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市空间与形态的稳定与变迁

牟复礼的《苏州》一文作为西方最早的苏州城市史论文，不仅充分展现了苏州在世界和中国城市史中的地位，而且创造性地用“时间连续统一体”和“城乡连续统一体”两个概念来概括苏州城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点，对后来的苏州城市史研究影响深远。

徐亦农《时空中的中国城市：苏州城市形态的发展》（Yinong Xu，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是继牟复礼《苏州》一文之后出现的另一部西方学者撰写的苏州城市史研究专著。该书以苏州的城市形态为研究主题，与牟复礼论文所探讨的主题有很大的重合。在该书相关论述和全书结论中，作者不仅频繁征引牟复礼《苏州》和《南京》两文的相关论述，而且可以看出两文观点对作者的深刻影响。可以说，该书是一部继承、完善、阐发牟复礼“城乡连续统一体”理论的苏州城市史专著。

该书除导论和结论外，共7章。前两章介绍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苏州城的早期发展，第三章综论从秦汉至明清所谓“帝国时期”苏州城市形态研究的基本问题，接下来第四、五、六章分别从城墙与城门、城市的物理结构、庭院与城市公共空间等三个方面探讨“帝制时期”苏州的城市空间与形态，最后一章探讨“风水”在城市建设中的意义。作者所探讨的“帝制时期”正是牟复礼《苏州》一文所讨论的时期，牟复礼关于中国城乡关系所提出的“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也相应成为该书所探讨的重点议题。

作者在第三章指出，“牟复礼在其著作中所处理的主要议题对于本人关于帝国时期苏州城市史的研究非常关键并深具启发性，以下的三章将处理他所提出的主要论点并作为讨论的起点”。^[27]可见，作者关于“帝国时期”苏州城市形态的讨论是紧密地围绕牟复礼的相关论点展开的。

作者认同牟氏提出的“中国的城市并不是一个法人实体”的论点^[28]，同时肯定了牟氏提出的“城市中没有整齐划一的土地分区利用”的正确性，但补充道，这主要限定于帝国的后半期，也就是9世纪以后。^[29]作者强调，牟氏所提出的帝制时期中国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的概念，作为一种实际上的、普遍的社会模式，可能最好限定于晚唐以后，因此牟氏提出的“城乡一体而不是城乡分立”是传统中国城乡关系的标志，中国的城市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开放的公共机构”的论点，也应作如是观。^[30]在经过上述限定后，作者对牟氏提出的“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表示了公开的支持。

牟氏“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的论据之一是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一致性。这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论点。从牟氏原意来看，他并非意图抹杀城市文化的独特功能，而是强调城乡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互相渗透和整体性的一致性。该书作者补充道，城市文化当然是一种在很多方面区别于乡村的文化，但并不是一种疏离（alien）于乡村的文化；城市文化无疑是一种“城市文化”，但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不能将中国的城市现象与西方的混淆在一起。^[31]在这里，该书作者成为牟氏相关论点的很好解释者和辩护者。

牟氏“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的另一重要论据是城市建筑与乡村建筑的一致性，在这一点上，该书也为其作了有力的辩护。上文提到，施坚雅曾在《中国社会的城乡》一文中指出，牟氏在论证过程中忽视了城市中一些独特的建筑如“鼓楼钟楼、大贡院、城角城门上富丽的城楼”。针对施坚雅的这一疑问，该书作者反驳说：“如果我们从建筑风格和建筑材料方面来考察这一问题，施坚雅似乎错误地理解了牟复礼的论点。事实上，施坚雅所举的城市建筑的例子，尽管很高大并装饰得很豪华，但并不能证明与乡村建筑有很大不同，并且与一些市镇和大的村庄中更简陋和质朴的建筑很相似。特定的建筑应该坐落于城市还是乡村区域，通常由其名称而非风格所决定。更重要的是，施坚雅所举的例子都与城墙或类似于城墙的结构相联系，因此，这些建筑的独特性并非源于其本身，而是源于城市的象征——城墙。”^[32]

