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复礼：中国城市社会史名篇精读

作为20世纪北美汉学的卓越宗师、中国史研究的一流学者，牟复礼（Frederick W．Mote，1922—2005）的名字已为中文学界所熟知，但其生平和学术思想似还缺乏详细介绍。^[1]

1922年6月2日，牟复礼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平原镇，后随父母迁居科罗拉多州丹佛市，1940年丹佛市高中毕业。1943年至1946年，牟复礼服役于美国陆军空战部队，因曾修读过汉语而被军方送入哈佛大学深造中文，在赵元任主持的美军汉语培训班受训。训练结束后，充当中国空军训练课程通译；后应招入战略事务局为军士，投入中缅印战区行动，随即调往中国，与中国军队合作演练，准备于1945年8月16日空降雷州半岛，牵制日军行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行动取消。1946年4月，牟复礼在美国退役，是年底赴中国，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受学于明史专家王崇武。1948年夏获金陵大学历史学学位，同年秋天赴北京大学深造，注册和修读该学期北大（史学研究所）开设的所有科目，包括郑天挺的明清史研究班。1949年回南京，充美国大使馆政治部语言官，1950年归国。

返美后，牟复礼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国研究所继续深造，师从卫礼贤（Helmut Wilhelm）、施友忠（Vincent Shih）、萧公权等人研究汉学。1954年完成由李方桂指导的汉学学位论文《陶宗仪及其〈辍耕录〉》，获博士学位。在1953至1954年获博士学位之前，他曾获福特基金会奖学金，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日本京都大学访问研究。在斯坦福大学期间，编纂Japanese-Sponsored Governments in China，1937—1945：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Compiled from Materials in the Chinese Collection of Hoover Library，该书著录了中国与日本合作的各伪政府的文献，于1954年出版。在京都大学期间，与吉川幸次郎等名宿过从。1954至1955年，在台湾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师从郑骞、屈万里、王叔岷等学者。

1955至1956年，他以布赖特交流学者身份，在荷兰莱顿大学教中文。1956年，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1959年晋升副教授，1963年晋升教授。他最初任教于东方学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自1961年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中心（Program in East Asian Studies）和1969年东亚学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成立后，便转入该中心和该系长期任教，讲授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课程。1987年荣退，由余英时继任。(www.xing528.com)

牟复礼一生撰写、翻译、编纂了五十多种专著、论文和长篇书评，遍及中国古代思想以及中国近世政治、社会、文化、艺术各个领域。自1962年第一本专著《诗人高启》（The Poet Kao Ch'i 1336—1374.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开始，其主要著作包括《帝制中国：900—1800》（Imperial China：900—1800）^[2]、《中国思想之渊源》（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New York：Alfred A．Knopf，1971），与崔瑞德合作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上下册，还翻译了萧公权的名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除以上著述，牟复礼学术声誉还与其对美国汉学研究机构的贡献紧密相关。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目前是全美国乃至西方中国历史、文学及语言研究的重镇，这与牟复礼作为该系创始人和长期指导者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牟复礼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明代史，是明史权威，但同时又是一位学术兴趣广泛的通儒，这一点从其著述领域之宽广可见。曾从学于牟氏的中国学者陆扬概括牟氏治学的特点为“结合汉学的素养和史学的眼光”^[3]，在笔者看来，应是指其既具有传统汉学家的文本考证功夫又具备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素养，既以历史为研究中心又具有中国文学艺术等多重素养，从而能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作出继往开来的贡献。如果说，“结合汉学的素养和史学的眼光”是牟氏区别于传统汉学之处，他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则是其区别于众多西方中国研究学者之处。牟氏曾长期留学中国，汉语流利，不仅对中国老师敬爱感激，而且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牟氏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另一位学生朱鸿林亦不止一次提到，“牟公是最尊重中国文化的美国学者”，^[4]这样的思想和情感倾向在西方的中国研究者中是不多见的。

牟复礼在明史研究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贡献已为学界所熟知，同时他也是最早关注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他即对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感兴趣。在1961年的一次会议上，他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传统文明中的城市》的论文，该文后经修改于1970年发表。^[5]牟复礼最为中国读者所知的中国城市史论文，是《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350—1400）一文，该文收入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有论者称“也许是用英文写的关于1912年以前中国城市历史最有影响的一本书”。^[6]该书英文版于1977年出版，2000年中文版面世，牟复礼关于明初南京的论文由此为中国读者所知。^[7]1995年，他又发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历史》（Urban History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ng Studies，34：61—76）一文，对相关研究进行全面评述。除了南京之外，牟复礼还对苏州城市史有精深的研究，其观点集中体现于1973年发表在荷兰《莱斯大学学报》的《中国城市史一千年：苏州城的形态、时间和空间观念》（A Mille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Form，Time，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一文中。^[8]该文经常被西方城市史研究者征引，影响深远，与牟氏研究南京的文章并观，可谓其中国城市史研究之“双璧”。但因该文长期没有中文译本，中文学界往往仅能从西方学者的评述中略窥一二，无缘得见全貌。现将该文译出并加以导读，相信不仅对国内苏州城市史研究者有所裨益，亦可使我们对牟氏关于中国城市的整体思想有系统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