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娱乐生活与工人阶级战斗性之内在

节选部分为全书第七章《大鼓书与鬼市：工人阶层的生活方式》。如果说第一、第二章关注的是天津工人赖以生活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经济环境，第三章到第六章聚焦的是不同行业的工人在工厂内部世界的生活，那么第七章则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城市生活，显示了工人与工厂之外更加庞大而复杂的城市世界的密切而广泛的联系。

大鼓书与鬼市是工人阶级休闲娱乐生活的重要标签。大鼓书是伴随着城市发展而新兴的公共娱乐活动之一。表演者一手敲鼓，一手夹板，说唱故事，并配合以动作和表情。由于表现形式极为生动，很受欢迎，也是城市工人休闲娱乐生活的标志性内容。鬼市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天宝路上，据说由于一般是黎明前开张，天一亮就收摊，这段时间正是传说中鬼怪出没的时候，加之市场里人影憧憧，形似鬼影，故得名“鬼市”。在这里出售的多是二手商品，甚至是赃物，价格相对低廉，因此是工人阶层广泛接受的主要消费场所。

“无序”是天津工人生活方式给贺萧留下的第一印象。《天津游览志》是著名的方志学家张次溪根据多次来津的经历撰写的一部介绍天津城市景观和风土人情的志书，出版于1936年。其内容涵盖天津的历史沿革、古迹名胜、文化娱乐、宗教风俗、军政机关、水陆交通、住宿旅馆、工业金融等方方面面，被誉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天津的百科全书”，为了解和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史料。^[13]贺萧通过对这部志书中相关资料的爬梳，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嘈杂而混乱的消费市场和娱乐场所。

天津工人经常出入的消费娱乐场所主要有位于南市的“三不管”，中心车站附近的“小营市场”等。这里有品种丰富、生意火爆的地方特色食品小摊，有工人经常需要光顾以缓解资金方面燃眉之急的当铺，也有为工人带来短暂欢乐的表演活动，包括倍受欢迎的“拉洋片”、蹦蹦戏、大鼓、评书、时调以及充满性暗示的相声，催生了“雨来散”这样独具草根特色的表演空间和表演方式。与此同时，这里也充满了缺斤短两、小偷小摸、出售赃物、坑蒙拐骗等卑劣行径。

但是显然，“无序”并不是贺萧对天津工人认识的最终结论。贺萧希望在天津工人从农村家乡来到城市之后看似“无序”的生活方式中，探索天津工人是否具备工人阶级意识赖以生成的基础——“社区纽带和行为标准”。结果发现乡村出身与城市影响在工人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几乎同等重要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解答这两种因素的交替作用具体是如何发生的，如天津工人会在哪些特定的历史时间被动地受到这两种因素的影响或是主动运用这两种因素，贺萧从休闲娱乐、犯罪行为、风俗习惯等诸多层面，进一步追寻了天津工人强化自身与农村家乡联系的原因和方式，以及他们接受城市影响的渠道和途径。

戏曲表演是最受工人阶层欢迎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一方面，流行于天津娱乐场所的多种地方戏曲，成为来自相应籍贯的工人寄托乡情、化解乡愁的工具以及强化自身对家乡的认同和联系的重要纽带：

来自河南、思念家乡的农民可以听到河南坠子；山东人则可以听到梨花片。……乐亭大鼓来自河北东部的乐亭县……北平来的工人特别喜欢听单弦……而绝大多数工人以前是河北农村的农民，喜欢“蹦蹦戏”。^[14]

另一方面，戏曲剧种的地域来源和受众籍贯的多样性，是城市生活有别于农村生活的重要特征，对于城市工人阶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那些来自其他地方的工人，其他地域的戏曲是他们接触和接受家乡以外的文化元素，形成超越于家乡的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三不管’的苇棚中，各种戏剧曲艺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听着来自其他省县的民间艺术的表演。”^[15]

贺萧对戏曲来源地域的多样性在工人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之后，进一步阐述了戏曲内容与工人文化的关系。

戏曲中与乡村生活相关的内容，为天津工人提供了继续与农村家乡保持情感上紧密联系的纽带：“大鼓艺人表演的曲目尤其注重农村移民所熟悉的主题……还有一些则讲述乡下的故事。”这也充分展现了工人对天津城市文化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是城市文化中乡村元素的主要媒介和载体。

天津工人不仅是城市文化的消费者，也逐渐成为城市文化的创造者。对于“在城市环境下由天津工人用天津特有的方言和腔调创造”的本地娱乐表演如“时调”，贺萧从创作者和传唱者的行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区分：如制鞋工匠创造的“靠山调”流行于其他手工工匠和搬运工人当中，此外还有人力车夫创造的“胶皮调”，还有“富于戏剧性的段子”，不但受到搬运工人的欢迎，还被当地艺人“挑选、提炼和表演”，得以成为固定的文艺节目，并在当地广为流行。这些都是城市生活融入天津工人情感体验乃至精神世界的文化产物。