除了“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之外，牟氏在其《苏州》一文中还提出了苏州城市形态长期“延续”和“稳定”的观点。该书作者同样表示支持，并提供了进一步的解说。他指出，“似乎主要是城墙和城门的形态和位置决定了城市形态在时间中的显著延续性和稳定性”，中国城市发展的“这一特征不仅由不同的物质因素所导致，诸如城市的形态学条件（特别是城市的水道网络）、经济地位和政治决策，也受到中国人关于过去的权威的观念、历史沉淀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帝制时期城墙在制度上和象征上的双重特征的影响”。^[33]

总之，徐亦农《时空中的中国城市：苏州城市形态的发展》一书继承和发展了牟复礼所提出的“城乡连续统一体”理论，实证并解释了牟复礼所提出的苏州城市形态长期“延续”和“稳定”的现象，以形成自身关于苏州城市形态的系统论述，该书也成为英语世界关于苏州城市史研究的必读之书。

由牟复礼提出并由徐亦农发展的关于中国城市的城墙更多是一种象征而非界限的论述，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也有所启发。比如，近期鲁西奇指出，“在帝制时代的政治意向中，城墙更主要乃是国家、官府权威的象征，是一种权力符号”，“城墙作为威权的象征而发挥作用，乃是常态；而作为防御设施发挥作用，却是异态”。^[34]鲁西奇还进一步强调，在中国古代，城市、城墙、城市布局都不仅是一种地理存在，还是统治者获取和维护权力的手段和工具；城市形态和布局很大程度上是王朝国家权力的空间展布，主要基于制度的安排而形成；是权力“制造”了城市，“制度”安排了城市空间。^[35]

中国陈泳的《城市空间：形态、类型与意义——苏州古城结构形态演化研究》是继牟复礼、徐亦农之后研究苏州城市史的又一部力著^[36]，该书探讨的主题与牟、徐二氏的研究紧密相关。但是，该书虽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徐氏的著作，在整本书中却未出现任何对于牟、徐二氏相关论点的讨论与回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西方最新的一部苏州城市史研究著作是美国学者柯必德的《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该书通过城市景观来探讨苏州城市现代性的生成，强调在整体城市景观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现代性已经通过新式城市景观的建造、旧式城市景观的改造和重新诠释，逐渐渗透到城市生活之中，并支配着城市的发展。^[37]为证明自己的论点，柯必德对牟复礼、徐亦农强调苏州城市形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论点展开了批判。柯必德认为，徐亦农的研究“有意识地强调苏州的连续性”，但“忽视了中国城市构想与城市规划之间存在的变化”。同时，他也强调牟复礼“强调的苏州城市空间的稳定性”，是其“大肆鼓吹文化整体论”的结果，是“为其建构中国文明论”服务的。^[38]柯必德强调，“这些物质上的持续性并不能支持牟复礼认为苏州城市空间保持稳定不变的观点。在其对于苏州历史形态持久性的观察中，牟和其他许多评论家都忽视了‘土地在实际利用中发生变化’这一事实，而将其视为附带现象”。他进而指出，“不管怎样，特定的土地利用发生变化时，如修建现代道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州的基本形态，却彻底改变了城市空间的功能和意义。归根结底，如果对于城市特定景观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人们倾入其中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改变，那么对其利用也会发生重大转变。即使是千百年来似乎沉默无语的古迹和其他建筑，它们也屡屡被赋予新的意义和功能，从而演绎着城市环境的动态本质。”^[39]

柯必德对于“土地在实际利用中发生变化”和古老景观被赋予新的意义的强调，无疑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和启发性，它开启了探讨苏州城市形态“稳定”与“延续”话题的新视点。或许牟复礼、徐亦农过于强调苏州城市形态的稳定性，但牟复礼似乎并不否认“土地实际利用中的变化”，他只是更强调城市物理外形的持久性和空间利用形式的持续性。柯必德研究的时段是晚清民国时期，这正是中国城市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用这一特殊时期来反驳牟复礼等人的用来概括更长时期的论断，似乎并不完全。或许柯必德的研究具有这样的意涵，即近代苏州城市发展道路的特点是通过给旧景观赋予现代意义和功能来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型，那么，这恰可以从反面论证牟复礼关于苏州城市形态稳定性的论点。或许，“城市物理外形”的“持久性”并不排斥土地利用和景观功能的实际“变迁”；或许，正是土地利用和景观功能的实际“变迁”有助于城市形态的“稳定”。总之，无论如何，柯必德的讨论提醒我们关注苏州城市形态中“稳定”和“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使牟复礼开启的相关议题再次回到苏州城市史研究的视野之中。

