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市社会史精读结果

在1229年地图和1945年航拍中都可见的城墙和其他的面貌，是相同的城墙、城门、内外护城河。同样，1900年最后一次重建的北寺塔与1080年或1150年或1449年或1590年，或者任何时间建的宝塔，是一样的。城墙的长度在13至14英尺之间，环抱着这片占据超过两千年的地点，但是城墙具有现在的长度和精确的位置，可能是在公元626—875年。当922年重建和加固时，它第一次拥有了砖石墙面，并且在随后的历史中，扩到了其可能最大的规模，也就是大约25英尺高和底部25英尺厚。在1280年，忽必烈汗统治初期，由于害怕有围墙城市成为汉族居民抵抗的堡垒，蒙古统治者规定了很多城市城墙的尺寸。我们不能确知苏州的城墙在当时被拆除的彻底程度，但是在1350年，蒙古人紧急命令重建原先命令拆除的城墙，以便保卫蒙古守卫者，对抗汉族叛乱者。那时，在众多叛军中，有一个首领占领了苏州，城墙在其手中得到重建。在1229—1945年间，任何城墙自身轻微的变化，几乎都不影响街道、运河、桥梁，以及主要寺庙和政府建筑的布局。实际的土地利用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但是保持了其持久的物理外形，以及具有持续性的空间利用形式。这个用墙围住的区域超过12平方英里，为25万—50万居民提供舒服的居住空间，尽管他们几乎完全住在一层楼的房子里，并且每一座房子都附有开放的地面空间。^[24]城墙包裹着这片空间，就像大多数其他城市物质成分一样，以其现在的形态和现在的功能，存在了一千年，甚至更久。

在苏州作为一个城市的显著的持续性中，城市个别部分的暂时性及其形态和物质存在的稳定性，和弥漫于生活中的关于过去的意识一样，是中国城市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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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城市垂直的空间绵延向其横向的空间延展，我们再次感受到中华文明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性。与欧洲前工业化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是一个很开放的机构，没有法律或社会地位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区别开来；他们甚至不构成不同的行政单位。一个城市的居民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会自我延续的城市群体。他们没有城市机构可以隶属，很多人在乡下有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基础，这是他们的主要组织关系。城市内外有很多的日常流动，并且尽管某些社会必要功能不得不处于人口稠密之处，也没有必需的模式去规定其应当处于城墙之内和城墙之外。唯一的例外是行政部门自身的管理水平。地方和区域政府总是坐落于城墙之内，并且到帝国晚期，它们一般总是坐落于县城中。实际上，这就是城墙的意义。除了罕见的紧急情况，城市一般不将城墙视为屏障，而是在其日常存在中将城墙视为官府的标志。没有明确的空间利用模式将中国社会中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分隔开来。在城乡交汇之处，也就是，在城内和城市周围，空间利用形式是相互渗透延伸的。

此外，向上的社会流动并不局限于城市部分，而是以城市为中继站。也就是说，农村与城市社会元素之间的社会互动模式是深刻地互相牵扯在一起的。在帝国后期，也许存在一种精英向城市集中的趋势，但它至多是一种趋势；在中国社会史的传统时代中，精英们在空间上分布广泛，而且在其心理上，乡村取向和城市取向一样多。苏州之所以在中国这样著名，正是因为其成为实现中国式生活理想达到很高程度的一个地方。我们在苏州观察到的城市空间拓展和城内空间利用或许不是非常典型中国式的，但是这里体现的模式肯定与中国文明的性质有指示性的关联。

