许在用舌尖品尝那往日的回忆，也或许借助那种飘忽的感觉打发悠长的岁月。

在众多的老字号中，曙光照相馆是经营最成功的一家。郝曙光实业是襄阳市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中华老字号”企业。曙光照相馆的前身是酱园工人张辅臣于1892年在襄城荆州街开办的玉宝斋，那是襄阳城里的第一家照相馆。1894年，张辅臣的长子张德卿与侄女婿郝树儒（第二代传人）在樊城永丰巷合伙开了玉宝斋分店。1933年，郝树儒之子郝伯亨在襄阳开办照相馆，取名为曙光照相馆。抗日战争期间，郝伯亨先后漂泊到钟祥、老河口等地，但仍然从事照相行业，期间曾为蒋介石照过相。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期间，曙光照相馆停办。直到1981年，郝伯亨重开曙光照相馆。曙光照相馆经营最成功的经验是从家族式转向公司制，2001年注册了“郝曙光”商标，成立郝曙光实业有限公司，初步完成了从家庭作坊式经营向公司制经营的转变。如今的郝曙光实业已成为拥有曙光照相馆、巴黎春天婚纱摄影流行馆、台湾宝贝家族儿童摄影馆三家照相馆的股份制公司。曙光照相馆的发展，给襄阳所有已经消失和依然存在的老字号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老字号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五）老会馆

不论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行驶到樊城一桥头，都会看到襄阳市二中的院内有一座由琉璃瓦做顶的宅院，那就是山陕会馆。山陕会馆是樊城众多会馆中最具代表性的会馆，也是樊城保存最完好、最雄伟、最壮观的传统建筑。

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早期的会馆集中在京师，比如清代襄阳郡就在潘家胡同5 号建有襄阳会馆，在铁老鹳庙建有襄阳郡馆。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展，清代会馆几乎遍布全国各大商埠。

会馆是商贸发达的体现，樊城的会馆是我们窥视往日繁华的窗口。樊城的会馆始建于明末清初，在清末达到繁盛。那时在襄阳、樊城两镇有商号300多家，鄂、川、豫、赣、陕、晋、皖、湘、苏、浙、闽11 省的商人和行帮在樊城建造了20座会馆，著名的会馆有“武昌会馆”、“山陕会馆”、“中州会馆”、“四川会馆”、“江西会馆”、“湖南会馆”、“黄州会馆”、“小黄州会馆”、“江苏会馆”、“浙江会馆”、“河南会馆”、“徽州会馆”、“抚州会馆”、“汉阳会馆”、“福建会馆”等。

这些会馆豪华气派，各具特色，最具代表的是山陕会馆。会馆以山门、祭殿为中轴，分为供奉区、园林区、寄宿区和管理区。前殿四柱三间，高大敞亮，正殿供奉关羽坐像，造型艺术精湛，大殿前左右两侧各有一钟鼓亭，正前方为一方形空地，迎面是一戏楼，高二层，雕梁画栋，造型美观。馆内有专供赏玩的苑林，廊房雕花装饰，古色古香，庭院曲径铺石，花草点缀其间。

抚州会馆的亮点是戏楼，堪称古建筑的绝世精品。二层结构，高约9公尺，面阔12．4公尺，进深8．4公尺，歇山庑殿式结构的楼顶，两山穿头构架，明楼夹楼遍布如意斗拱，龙、兽、麻叶图形装饰其上。明楼两侧的高拱柱以宝瓶插花和栏额双龙戏珠浮雕装饰，一柱一梁一础一角满布鸟兽花卉纹饰，高高的匾额上线刻着“峙若拟岘”四个大字，戏楼内穹顶，雕花垂柱，攒尖式八角绘彩藻井，给人以美的享受。戏楼本是红尘世俗中物，它们一定见证过许多故事，精彩的、美艳的、热闹的或者寂寞的，时光倒流60年，定然可以听到嘈嘈切切的器乐声，看到妖娆的红粉佳人。

樊城会馆的兴盛得益于襄阳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襄阳地处华中腹地，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自古便是南北交汇之地。两汉至隋唐时期，从京城西安、洛阳经襄阳到江陵的驿道，是沟通南北政治、经济的大动脉，加上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水在此与唐白河汇合，“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盛唐诗人张九龄写道：“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家，今则一都之会。”杜甫的诗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白居易的诗句“下马襄阳郡，移舟汉阴驿”，便生动地描绘了襄阳交通便利、经济繁荣的景象。

