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指的是重庆府城。重庆连同整个四川，在明清之际遭受过严重破坏，百姓死伤流徙。但到了乾隆、嘉庆时期，该城因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口，地理位置优越，已发展成为长江上游最繁忙的城市了。有人形容它“万家烟聚，坊厢廛市，傍壑凌岩，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之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至于附郭沿江之充募水手者，千百成群”。[27]当时，重庆的商业大抵掌握在外地人手里，如人所称：“渝城各行户，大率俱系外省民人领帖开设者。”在外来商帮中，由江西人经营的有铜铅行、药材行、布行、山货行、油行、锅行和麻行；属两湖人的有棉花行、靛行、山货行、杂货行、麻行、布行、瓷器行、锅铁行、花板行、猪行、酒行；福建来者有山货行和烟行；江南（江苏、安徽）有纸行、糖行、瓷器行；陕西有毛货行、油行、山货行、布行；广东省有纱缎行和山货行；另有本省保宁府的丝行。[28]至于店伙、工匠，差不多常与老板同籍贯。另见记载的像丝织机房的手艺工匠，有来自湖北的；制造花素衣扣的师傅，则分成川帮和广帮，广帮便是广东人；打造金银首饰工艺者，多籍隶江西；陕西客民常选择开设磨坊，提供麦面食粮。[29]一些无一技之长者，多从事苦力的活，聚集在各水陆码头，等待抬箱扛包的，更是各地都有。他们“无论西南各省各州县属穷黎投渝，束手寻贸觅食，均可背运送下”[30]。根据笔者对《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一书的检索，当时进入重庆的异地佣工，外省以两湖人士为最多，本省涉及的州县有璧山、合州、江津、南充、长寿、涪州、泸州、富顺、南川、大足、金堂、綦江、叙州、长宁、忠州、犍为、遂宁、保宁、渠县、合江、江北、丰都等20余个，从事的工种有雕工、染匠、修脚、扛包、背货、担水、裁缝、织毡、木匠、做饭、小贸营生，妇女则有逼迫作娼的。上述统计，尽管不能囊括全部，但可以看出外来人口在重庆城市发展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除了以上单列考察的城市以外，还有很多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
譬如汉口，“户口二十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31]所谓“五方杂处”，便指城中各地人皆有，诗称“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又说“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32]更可作为“五方杂处”的注脚。
江西景德镇，号称天下瓷都，入清后，民窑大盛。各地商人纷纷前往采买，同时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为了填补工艺人手的不足，诸如坯行、车坏行、画行、彩行、茭草行、柴行诸人等，“动以万计，率多别籍异民”。[33]像满窑工起先多来自平乐县，后来又补充了鄱阳人和都昌人。[34]据称：该镇“列市受廛，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土著民十之二三”。[35]说明别境百姓占了很大的比重。
福建厦门，与造船业有关的“土木金银铜铁诸工，率自外来，船工大盛，安业者多移居焉”。[36]
北方港口城市天津，早在康熙时，就有“屈指版图，土著仅十之二犹歉”的说法。[37]
浙江杭州，康熙时有人形容：“四方之民朝东暮西，如鸟之飞、鱼之游，流寓多于土著。”[38](www.xing528.com)
南台是福建省城福州最繁华的工商聚集区，雍正末，有官员具折称，该地“居民不下数十万户，五方杂处”。[39]居户数十万，固然言过其实，但五方杂处，应该不假。
湖南省会长沙，虽不是出名的工商业城市，但也是“佣工担夫率皆邻县远省仰食其间”。[40]
道光时，四川成都因流民太多，每日清晨城门开启后，“四门进城者不下二万人……为人扛抬负重扫地拾秽以资口食”。[41]
武昌，“其廛肆牙侩、鱼米市魁、土木技艺、卜巫阴阳，率多外籍”；又说：“攻石之工资于大冶，攻木之工资于蒲圻，攻金之工资于兴国。安徽太湖亦多有之，制皮革者资于黄州府蕲水。”[42]
上面列述的，主要是指省会以上或有名的中心城市，其实农村人口进城，更多的是选择就近府州县城和一般地方镇市，先前我们所作的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当时大城市的数量有限，容纳不了众多人进入；其次，大城市虽然就业门路较广，但往往远离家乡，一旦失去生计，生存的风险就相对较高，而这种情况确经常发生；第三，农民传统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影响所养成的对乡情故土的依恋，也使其只要近处城镇有容身之地，一般不会漂泊到更远的处所。其实即使能进入大城市的，也不都是遥遥千里之外而来，这从笔者引述苏州和北京外来者原籍状况便可得知其大概了。清代中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带动了各府州县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工贸城镇，发展更显突出。就在这些城镇里，无不充斥着来自外地或近旁农村的商贩和各种寻工求食者。这就是我们在农村外流人口去向抽样中约占两成多人的下落之所在。类似此等资料记载，可见者亦不在少数，但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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