城市空间的扩展可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看得最清楚。城市是销售和分配网络中的组织节点，也是金融和银行系统中的组织节点。但是，在苏州这个案例中，商业和银行集中在城外，处在城墙西面的郊区，沿着大运河延伸出去。至于手工业，丝织业集中在城内的东北角，但是棉织业在城外，而且相当分散。著名的苏州染色和印花棉布手工业则分布得更广。熟练工招聘点，主要招短工或日工，既设于城内也设于城外。鱼、鲜果蔬菜和某些手工制品等产品的专业市场位于10—15英里远或更远的市镇；它们常常服务于苏州，从专业性和重要性来说，就像苏州以其他方式服务于它们一样。在城内，不论是官场还是商业和工业精英阶层，都没有明显的穿戴、居住、生活方式上的城市模式；在城外，在小市镇或真正的农村，这些也没有什么不同。^[25]不用去描述经济生活的各种细节，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城市的活动和社会态度远远超出了城市范围，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本质上是农业性的社会之中。

教育组织显示了中国社会的某些性质。在理论上，这是一个有强烈的成就导向、注重通过教育获得成就的、开放的社会。获取地位的途径是教育，它可以通过财富得到很大的帮助，但不能被买到。城市帮助去产生和聚集财富，财富的多数被用来支持教育，这并不仅仅是对财富的拥有者如此。在通过财富来支持并和教育相关的各种追求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在起作用。在明代和整个17世纪，这些活动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处于城外的农村地区的资源。那些最负盛名的教师聚集的私家书院，坚持乡村理念，并且通常设于乡村环境中。后来，在清代，从18世纪起，因为政府的参与，它们倾向集聚在城内和城市周围。但是，所有制作和出版书籍的过程仍然是典型的乡村活动，支撑书籍制作与出版的纸墨等手工业也同样如此。这段时期重要书籍的写作似乎很少依赖于知识分子在城市的集中。

尽管如此，大的区域城市却可以在城市网络中建立和维持一些在中国社会中实现社会和官方成功的不寻常途径。在整个帝国晚期，没有城市在这方面比苏州更引人注目。具体地说，苏州为其直接所在的小地区——府——提供了科举考试的场所。因此，这个地区的士子在其追求科举成功的路上都必经苏州。在这一过程中，有大量闲散人口倾向于停留在苏州这样的城市中，因为即使没能像其他人一样获得当家庭教师的机会，这个地方的财富也可以提供其他就业机会。一种独特的教育传统，从本地性格中成长起来，并发展为一种特殊的地方自豪感，这帮助苏州为文化目的而招募资源。苏州吸引了思想家和作家，退休的高官和所有那些为满足其艺术、炫耀式消费、医疗和其他科学、娱乐和刺激需要的人才。即使其中的领袖人物定居在城外的乡村，他们也利用着城市。那些满足以上人物欲望和需要的社会中的服务业群体发现，在城市区域生活是容易的。当一个地区因为这些事物而变得有名时，它吸引了更广泛领域的人才，如此，甚至会变得更出名。在苏州，这种情况自宋代已经确立，并且成为以这种方式继续发展、在蒙元时期也没有被打断的少数几个区域之一，当时生活的众多方面在帝国的其他地区都被打断。

因此，在苏州内外，一群学者、知识分子和高等文化的制造者在流动；在地方层面上，所有的府县都是如此。此外，在区域层面上，也形成了同样的社会要素的流动。最终，到16世纪或更早，这种内外流动吸引了全国的人才，并因此回馈整个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城市主导中国，经济如此，商业如此，文化上也如此。但是苏州的财富接近于支配中国最富有地区的金融和贸易活动，它的知识和文化生活也接近于任何一个扮演整个国家支配角色的城市。^[26]

鉴于苏州在国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范围日益扩大，它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比大多数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普遍扮演的角色更重要。城市扮演的角色与密度（density）的功能相关，这种功能使某些活动成为可能，它为个人提供城市社会关系，而这在一个小的乡村环境是提供不了的。城市背景是一些个人主义形式出现的必要条件。每一个城市居民与陌生人有一系列日常接触，这在乡村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在心理上必须接受这种状况，甚至利用这种状况。一些关系变得去个人化（depersonalized）了。匿名状态在村庄中是无法想象的，但在一个大城市中却经常存在。小马利安·列维（Marion J．Levy，Jr）充分发展了这些观点在社会理论中的应用^[27]；但其对传统中国的意义还没有充分展现。也就是说，我们对城市中的行为和日常生活模式并没有足够的了解。这些模式在实践中限制了许多人的有效接触局限于一个知名人士的小圈子吗？也许如此。但是，毫无疑问，在苏州这类明清时期传统城市中，更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怪癖是可能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可以避免如果在村庄中可能被强加的监督与限制。在苏州，由于其巨大的财富，娱乐更加多样，闲散者能够聚集，想象力彼此激荡。很多活动的结果是非生产性的，只是导致资源和能量的消耗与浪费。在17—18世纪，苏州作为一个放纵的城市是声名狼藉的。