【注释】

[1]中文学界关于牟复礼生平的介绍，据笔者所见主要有陆扬、朱鸿林两位先生的追思文章，本文关于牟复礼生平的叙述主要参考了以上二人的论述。参见陆扬《花前又见燕归迟——追忆牟复礼先生》（张春田、张耀宗编：《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3—344页）、朱鸿林《追思牟复礼先生》（氏著：《〈明儒学案〉研究及论学杂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444—464页）。

[2]［美］牟复礼：《Imperial China：900—1800》，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

[3]陆扬：《花前又见燕归迟——追忆牟复礼先生》，载张春田、张耀宗编《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3—344页。

[4]朱鸿林：《追思牟复礼先生》，氏著：《〈明儒学案〉研究及论学杂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5]Mote，F．W．：The C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In James T．C．Liu and Wei-ming Tu，eds．Traditional China（NY：Prentice-Hall，1970），pp．42—49．

[6]［英］魏根深著：《中国历史研究指南》上册，侯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77页。

[7]［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第112—175页。

[8]Frederick W．Mote：A Mille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Form，Time，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Rice University Studies 59，No．4（Fall 1973）：35—65．

[9]［美］周锡瑞著：《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孟宪科译，《城市史研究》第21辑，2002年3月。

[10]马克斯·韦伯的城市理论最集中地体现在其《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的论述参见牟复礼《中国城市史一千年》注释。

[11]卢汉超：《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2]［英］魏根深著：《中国历史研究指南》上册，侯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77页。

[13]［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7页。(www.xing528.com)

[14]［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3、117页。

[15]［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5页。

[16]［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1页。

[17]汪荣祖：《美国的中国研究：历史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2日。

[18]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by Mark Elvin and William Skinner（Editor），Stanford University，1974；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by William Skinner（Edito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9]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的研究》，载《北京与中外古都对比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0年。关于施坚雅理论与“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的关系，也可参见罗威廉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江蓉、鲁西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20]［美］施坚雅：《中国社会中的城乡》，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07页。

[21]［美］施坚雅：《中国社会中的城乡》，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7—318页。

[22]［美］施坚雅：《中国社会中的城乡》，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9页。

[23]系统梳理相关讨论的文章可参见任吉东《城市史视阈下的中国传统城乡关系观念述评——以西方学者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4]任吉东：《城市史视阈下的中国传统城乡关系观念述评——以西方学者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5]在笔者看来，王鸿泰的很多明清城市文化史研究就具有这样的意涵，参见氏著《浮游群落——明清间士人的城市交游和文艺社交圈》，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0页。

[26]［美］周锡瑞：《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城市史研究》第21辑，2002年3月。

[27]Yinong Xu，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P82．

[28]Yinong Xu，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P18．

[29]Yinong Xu，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P74．

[30]Yinong Xu，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P80．

[31]Yinong Xu，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P81．

[32]Yinong Xu，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PP．84—85．

[33]Yinong Xu，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PP．89—90．

[34]鲁西奇：《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载氏著《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2—333页。

[35]鲁西奇：《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载氏著《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8—339页。

[36]陈泳：《城市空间：形态、类型与意义——苏州古城结构形态演化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37]Peter J．Carroll，Between Heaven and Modernity：Reconstructing Suzhou，1985—1937，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该书中文版为柯必德著《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何方昱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关于该书的评论可参考张笑川《从城市景观破解城市现代性——评柯必德〈天堂与现代性之间：重建苏州（1895—1937）〉》，《城市史研究》第32辑，2015年4月。

[38]［美］柯必德著：《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何方昱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13—16页。

[39]［美］柯必德著：《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何方昱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1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