在对工人休闲娱乐生活进行了趣味盎然的回顾之后，贺萧作出了一些沉重的暗示：“即使在休闲娱乐的时候，工人们也无法摆脱他们辛苦劳作背后那个严酷的世界。”^[16]她还对消费群体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这些娱乐场所的消费者主要是未婚男性和把妻子留在农村家乡的男性工人，而出入此地的女性多数并不是消费者，而是茶馆里的表演者或者妓院里的性服务提供者。这些都为下一节对工人“无序”生活的进一步论述埋下了伏笔。

在贺萧的笔下，工人生活的“无序”不仅仅体现在喧闹而杂乱的市场和茶棚，更体现为“性、暴力和脆弱性”。因此，贺萧在第二部分论述的两个主题分别是天津娼妓的等级结构和工人犯罪的逻辑。

随着天津城市工业化速度的加快，日益扩大的产业工人群体成了继商人和城市驻兵之后第三个主要的性服务消费者。妓院为一些运气不好或没有社会关系帮助她们找到工厂工作的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贺萧通过对天津志书中娼业史料的梳理，发现和其他消费场所存在社会等级区分一样，妓院在城市中的分布空间也有鲜明的社会等级差异。吸引男性工人的妓女主要聚集于天津城的西门外，这里年老色衰的土娼与城北高级妓女有着天壤之别。贺萧借助20世纪30年代天津社会局等机构对妓女行业的调查以及其他观察者的记录，再现了当时天津工人在性服务方面的消费情况以及对妓女的认知。尽管对棉纺织业的调查显示，很多男性工人在妓女的诱惑下把血汗钱花在了妓院，甚至染上了性病，但贺萧从工人的自述中发现大部分天津工人居民对妓女的看法与当时社会的主流认知有着微妙的差别，“虽然同样有羞耻、厌恶、好奇和幽默的成分，但都被一种道德规范所遮掩，即认为谈论这个话题是不得体的”。^[17](www.xing528.com)

参加休闲娱乐活动为工人提供了与城市生活产生联系的机会，但也潜藏着发生冲突甚至引发犯罪的危险。

犯罪行为是日常生活中累积的矛盾和压力的爆发，而犯罪过程以及善后处理则反映了城市生活的明规则、潜规则，组织方式、关系网络，等等。工人的“每种犯罪都是对特定城市环境的一种反应，比其他的工人行为更能明显地显示出城市生活的压力”。^[18]贺萧通过《天津市社会局统计汇刊》和《南开统计周报》提供的数据比对发现，工人是城市犯罪活动的主体，工人在犯罪人数中的比例为40%，“远远高于他们在整个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约6．8%）”。^[19]这表明，工人在城市中可能承受了超过其他人群的生活压力。

报纸则为贺萧提供了工人犯罪的情节、动机、根源等更为细节化的情况。《益世报》是比利时裔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1915年在天津创办的中文报纸。除了国内外时政新闻之外，社会新闻也是《益世报》非常重要的板块之一。对社会民众生活状况的报道占据了一定的篇幅，其中就包括城市工人的情况。在社会新闻中，容易引起读者好奇和关注并具有一定轰动效应的犯罪事件，又成为报纸青睐的报道对象。

根据贺萧的归类，工人的犯罪行为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经济拮据导致的犯罪”，二是“激情犯罪”，三是“挫折与报复犯罪”^[20]，反映了工人所承受的生活压力来自方方面面。经济上陷入绝境是工人犯罪的主要动机之一，情感犯罪使得性侵害对城市女工的威胁得以浮现，挫折和报复犯罪则来源于“压抑的工作环境中郁积的怨恨”。^[21]工人在上工时或大街上的大规模的斗殴和冲突通常都是由小的口角或个人恩怨演变而来，而且很多都是针对同一阶层的成员。这反映了城市生活给工人带来的特殊影响，阶层的隔离使得工人失去了家族、朋友的保护，成为最容易遭受暴力袭击的脆弱群体。这就迫使工人建立起跨血缘、跨地缘的保护网络，而这种保护网络恰恰为城市工人阶级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工人在城市中延续农村家乡的风俗习惯，一方面为城市生活增添了新的元素，另一方面又与城市生活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往往会引发工人抗议活动，促使工人在运动中联合起来。乡村生活惯习对工人阶级形成起到助推作用，这表明乡村传统并不完全是工人城市化、现代化的障碍，相反有可能成为新型社会关系的孵化器。