然而，不是所有的放纵行为都是非生产性的。许多放浪于苏州花天酒地生活中的人却是在学术上、思想上、文学艺术上、科技上的流芳百世之人。这不是要强调，在任何社会标准下，道德沦丧是创造力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我们会强调，在一个高度标准化和正规化的社会中，比如在传统中国，城市轻松的、多样的、匿名的环境以及城市提供的更大的个人自由，与那些鼓励特立独行、勇于尝试、保持异见甚至有时真正创造性的环境，是一样的。在空间上，这些因素并不完全局限于城市，如果我们指的是苏州城墙所限的区域的话。这些因素也不限于临近的郊区，这些郊区和城内区域一样城市化了。当人们提起苏州时，它往往是指整个苏州府辖区；在中国的用法中，并不需要经常区分城与府之间的区别。这里提到的许多活动都在城市内外流动，甚至超过其密集的郊区，到达乡村的娱乐场所，到达构成其商业结构一部分的市镇，甚至直到那些提供乡村式休闲的临近的山脉和湖泊。当然，没有苏州作为中心，这里提到的一些文化活动将不可能出现，而且这些活动会缺少将其一体化的焦点。

城市独有的特色集中在城市，同时向以外的地方扩展，其影响也超越城市。与之对应的是另一种情况，乡村元素被迎进城市，在这里被理想化，在这里发挥规范性的影响，并影响了城市内空间的利用和设计。

在一个农业社会，尤其是在一个除了学问和官职外，特别推崇农业价值的社会，城市受到乡村的影响，这也许并不奇怪。在中国，一个人不会因维持自尊而贬低农民，但会贬低商人，即使其收入可能与商业有联系。在传统中国，宗族组织通常超越社会阶层；精英家庭经常有依靠种地过活的亲戚。这些穷亲戚可能粗鲁搞笑，但不会因此受到鄙视。在大多数明清小说和经典性作品中，乡下人是意志坚强、令人钦佩的类型。

整个社会按照农历过日子，农历规定了所有人所必须遵循的节日和假期。据我所知，在传统中国，没有纯粹的城市节日。在节日里，这个节日的命名常常与农村联系，城市居民会去乡下扫墓、登高、赛龙舟；或者，在重大的节日，农村人带着土特产进城，没有这些，宴会和庆典就不完全。他们混在市场中，卖掉带来的节日产品，兑换现金，再去买城市出产的小玩意儿。黄道二十四节气的划分（the twenty four twoweek divisions of the solar year），都以提醒人们气候及相关农活的方式命名。整个社会的生活节奏，被农业社会的需要和利益所决定。

在城市空间的使用中，来自乡村的观念占统治地位。中国的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一小块土地会使用大量劳动力，并且有很高的产出。中国饮食需要大量新鲜农产品，这些农产品，除了谷物以及其他条件要求较高的农产品之外，多数可以在小块田地中生产出来。这种需求，推动新鲜农产品丰富品种，提高质量；而为了口味，则要求家禽和鱼出售时要鲜活，蔬菜和水果出售时要以新鲜采摘的形式。^[28]中国城内及其边缘经常可以发现密集的菜圃，这些菜圃以城市的粪便为肥料。因此，城内土地经常为获利而用于农业。苏州城墙内的一些区域似乎总是用于商业性的菜圃，大多数平民住宅也在其狭小的院子里辟一块菜地。一些近郊区保留着空地，用于种植城市商业作物，同时，一些城市的建成区延伸到城墙以外很远，如果那些靠近城墙的土地可以更充分利用以满足城市发展，似乎就没有这个必要。

