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初或明朝以前，国家的赋役政策是以田地和人户为准。田有田赋，按不同等则缴纳米麦豆草等实物；户或丁则负担杂派和劳役。为了确保赋役征派，官府需定期进行户丁编审。明代实行的是黄册登录制度。黄册每十年攒造一次，详细开载每户人丁成员、年岁和事产，并按10户为甲、110户为里的形式进行编排。清代先定三年一编审，嗣后改为五年，编排或编审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丁严格地固定在本乡本土，不得任意流动。当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除了因不堪赋役负担逼使贫苦百姓逃亡外，因商品经济发展，引诱人们外出寻求新出路者也越来越多。明朝后期官府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既是为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缓释了国家对人户的控制。到了清代全面实施“摊丁入地”，将原来还保留着的按人丁派征的代役银，统统匀入田赋之中，从此官府只要认定田主，就可以保证赋税征收，对于人户的流动也不如以前那样引起恐慌了。雍正四年（1726），直隶总督李绂以“直隶丁银业已照粮均摊，是编丁之增损与一定之丁银全无关涉，而徒兹小民繁费”，上疏请求停止户丁编审。[2]李的奏请虽然没有得到允准，但因户丁编审实际意义已经不大，各地州县“不过沿袭虚文”以应付上司，所以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终于下谕各省直督抚，将编审之例“永行停止”。[3]停罢编审，意味着长期以来以人户作为役使对象的做法就此结束。不仅如此，清朝政府还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三十二年（1767）、五十一年（1786）多次讨论和修改雇工条例，确认雇主雇佣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同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者，无主仆名分，法律上以凡人科断，身份与雇主等同。[4]由此人们可从统治者下获得更多的人身自由，冲破了用工和求雇者中的法律障碍，加强了农村和农村、农村和城镇间的联系，人们谋生的出路扩大了，从而又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使商业和手工业获得更多的回旋空间。(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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