贺萧通过对普通工人陈桂兰等人的访谈，获取了20世纪上半叶天津工人生活习俗的许多资料，包括岁时节日、婚丧嫁娶、生育习俗等。以往的研究通常都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解读民俗现象的文化内涵，更多地关注民俗现象作为一种社会认同的文化现象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意义。而贺萧则从工人阶级史的视角发掘这些民俗现象对于天津工人的独特意义。她认为民俗活动在天津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非常特别又非常重要的作用。

民俗文化在天津工人社会关系的维系和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很多民俗活动实际上包含了对一个人应尽的社会义务和职责的规定，实际上是对其社会角色的定义，同时也就是对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位置的再次确认和定位。参加民俗活动，一方面可以强化与农村家乡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是在城市生活中发展新关系网络的机会。

贺萧认为，天津工人在一些重要的岁时节日期间无论是选择回到自己家乡，还是在城市里“再现乡下的习俗”，都是确认自身与乡村联系的一种方式。天津女工陈桂兰向贺萧讲述了从媒人说亲到举行婚礼再到新娘回门的全过程，使贺萧认识到婚嫁习俗也是天津工人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得以延续的保证，因为像陈桂兰这样和家人已经在天津生活了七年多的人，仍然“和许多乡下来的人一样，她的父母还是依靠乡下的关系给自己的儿女找对象”，而婆家也仍然按照乡村好媳妇的标准“吃苦耐劳和深居简出”来衡量陈桂兰。^[22]

这种与乡村社会有着紧密联系的民俗活动，一方面对天津工人在城市中缔造新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很大帮助。共同的乡村习俗为天津工人在城市中实现身份认同、“重建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坚固的基础，也为天津工人增强与工头和盟兄弟之间建立的新关系提供了恰当的机会。在第六章，贺萧提到天津工人会根据不同的需要结成各种盟兄弟关系，盟兄弟除了一起玩耍一起喝酒，还有在红白事时彼此走动的义务，这对于强化他们互助和互相保护的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又会对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阶级关系产生一定的冲击。天津工人所坚持的乡村习俗与城市生活之间发生的冲突，常常演变成为一种阶级冲突。当工人们“争取能按照乡村的风俗习惯过节日的权利和方式”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在工作场所采取明显的和有组织的方式发泄不满的”。^[23]

虽然贺萧没有对这个问题展开更加详尽的讨论，却为我们了解工人抗议活动的发生规律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合理解释，即重大节日往往是工人抗议活动的高发期。通过查阅工人运动大事记可以发现，1946、1947两年内接连发生与节赏争议有关的工人抗议活动。如1946年5月14日，天津东亚毛呢纺织厂工人因厂主拒绝阴历五月节发节赏等要求全厂怠工；同年9月5日至9日，仅仅在5日一天之内就爆发了多起要求节赏的抗议活动，包括天津中纺二厂、中纺七厂工人要求中秋节发放双薪，天津渤海造纸厂工人罢工要求发放中秋节赏和增加工资，随后引发了多日的抗议活动；6日，天津恒源纺织厂罢工抗议厂方不发节赏和双薪；7日，中纺三厂筹划罢工要求节赏被阻挠；9日，资源委员会天津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将五千元中秋节赏改为借支形式，从工资中扣除，引发全厂罢工。为此，天津市政府不得不召开“防止工潮紧急会议”，提出应对措施，但仍未阻止天津东亚毛纺厂工人继续举行旨在提高节赏的抗议活动。1947年6月1日至2日，两天内接连爆发天津中纺六厂、三厂、五厂和七厂要求厂方五月节发放一袋面粉的罢工活动。^[24]

这充分印证了贺萧从工人生活惯习去阐释工人抗议行为模式的研究路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综上所述，《大鼓书与鬼市：工人阶层的生活方式》一章再次充分展示了贺萧所提出的问题的复杂性。乡村旧纽带与城市新生活究竟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她从工人休闲娱乐生活的角度，提供了较为中肯的答案。在工人暴力冲突和犯罪行为中，与乡村生活模式过分紧密的联系暴露出的是不利之处：“流动性、短期性和农村保守性可能使工人们更不适应城市条件，因此其战斗力也较弱”。^[25]在风俗习惯引发的冲突中，显示的则是乡村纽带对工人战斗意识的凝聚和引导作用，印证了如果乡村联系网络被带进工厂并加以重塑以适应新的生存策略，乡村纽带的持续也能增加战斗性。

城市生活的疏离性对工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极大冲击，造成工人与其他阶层相互隔绝，但也迫使工人行为模式和组织形式的调整，即“以家乡不可能采用的也没有必要的方式”来寻求保护。^[26]城市生活的公共性为工人打破地缘、血缘藩篱，产生新的交往方式和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