实用的考虑主宰了城市空间的利用，此外，没有太多的机会将城市的空地用于其他用途。公共空间一般不大，因为社区和政府几乎不需要公共空间。中国城市没有市政大厅，因此没有市镇广场；城市没有市民活动（civic activities），没有马戏团和游行，因此不需要大的公共空间。此外，城市贫民并不集中居住在多层的出租屋中；他们可以进入属于私人的开放空间的某些角落，所以也没有休闲大道或公园的社会必要性。寺庙拥有大院子，为民众提供举办集市和散步的场所；沿着河道的堤岸也有类似的功能。城市大众喜欢经常光顾城市近郊的乡村庙宇，就像以前欧洲城市居民为了娱乐到公共广场或公共森林一样。在中国城市中，没有设计宏大的或正式的开放的公共空间，甚至大寺庙周围都不提供开放的公共空间。从1949年开始，北京的皇宫主入口前的一片宽大区域被清理出来，以便举行大规模的市民游行活动。这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形式上或功能上的先例。

然而，一种乡村空间的理念，尤其是那种具有浪漫情怀的荒远的空间理念，对中国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传统中国，巨大的财富不会像在欧洲那样，炫耀性地用于建造市政大楼和正规花园。相反，他们会用假山、小溪、奇石和古树，创造性地复制出一些看起来简单的乡村空间。城市园林通常很小；它通过隔断远景、设置障碍，使小路蜿蜒，来造成空间的错觉，并试图将宇宙万有浓缩在微小空间之中。即使园林可能会使用很大的空间，它也不展示这种规模。苏州是一个以园林著名的城市。政府建筑和寺庙都有这样的园林，富有的居民也有。园林的主导设计观念是纯净（purity），而非壮丽（grandeur）。“乡村”空间，专用于大多数实用性和功利性的集约型商业园圃，更加理想化的农村空间则专用于娱乐性园林，——这两者共同构成城市的一部分。这些用途都证明了不论实际上还是理念上城市空间利用中对于乡村生活的依恋。^[29]

在中国的城市中没有整齐划一的土地分区利用，也没有明显的同心环或其他土地价值的带状模式。只有无力支撑商业活动扩展的小城市，才有“中央大街”或“市中心”。传统中国城市也没有像西方那样，有时尚广场，有贫民区。所有的街巷看起来都一样，或多或少，将个别的家庭生活掩盖在整齐划一的围墙之后。结果就是，中国城市中充满巨大的惊喜和引人入胜的迷局，甚至神秘。一个人在走进大门、绕过照壁、观察庭院以前，不知道他是发现了一个宅邸还是大豆酱工厂，或者是一个宅邸被用作工厂。当一个人走过前面的庭院，走进住宅的第一个进之后，他不知道是会来到一个满是木头和木炭的工作间里，还是发现一个有水和开满繁花之树木的别致花园。土地利用的压力和理想空间的理念造成了中国城市特殊的模式，对于一个来访者来说，西方的城市经验，甚至西方城市社会学的知识，都不能给他提供充分的准备。

张笑川　陈亚杰　译

（原载《莱斯大学学报》1973年第4期）

【注释】

[1]一些当代社会，可能中国也在其中，也许试图通过有意识的政策运用去设计另一条通向现代世界的道路。除了其可能性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实际问题，即这些社会是否具有达到支撑高城市化水平的现代化的能力。见马利安·列维《现代化：后来者与幸存者》，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72年（Marion J．Levy，Jr．，Modernization：Latecomers and Survivors，New York：Basic Books，1972．）；特别是第3—28页，“后来者面临的主要问题”（“The Gist of Matter for Latecomers”），可获得简明的概览。

