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斯敦可能是当今美国城市发展最显著的例子。它的人口在过去三十年间增长了三倍到四倍，并且今天这个城市的大多数实体容貌，至少那些统治着天际线、能率先给游客以深刻印象的景观，在我上次也就是三十年前到休斯敦时，是不存在的。这座城市的边界——不管是其法定边界，还是其建成界限——也与三四十年前同样标志着边界的那些地方相距数英里。休斯敦的发展并不典型，但却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短暂的一段时间范围内，我们的社会已经不可阻挡地都市化了。
在1790年我国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人口5%住在城市。1910—1920年间人口普查显示，城市人口超过了15%，现在城市人口已将近80%。人口向城市的移动基本上是单向的，并且我们的整个社会因此而改变。对于我们的社会以及一些其他的社会来说，这个过程的实际结果已经达到。关于城市化，苏联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相当于我们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的水平（即，大约56%的城市人口）。同期，中国的城市化水准相当于我国内战前不久所达到的水平。在这个似乎不可阻挡的现代化过程和由此导致的城市化方面，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领先我们几步。我们倾向于认为，从主要是乡村与农耕社会向主要是城市与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出现。但事实也可能不是这样。[1]在这一案例中，正如其他多数案例一样，只有社会与文明的历史才能指引我们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帮助我们知道什么将会发生。
我们看待城市时被迫怀有一种奇特的想法：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人类历史的“城市阶段”。城市已经成为那些西方社会、日本以及全球其他高度现代化地区人们的标准环境。在一系列学术标签下的城市研究正在努力寻求它的科学地位。在当今世界，对我们大多数人将在其中度过一生主要时间的城市世界加深理解，是一种广泛而迫切的需求。我并不认为自己是那些在城市研究中忙于发现新事实的科学家之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仅仅是我作为历史学家的兴趣。这种兴趣最初发端于对中国一些城市的实地考察，以及其作为无尽财富和有趣生活之环境的迷恋。然而，当我由兴趣转向中国那些未充分利用的文献资料和那些关于城市生活比较研究的新科学论著时，我认识到，对中国城市历史的研究是理解中国的关键要素之一，也在总体上对城市生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案例蕴含着大量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和我们通常所遇到的关于城市的概括并不相符。确实，历史学——倔强地，一些社会科学家会这样说——寻求理解所有在一定意义上的独特的事实和事件。但是历史学家也在历史中探寻模式和普遍化，他们也必须考察所有关于人类经验的一般性论述应用于其所研究的具体事物时是否依然有效。如果城市研究这门正在兴起的学科想要被认可，它将要建立的一般性论述将不得不考虑中国情况，不管它是反常还是正常，难以解释或不难以解释。这或许是试图对历史中的中国城市有更多了解的一个原因。
然而，中国城市的历史与我们城市的历史不仅仅是不同。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不管西方的经验看上去似乎多么具有普遍影响力，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模式并不是人类经验的典型特征。世界上其余部分，尤其是中国，并不一定要顺着我们在城市发展中已经走过的路去走，甚至也没有必要用和我们相同的手段去发展。纵观历史，不是我们的城市经验，而是中国的城市经验，被认为是规模最大、最长久以及最早达到城市发展的某种先进的虽然是前工业化的水平。最近一项关于历史上中国和日本城市的比较研究向我们提供了这种估算，从新石器时代人类建造城市开始直到1800年，那些住在城市中的人类大约40%是中国人。[2]这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所有人类积累起来的城市生活经验大约有一半是由中国人所积累的。很幸运，他们保存着关于这些经验的非凡记录。剩下来的那一半，或者稍微更多点的人类城市经验，分布在其他或存或亡的拥有城市的文明之中。从人类城市经验的广泛性与多样性来说，包括建筑城市、统治城市、定居于城市以及城市与社会其他方面的联系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的经验占同类经验的最大比重。如果对任何相关的信息，即使是微小和反常的，没有一定的认知，对城市生活的概括从科学性上来讲会有缺陷。当这些概括在形成时没能考虑到中国历史能够提供给我们如此广阔的材料时，从实践上来说，这些概括将会变得更加有缺陷。[3](www.xing528.com)
一种关于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城市的普遍观点是，这些城市必须作为一个有序的实体拥有独立的法律和政治地位，只有这样，它们才会被认为是城市。同样，我们往往假定城市居民是一个具有自觉的城市意识、能够自我延续的团体，这个团体作为社会的一部分，需要具有一种作为都市人的特殊身份，并且要求具有能够使他们区别开来，或至少与那些居住在城市外的公民区别开来的姿态。长期以来，城市被视作一种环境，以至于它成为欧洲历史的一条公理——这条公理尤其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展，并被他们赋予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工具性角色。同样，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还有一条也成为多数欧洲历史的普遍公理——即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通常处于一种敌对关系中。[4]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城市展现给我的是一种显著的不同。很明显，中国城市并不是一个法人实体（corporate entities），并且没有那种组织化的特征，而这些特征让欧洲城市在法律和政治上能够独立起来。然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心理、社会以及物质方面，城市和乡村之间有着很明显的连续性。在整个历史中，中国人对乡村生活的价值有一种基本的坚持。与西方有时相当模糊与柔情的乡村想象相比，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对乡村生活价值的坚持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更加纠缠。此时我头脑中的比较是伴随着英国绅士的生活方式或卢梭对乡村的浪漫化等等出现的。中国人对乡村的认同并不属于那种情调；它对于历史来说更加强烈、更为普遍、更具重要性。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中国人创建众多巨大的城市，也不能阻止这些城市对社会生活发挥可能更为核心的功能。与任何中国社会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性相比，城市地区的整合功能对理解中国历史进程会重要得多。
尽管中国城市经常因其高大的城墙而显得异常，但在中国城市内却通常包含乡村生活和农业活动。同时，城市的建成区和城市功能往往延伸到了城墙之外。这种情况对那些巨大的相对稳定的城市也同样真实，比如苏州。在苏州，一千年来一直存在城墙之外的城市区域，至少在最近的五百年中，这些城墙外的城市区域可能占整个苏州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在那些更小、迅速成长的城市也同样如此，如松江（上海的西南），自晚明以来，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人口似乎居住在城墙之外。对那些以前很大但最近两个世纪的经历衰落的城市也同样真实，如扬州，城墙内的广阔区域已经退回到农耕用途，但两个主城门之外的城市建成区仍然保持稳定，或者继续增长。由于缺乏拥有管辖边界的市政府（municipal governments），除了城墙，中国城市没有正式的边界。因此，对那些研究中国城市并期望在中国城市中找到一些不同事物的西方学生来说，城墙既可以是城市形态中最重要的物质特征，也可以是在城市组织化生活中不具意义的事物，就像其至多不过是城市生活在社会心理上的一种模棱两可的象征一样。这揭示出我们主题的真正重要性：从组织特征、功能和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因素来说，有历史的中国城市，即便其历史不是很久远，拥有一些独特的品质，并能使其他地方的现代人产生兴趣。中国人对城市的独特感受也让我们注意到城市人的另一种可能性。纯粹站在人文学科的立场上，这些知识一定能够拓宽我们关于人类是怎样的、我们是怎样的认识。在所有能推动人们去求知的各种奇怪理由中，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为了能够更具体和有针对性地探讨中国最近一千年的城市历史，同时为了揭示这一主题中一些更深的意涵，我们在这里集中以苏州作为历史个案来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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