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中国城市史中的重要地位

在其完全汉化（sinified）之前的长时期里，苏州所在的区域处在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前哨地带；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在公元前3世纪随着帝国的建立，它成为本地和区域行政的治所。但是长江下游是在帝国早期的几个世纪里才被慢慢吸收进来的边缘地带，而苏州重要的发展时期只有在公元9、10世纪中国的人口重心开始转移到长江流域时才真正开始。该地区优越的经济发展条件，有利于在农业上获得更高的利润，也有利于通过水路运输把农产品成本更低、更加方便地分销出去，这为苏州的富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因处在大运河岸边并且靠近运河水道穿过长江的交汇点，苏州可以被看作长江下游地区的排水中心。一场可分为两个阶段的农业革命尤其使这一地区受益良多。这场革命开始于宋代早熟稻的引进和改良，随后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并在16世纪后以从新世界引进粮食作物为标志的第二阶段结束。^[13]农业生产力的增长以及农副产品的种植解放了以种植水稻为生的农民，使其不再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把这些基本粮食的大部分保留起来；在日益增长的人口中，更多人口能够从事次级生产（secondary production）和分配。商业、手工业和金融业在规模和数量上快速发展。奢侈品的生产以及纺织业的发展（首先是丝织品，其次是14世纪后棉纺织业的快速增长）是苏州地区的典型特征。更多的劳动力被吸纳进这些第二产业的经济活动，苏州则扮演了吸收和使用这些劳动力的组织者角色。原材料的聚集和制成品的分配把更广阔的内地吸引进来。感谢水运交通的便捷和经济，苏州成为水域的中心，也成为一圈正在发展的卫星城的中心，这些卫星城是吴江、昆山、常熟和无锡，它们在16世纪以后人口都达到了10万这个级别。该规模的城市在再远一点儿的外围同样存在，并且整个地区被相当于卫星城一半大小或更小点儿的繁荣市镇所覆盖。尽管苏州一直是该地区最大城市，苏南的城市发展是普遍的，并没有导致单一城市的片面增长。

在中国，财富的获取并不必然导致系统性的资本积累，也不一定会使资源向经济活动配置以产生最大的回报。在扬州——离苏州最近的大城市，位于扬子江北岸——该城市特定的环境会给其领袖商人集团带来巨大的财富，但这个商人集团中，奢侈性消费和不寻常（irregular）的行为却成为生活的基调。^[14]在运用资本方面，苏州显得更加典型；苏州把大量多余财富投资到土地和获取文化上。在获取社会地位和达到小康水平（moderate wealth）方面，这两者都是安全和可靠的投资；这两者也加强了中国文明的规范元素及其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偏爱。苏州致力于这一点并且着力培养各种中国艺术，首先是文学艺术，当然还包括音乐、绘画、书法、手工艺、装饰艺术以及其他次要艺术，它们都促进了苏州人优雅生活的形成。同样，苏州人坚持读书学习，这是获得社会地位以及仕途的途径，也是所有能负担得起的人的声望之所在。苏州把大量的钱财花费在私家园林、艺术品收藏以及宗教组织上；苏州人的衣着打扮、宅邸、精致的饮食、画舫、妓院、戏剧以及节日都被认为是全中国最好的。如果这些论述也被同样用来描述其他地方（而且，它们通常只用于中国同一区域的其他地方），这只会证明在多中心的中国城市生活中，苏州在所有竞争对手中是第一位的。(www.xing528.com)

简单地说，以上讨论向我们提供了理解苏州的基本情况，并且提供了在中华帝国最后几个世纪中，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关于苏州形象主要的表面性描述。让我们进入这个城市并近距离地观察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