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问题，历来都有，但那主要出现在大战乱和大水大旱的灾荒年代，人们为了逃避战争杀掠和饥荒，携老抱幼，成批出外流亡。这样的流民群，常常具有人众势猛的特点，并加剧时局的动荡。但他们一般延续时间不长，只要当权者绥抚得法，一旦战乱平息或灾荒过去，流民们又会重新返还故乡，或回到土地从事耕作。可新的情况不同了，正像有人所说：“天下田土止有此数，而生齿日繁，斯民虽逢乐岁，生计常苦不足，非民不能谋生也。”[5]它大致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这些外迁者不只出现在灾荒战乱的年代，每年每月乃至每日都在发生，且多数是个人或家庭式外迁，不属集群性流动；其二，他们的流迁形式大体是从人口密集区流向人少地旷、尚待开发区，从经济落后地迁入经济相对发展区，或者向仍有劳动力需求、觅食门路较广的城市和交通沿线集中；其三，这些人群外出后，虽然和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重新返还故土的，但很多就在新地谋生立业。随着时日的增多，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故乡渐行渐远了。这种含有新内容的离家外出者，在明代中期业经出现，及至清乾隆年间已相当普遍了。
有关清代的人口外迁，我们可以从刘翠溶教授所作的统计中得到清晰的印象：作者通过对南北49种家谱147 941个男性成员的观察，发现离开原居地迁往外地的有18 696人，占总人数的12．64%，外出谋生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动向。至于迁徙范围：限于本州本县的11 765人，占其总数的62．93%；省内流动的3 429人，占18．34%；流向外省的2 262人，占12．1%；远走国外的126人，占0．67%；另有情况不明者1 114人，占5．96%。[6]他们中，尽管多数只在本州本县内流动，但也应看到约三成人已跨越府州，乃至离省、离国作较远或很远距离的流动了。由于刘教授的统计没有包含具体的去向和所从事的行当，故笔者特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嘉庆两朝刑科题本”中辑得1 831件人户资料以作补充。[7]他们中，除占5%多的人去向情况缺载，其余开地耕作或为人佃种和充当农业雇工的占45%；另有11．5%的人游走于农村，从事货郎、小商贩和以打铁、木作等手艺生活；再有约7．5%的人进入矿山、窑场、纸厂等做工出力。在许多外出人口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剩下的31%人户，他们不但离开了农村，绝大多数已与农业无缘，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活出路，即人们所称踏入“农民的非农民化”进程。这其中，约24%的人户活跃于一般府州县城和地方市镇，更有7%的人户涌向北京、苏州、汉口、佛山、扬州、重庆、厦门以及省级以上中心城市。基于样本数量有限，我们不能说从档案“题本”中得的统计可作绝对凭依，但至少说明，农民离乡进城已成为他们谋求生计的重要选项。(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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