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京师，全国的政治中心，居民构成除了登录于大兴、宛平册籍的在城民众，还有皇室贵族、大小官员、吏书、八旗兵丁员役、在官匠作以及各等眷口。就京师的经济属性，应归于消费型一类。城市既要消费，便要有人为其服务，于是各色商贾和周边农民纷纷进入以补缺口。正像有人所说，京师“五城百万人家，此等不少，未必皆为土著，或以营生失业而流落，或以在远趁食而未归，闻风谓地大而容易久居，则人众而难给，求食为艰”。[11]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进城寻工的贫苦民众。按，据笔者由档案辑得的1 768个外来人口样本显示：来自直隶（今河北）的占63．46%，涉及全区93个州县；其次山东，占20．25%，涉及63个州县；再是山西，占9．06%，有31个州县；余下分别来自河南、奉天（今辽宁）、江苏、安徽、浙江等15个省份。[12]这些在京的外来客，多数是从事出卖苦力的活，像为人佣作、赶车、抬轿、挑煤、看井送水、背粪、掏沟填土，也有充当作坊工匠、学徒，以手艺为生的如泥瓦木作、搭棚、做酱、琢玉、理发、修脚、补旧、裁缝、制鞋、做帽等。从事商业活动的也不少，不过多数是店伙和学徒，再就是推车、挑担的小贩。地位最低的是卖身为奴者，还有通过自净进宫或派入王公府第的太监。在进京者中，大多是只身单个，可不乏携带妻儿家口的，也有被拐带的单身年轻女子，以及因丈夫去世，或家用不继需要外出揽活的妇女。她们为人佣作、梳头、做奶妈，或洗衣缝纫，也有被卖作婢妾和沦落为娼妓的。
与苏州一样，北京的外来人群在从事职业时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像看井送水多由山东胶东来者，北京竹枝词中有“山东人若无生意，除是京师井尽干”，便是指此。[13]北京每年要接受由南方运来的大批漕粮，然后晾砻加工，其“碓房多山东登州人”。[14]而“京城内外成衣匠者皆宁波人也”。[15]山西人素以善于经商著称，北京的各商铺号也少不了他们的足迹，其中富者为掌柜老板，但更多的是下层员工。直隶进京人数最多，从事的行当也最复杂。“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滦蓟州人。”[16]香河、武清、宝坻等县除做苦力外，也从事剃头等业。从定兴县进京的多聚集在南城天桥、金鱼池一带，摆摊设坊，叫做定兴摊。那是专卖旧货的，从小市上弄点儿被人弃置的物品，归置修理一下，摆摊再卖，对象是穷人。还有打剪子、打锉、做壶、做铜盆、做锯的，以当街作小手艺糊口。[17]这些从史籍记载中摘得的情况，和我们由样本里了解的，差不多都能吻合。在当时，只要北京需要什么，便会出现这些人的身影，而且干的都是最脏最累，是官爷、八旗子弟和在城居民不愿做、不屑过问的活。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谈到在京山东人得以立业的原因时说：“北京土著多所凭藉，又懒惰不肯执贱业。鲁人勤苦耐劳，取而代之，久遂树势力矣。”[18]其实夏说的事，不只是山东，在山西、直隶等外来者中也是如此。可以说，正是这些外来者打理了北京城的吃喝拉撒，推动着偌大城市日常生活的运转。(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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