[2]此处关于中国城市生活一般特征的论述主要参考吉尔伯特·罗兹曼《清代中国和德川日本的城市网络》，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3年。（Gilbert 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3]笔者曾概括性地比较历史上的中国城市和西方城市，并指出关于世界历史上城市的研究著作的概括性论述中存在忽视中国城市史的现象，参见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1350—1400》，载施坚雅主编《传统中国的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F．W．Mote，“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350—1400”，in G．W．Skinner，ed．，The City in Tradition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一个节略版，收入詹姆斯·刘、彼得·古拉斯《传统中国》，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70年（James T．C．Liu and Peter Golas，Traditional China，Prentice-Hall，1970），第42—50页。当然，在众多学者之中，中国学者也如笔者此处一样，经常针对西方学者的偏见表达抗议。

[4]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4年（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The German Ideology，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4），第80—81页；马克思、恩格斯：《哥达纲领批判》，纽约：国际出版社，1938年（Marx and Engles，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8），第33—34页。感谢Khien Theeravitaya，The Hisa-fang System：Bureaucrac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Communist China（未出版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西雅图，1971），第98—99页，提供以上书目信息。在该书《矛盾：城市和乡村》一节中，作者还展示了这个语境中的公理如何变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条。在其最近的一本书《美国的民主思想》（On the Democratic Idea in America，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中，艾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提供了生活在城市文明中意味着什么的有价值的分析，见第一章《城市文明及其不满》。但是，克里斯托也在某种程度上过于笼统地认定历史上城乡敌对的公理性和普遍性。

[5]该图拓片保存在台北中研院，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通过大学图书馆特别助理馆员和东亚收藏负责人童世纲（James S．k．T'ung）获得了该拓片的照片。这就是著名的“平江图碑”，由于其透露出宋代城市史的重要信息，近年来被日本和中国历史学家深入研究过。特别参见，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初版于1931年）一文中对其首创性的检验和利用；该文还被收入加藤繁的两卷本文集（Shina Keizaishi Kosho，Tokyo：Toyobenko，1952—1953）中。该文也收录在吴杰翻译的加藤繁两卷本文集《中国经济史考证》（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中。(www.xing528.com)

[6]美国第十四空军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档案。

[7]何炳棣：《宋金时代中国人口总数的估计》（P'ing-ti Ho，“An Estimate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Sung-Chin China”，in Etudes Song／Demographie，Paris：Publications of the Song History Project，1967），第51页。

[8]杜布西：《“美丽苏州”：苏州旅行指南》，上海：别发洋行，1911年（Hampden C．du Bose，“Beautiful Soo，”A Handbook to Soochow，Shanghai：Kelly & Walsh，1911），第63、69页。

[9]在非中国城市中，京都也许最接近于达到这一记录。尽管作为一国首都，它比之苏州和其他中国大城市更受政治变化的影响，并经历了更多的实体变化和人口下降。

[10]伊兹科维茨：《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传统》，纽约：阿尔弗雷德出版公司，1972年，第28页。（Norman Itzkowitz，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72．）

[11]参见白乐日在《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Etienne 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中的两项研究，“中国市镇”（第66—78页）和“马可·波罗在中国首都”（第79—100页）。

[12]见罗兹曼前注中提到的著作。

[13]参见何炳棣《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P'ing-ti Ho，Early—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nd Series，IX，No．2，December，1956）；关于农业改良对人口增长关系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同作者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斯波义信在《中国宋代的商业与社会》（Shiba Yoshinobu，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ong China，translated by Mark Elvi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0，pp．50—59）的注释中也对该地区的农业财富发表了评论。

[14]何炳棣：《扬州的盐商》（P'ing-ti Ho，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nos．1—2，June．1954）。

[15]杜布西：《指南》，注释8。我要感谢莱斯大学历史系的罗伯特·开普教授（Prof．Robert Kapp），他在旧书店中发现了该书并拿给我看。尽管该书年代和作者所处环境导致其具有一些奇特并偶尔显得傲慢的风格，但苏州历史的研究者会发现这本小书非常值得阅读。