樊城会馆的兴盛源于襄阳和樊城经济的不断繁荣。东汉末年，北方战乱不休，而刘表统治的荆州相对安定，“境广地胜”，“年谷独登”。隋唐时期襄州的漆器是本区手工业中的拳头产品，名满天下，《唐国史补》卷中载：“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宋代襄阳依然是荆襄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风物秀美，泉甘土肥”，“尽是桑麻之野，亦为鱼稻之乡”。自元代起，襄阳虽已失去长期作为一级行政区的地位，但仍保持了“汉晋以来代为重镇”的地位，是本区最为重要的区域中心。明清以来，襄阳已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竹木、茶叶、桐油、生漆、药材、曲酒等各种物资汇集会馆进行贸易、储存、转运，形成一个物资贸易中心，襄阳逐渐成为中国内地商品集散地和中转站。

（六）老码头

会馆的兴盛、商业的繁盛都与樊城便利的交通有很大关系。樊城是“南船北马”的交汇地，航运发达，上通安康，下直达汉口，沟通西南诸省的商品交流。昔日的樊城码头林立，船只不计其数，风帆层叠，桅杆密如树林，船工成群，号子不绝于耳，一片“万里风帆水着天”的繁忙景象。

据同治《襄阳县志》载，襄阳和樊城两岸有码头31 个，其中樊城就有22 个，从东向西有：火星观码头、迎旭门码头、梯子口码头、马道口码头、湖南馆码头、基峨巷码头、汉阳书院码头、回龙寺码头、武显庙码头、占吉庙码头、官码头、莫家巷码头、余家巷码头、晏公庙码头、邢家巷码头、杨家庙码头、左家巷码头、林家巷码头、渡口码头、公馆门码头、龙口码头、大码头。

这些码头匠心独具、风格各异，不少码头建有附属建筑，如牌楼、石坊、骑楼、亭阁等，还有石刻石雕等艺术杰作，所以樊城的码头不仅能起到航运、防洪的实际功用，而且还是建筑精品，起到美化装扮古城的作用，这是其他城市码头无法比拟的。例如，林家巷码头，上建石牌坊，下筑石阶梯，石阶梯25 级，规整一致，两边遍置石望柱，柱间铁链紧扣，美观大方，石碑坊匾额书“林家巷”、“汉沔津梁”。再如晏公庙码头设计独特，布局严谨，上为长方形仿楼阁式双层亭台，面阔三间，四面开门；下为大平台，两侧筑石台阶三十余级，望柱三十余根；临水处镂雕石龙头两个，昂首挺立；亭台上额书写“晏公”二字，字迹端庄俊秀。林家巷码头和晏公庙码头是樊城码头中有代表性的建筑，是古代襄阳水运交通发达的标志。

现今，火星观至大码头之间的条石驳岸上嵌有数块石碑，记录着堤防修建的信息。公馆门码头处有一块嵌在码头平台的条石驳岸正中的石碑，上书“民不能忘”，石碑记录着一个感人的故事。樊城沿江大堤本是土堤，码头本是斜土坡的自然码头，极易被江水吞噬。清道光八年（1828年）郑敦允出任襄阳知府，改修土堤为石堤，改斜土坡码头为台阶式石码头，既巩固了堤防，又方便了客商上下。工程于1830年冬竣工，次年夏，就遇到汉江和唐白河暴发洪水，石堤塌陷过半，已经调任武昌粮储道的郑敦允深感自己失责，执意要求回任襄阳，再修堤防，他设法筹得万金后于1831年8月回到襄阳，谁知次年初就因为积劳成疾而去世。三年后的1835年秋，襄阳百姓捐资修建郑公祠，并在码头驳岸正中镶嵌“民不能忘”石匾一方，用以缅怀其功德。现如今郑公祠已毁，只有“郑公祠”石匾保存在米公祠石苑中，但郑敦允勤政为民、造福于民的精神令人称赞。

樊城的码头多，船更多。据1936年《平汉铁路老河口支线经济调查》所载：“航行于襄樊的帆船共有五万只左右。”同一资料显示当时直接从事船运业的船工约40万人。船只众多，为船只服务的船行应运而生。船行负责为货主找船，或为船找货，也为船工找雇主，或为船主找雇工，从中收取佣金。1936年，樊城沿江有船行47 家，最大的船行为“德顺公”、“吴福春”。唐白河船帮为了交接货物方便和维护船帮的利益，在马道口设立“楸子会馆”，水手纤夫也集资建有“独桅子会馆”，安排常驻人员，负责接洽业务。历来码头车站都是鱼目混杂的地方，解放前的樊城码头就出了一个封建把头贺子洲，称霸一方，强取豪夺，1952年被人民政府在樊城人民广场公审处决。

随着京汉铁路、汉丹铁路、焦枝铁路的修通，火车和汽车的普及，以及丹江大坝的修建，汉江的水运和码头逐渐萧条，淡出人们的记忆。在沿江大道的修建过程中，一些码头牌楼被重新修建，但大都只是一道景观而已，已经不再有船只停靠。尽管是这样，这些牌楼和那层层的石驳岸依然能勾起人们对往日繁华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