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工史研究：中国城市社会史名篇阐述

在贺萧从事天津工人研究的同时，韩起澜独立进行并完成的上海女工研究以《姐妹们与陌生人：1919—1949年上海纱厂的女工》^[4]（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1919—1949）为题于1986年出版。通过对这两部著作的比对可以看出，她们都深受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 Thompson）学术思想和研究理路的影响，从问题的提出、材料的选取、写作的思路、篇章结构的布局等方面体现出几乎完全一致的风格，是那个时代鲜明的学术特色的典型体现。这两部著作与另一位劳工史研究专家裴宜理（Elizabeth P．Jerry）稍后出版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5]，可以视为开创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研究新局面的三大奠基之作。

汤普森是新劳工史理论的重要开拓者，其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6]（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被视为新劳工史的奠基之作。在这部著作中，他强调了自己一贯的学术主张：阶级意识才是阶级形成的核心标志。这就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工人被视为资产阶级派生物的“被动”地位，赋予了工人研究以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工人研究的热潮。

贺萧在《天津工人》导论中指出了汤普森对传统劳工史的重要突破。汤普森最早把目光从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正规活动转向了工人阶级形成的各个方面的历史，特别关注工人从自在阶级向自觉积极的自为阶级的转变过程。因此他主张从工人生活史当中寻找工人阶级形成的线索，把大量笔墨倾注于英国工匠在进入工业资本形成时期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惯习以及联合的模式，提出工人“不是被动的群体”，而是“对扩张中的资本主义的规则的反应”。汤普森“看到工人阶级在自身的形成过程中是非常积极的行动者”。^[7]

工人生活水平统计数据与工人真实感受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工作方式和休闲方式的改变对于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宗教生活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影响，都是汤普森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进行了充分论述。该书是较早一部能够有力印证生活史研究独特而又重大的学术价值的重要著作，证实了生活史研究对学术的贡献不仅仅是研究内容的拓展或细化，更是研究视角的深化和突破，甚至有可能重新书写历史。

汤普森新劳工史研究的后继者从诸多方面拓展了劳工史研究，包括把汤普森的研究拓展到其他时间和其他地区，把数量更多和更加多样化的劳动者群体包括妇女纳入研究范畴，从工人阶级的结构和传统或者工人阶级的政治经验出发对工人运动加以解读，以及阐释工人阶级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但是他们基本上都遵循了把生活作为劳工史研究主要切入点的研究思路。比如研究工人运动的多数研究者继承了汤普森的学术思想，认为被视为“工业激进主义”的罢工运动“并不是突然爆发，而是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共同联合的自然延伸”，并从“共同的乡下祖籍、共同的工厂经历和共同的方言和习惯，战争和经济危机时期面临的共同问题”等诸多方面去寻找“共同联合的各种根源”。^[8]

受到汤普森及其追随者的影响，贺萧也把天津工人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作为研究的重点，从中发现“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互动”的形式，以及“意识、组织和行为之间的关联”。^[9]工人阶级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形成的。城市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空间和舞台，与工人的农村原籍有着天壤之别的城市生活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社会性因素。天津工人“作为城市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群体却不是城市生活的常住人口”的特殊身份，以及如何利用过去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家族、籍贯、朋友等，积极主动地应对眼前的城市生活，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对工人抗议的组织方式和行动方式起到关键作用。

在此基础上，贺萧还结合天津工人阶级形成的实际历史情况，对汤普森学术思想进行了重要发展，展现了天津工人阶级的独特性，为新劳工史增添了新的研究视角。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在受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期间，对天津的针织、地毯等行业进行了深入调查。1929—1930年期间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些行业工人绝大多数来自周边省份，如河北和山东的农村。94%的针织工，92%的地毯工和77%的手摇纺织工人来自河北，其余的大部分来自山东。学徒工的构成以及其他行业情况也基本相似。这促使贺萧对天津工人乡村出身与城市生活的关系给予特别的关注。众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厂，承受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同时还要接受“城市化”的洗礼，这种有别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经历，必然对天津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别有一番影响。^[10]