[16]南京的大报恩寺塔，又称“瓷塔”（Porcelain Pagoda），更高，它建于15世纪早期，在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毁。关于它的高度，有不同的说法，从276英尺到300英尺不等。

[17]这里引用的段落译自石井的旅行日记，San tendai godaisan Ki。我使用的版本收在名为Shiseki Shuran的日本历史资料合集（Shiseki Shuran，Tokyo，1898，vol．26，pp．647—814）中；该段落的英文翻译出现在其中的Chuan 3，在第692—694页。我要感谢Kato Shigeshi关于苏州的文章“Soshu Konjaku”提供了以上信息，该文收在其关于中国旅行的文集Shigaku Zasso（Tokyo，1944）中；也要感谢Jae-hyon Byon先生提醒我注意这本书。石井和寂照（Entsu，原名Jakusho）的传记，可在日本《高僧传》（Lives of Eminent Monks，the Honcho Koso den，1702，ch.67，pp．11a—14b）中找到。

[18]中国建筑的流行风格与样式似乎代表了一种有意识的另类选择。有充足的证据显示，在工程方面、对拱和筒拱原理的理解方面以及砖石建筑技术方面，中国建筑技巧中有很多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相似的元素。中国的石桥，其中上百座出现于宋代甚至更早时期，运用了复杂的工程原理和完美的具有相当跨度的石拱结构，这在苏州地区数量众多而且尤其著名。一座可以追溯到宋代的苏州寺庙被称为“无梁殿”，因为它使用砖石筒拱来支撑巨大的空间，而没有使用更通行的中国传统风格——梁柱结构；它看起来更像罗马风格的教堂，只是缺少了耳堂和后殿，这充分证明（中国人）具备建造经久性纪念建筑的能力。方便的关于中国建筑的概览，可参见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北京：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年），该书配有草图、图表和照片。也可参见博伊德·安德鲁《中国建筑与城镇规划》，伦敦，1962年（Andrew Boyde，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own Planning，London，1962）。

[19]“维奥勒·勒·杜克1840至1870年的法国建筑界居统治地位，这既基于其作为一个修复者的工作，也基于其写的著作。韦兹莱、圣丹尼斯、巴黎圣母院、亚眠、查特斯（Charters）、兰斯、图卢兹的圣塞尔南，以及后来的卡尔卡松和皮埃尔丰，几乎所有中世纪的伟大纪念建筑都通过他的手流传下来，有些也成为他的牺牲品。现在我们非常严厉地评价他的修复工作，这并非不公正。抛开他的自负不说，没有心灵是非历史的，如果我们用这个词表达对过去的尊重（no mind was less historical，if by this we mean respectful of the past）……”（着重标记为作者所加）。皮尔·拉瓦丹：《法国建筑》（Pierre Lavedan，French Architecture，Harmondsworth，Middlesex：Pelican Books，1956），第146页。

[20]使用某种不同的概念和为了不同的目的，芮沃寿强调城市土地规划的重要意义和建筑的非实体性质（insubstantial nature）。在其亚洲协会主席就职演讲中，他指出中华帝国早期的首都是“蜉蝣城市”（urbs ephemera）；参见其《象征与功能：对长安和其他大城市的反思》，《亚洲研究杂志》1965年第4期（Arthur F．Wright，Symbolism and Function：Reflection on Changan and Other Great Citie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IV，No．4，August，1965），第667—679页，尤其是第676—679页。也可参见芮沃寿的《中国城市的宇宙论》，载施坚雅编《传统中国的城市》，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The Cosmology of the Chinese City，in G．Wm．Skinner，ed．，The City in Tradition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有人可能会怀疑中国人关于财产的观念具有调节作用，降低了建筑的价值。中国社会“缺乏财产观念”的说法经常被提及，这或许可以解释中国人较少在浮华家庭宅院上的投资；传统中国精英似乎从不通过豪华宅院来评定精英的地位，尽管其生活方式在其他方面非常奢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宫殿（palazzi）们并不仅仅是保护其城市的贵族居民；这些贵族面临着持久的地位和财产的竞争，王子必须超越伯爵和公爵，国王必须展现其威严。中国社会是通过其他方式。