在城市的空间视角下，以生活史的观察方法取代政治史的分析方法，呈现出天津工人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和“不规则性”，是《天津工人》在新劳工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天津工人》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对天津工人赖以谋生的城市地理环境进行了概述，指出城市空间的“碎片化”是天津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不规则性”的环境根源之一。

第二章对天津工人阶级赖以生成和发展的城市经济环境进行了概述，指出帝国主义、军阀纷争带来的政治动荡以及投资者对工业投资的兴趣缺乏，导致天津地方工业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单一的资本来源，从社会阶层到经济发展都呈现出“碎片化”的发展特征是天津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不规则性”的经济根源之一。(www.xing528.com)

第三章对不同层次天津工人的工作状况和生活条件进行了充分描述，如工厂工人的籍贯来源、找工作的方式、年龄和性别差异、婚姻状况、薪酬水平和职业流动的情况，临时工的家庭构成、住所、饮食、服饰、公共卫生情况，失业工人沦入城市最底层后悲惨窘迫的日常生活，以此来揭示天津工人的“分离性”和共同之处。

第四章展现了三条石地区机器制造业工人特别是学徒工的生活：受虐待的痛苦经历、与世隔绝的封闭生活，以及反抗虐待和盘剥、改善生活质量的策略，包括（用“泡蘑菇”的方式）减轻劳动强度、（偷窃原料变卖）获取额外收入等。

第五章重点关注了运输行业中一个最具有特殊性的行业——脚行，论述了脚行在以帮会为主要特征的城市传统中的发展历史，分析了脚行之间以及脚行与商人、脚行与政府等多重关系，从中发现了脚行工人对把头时而保护、时而反抗的不确定态度。

第六章涉及棉纺厂工人工厂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产空间对健康的影响、男女工人加强自我保护的不同组织方式、宗教信仰在工厂生活中的流行情况，特别是作为工人抗议活动组织基础的功能，还有针对厂主强制推行工业纪律以及过低薪酬的斗争策略，等等。

第七章着力描绘了工人在工厂以外的休闲娱乐生活、暴力冲突和风俗习惯。本文下节将对该章节作进一步解读。

第八章从工厂抗议活动中的三组关系入手，即工人之间的关系、工人与支配群体包括国民官员和政府军的关系、工人与外部政治组织的关系，论证“劳动力的结构性变化、外部组织者的控制及其策略的反复无常，还有统治阶级的不稳定”注定了天津工人抗议活动“异乎寻常的阵发性和漫无目的”。

《天津工人》一书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对工人生活的关注贯穿全书。工人阶级战斗性是《天津工人》一书的关键词，这是判断天津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标准之一。所谓战斗性，正是发源于工人保护物质、精神等各个层面生活利益的强烈愿望和需求。而战斗力则来源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结成的各种形式、各种性质的联盟，这也成为政党和工会组织发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时必须加以利用的重要基础。《天津工人》在生活史视角下对传统劳工史中关于战斗性问题的反思与反拨，把战斗性问题的思考从抗议活动集中爆发的特殊时刻延伸到了“两段激进时期之间”的日常生活中，延伸到了工人从农村到城市的生活经历中，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工人阶级战斗性的社会历史根源，从而纠正了罢工作为“工人阶级意识唯一可靠的标志”的偏见，使得天津工人摆脱了“匆匆登上和离开相隔20年的历史舞台，同时被动和无人察觉地等待着”的角色地位。^[11]

二是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与融合作为本书一个特别重要的阐述主题。进入城市工厂之后，乡村出身对于工人阶级战斗性的形成究竟是利是弊，这是贺萧撰写该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贺萧认为这种判断是无法通过预测模式作出的。与此同时，城市影响也是天津工人阶级意识形成条件中必须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贺萧同样认为城市生活对于工人阶级的形成也是一把“双刃剑”。

因此，贺萧对天津工人的工作环境、衣食住行、婚姻状况、公共卫生、健康问题、休闲方式、宗教信仰、生存策略、结盟组织、暴力冲突、犯罪特点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全面考察，多方寻找线索，以发现“工人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和地点运用他们的乡村关系纽带”，城市生活又通过何种途径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