[21]明代中期一批著名学者开始编纂苏州的地方志并且于公元1506年出版，名《姑苏志》，这是苏州史志中最具“文学性”的一个；它经常被誉为明代最好的地方志。关于这本书及其他苏州地方史志的讨论，参见张国淦《中国方志考》，“第四部分江苏省”，《禹贡》第4卷9期，1935年。（Chang Kuo-kan，Studies on China's local gazetteers，in Yu-kung，4，No．9，1935）

[22]参见杜希德《范氏义庄》，载尼维森、芮沃寿编《行动中的儒教》，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97—102页。（Denis Twitchett，“The Fan Clan's Charitable Estate”，in D．S．Nivison and A．F．Wright，eds．，Confucianism in A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23]牟复礼在《诗人高启1336—1374》中讨论了高启和张羽。（F．W．Mote，The Poet Kao Ch'I 1336—137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ch．33．pp．11b—12a）

[24]要了解这些数字的蕴涵，50万人口居住在12．5平方英里范围内，则密度大约为每平方英里40 000人。这可以达到平均700平方英尺一个居民。如果计算差不多29%的空间可能被街道、公共建筑物和富人更大的房子占据（或大约每700平方英尺200），则仍然每一个居民留有500平方英尺的土地空间，或者一个五口之家拥有2 500平方英尺。这可以允许有一个1 500平方英尺的一层楼的房子和一个1 000平方英尺的敞开的院子或工作间。按照总人口（除了非常富有的）平均计算，似乎在理性的范围内。最初的苏州布局及其界限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差不多，但今天其人口可能已接近250 000人：城墙内的人口可能从没有达到40万至50万，因为在最近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墙外的建成区域可能容纳了20万或更多的居民。17世纪的学者顾炎武提到，宋代苏州是宽阔城市布局的典型，并惋惜在此后的建设中失去了原有的规模和范围。

[25]大量的证据显示，文化形式上的城乡连续性（urban-rural continuity）并不仅仅是官僚—学者类型精英的模糊理想。举例来说，郭汉编《苏州砖刻》（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一书调查了公共建筑、寺庙和上层居民用来装饰墙壁和门厅的典型艺术形式。其中所举例证和讨论范围从16世纪直到19世纪，其范围从整个城内、郊区到市镇和乡村，存在细微不同的时代风格，但却完全看不到城乡差别。

[26]参见宫崎市定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文章《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Miyazaki Ichisada：“Mindai Sosho chiho no shidaibu to minshu”，Shirin．37．No．3，June，1954），第219—251页。宫崎将明代苏州与法国巴黎及德川日本的东京、大阪进行比较。他的文章聚焦于苏州酝酿出的反抗儒家正统主义的精神。

[27]参见小马利安·列维《现代化和社会结构》（Marion J．Levy．Jr．，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Princetion：Princetion University Press，1966），第133—174页，特别是第二部分第一章“Aspects of Any Relationship”。

[28]举例说明，我曾经住在一个苏州的中国朋友家。在我居住期间，主人每天早上起床步行到城墙外的一个池塘，在那里买上乘品质的新鲜莲藕来供应早餐。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休闲和有品位的表现；他坚持认为莲藕如果提前买，在被加工之前就可能变质。城市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被培养出这种农村导向的口味，这很可能会决定土地的使用。

[29]参见中国美术展览馆的展览目录“中国艺术中的园林”（Gardens in Chinese Art，catalog of an exhibition at the China House Gallery），纽约（1968年3月21日至5月26日举行）（prepared by Wango H．C．Weng，published by the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25 East 65th Street，New York，1968）。也可参见高真《花园之城苏州》，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