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会史名篇精读》第八章《发展瓶颈》导读

第八章《发展瓶颈》是全书最能体现其自觉批判思维、多元观察视角与娴熟历史学技艺的一章。作者在《绪论》中深入批判了传统唐宋城市史研究中带有明显目的论特性的单向发展范式，并进一步反思“都在不断‘强化范式’的时候，我们主动停下来，想一想是否可能存在不一样的观察路径”。^[16]著名经济史学者赵冈从“宏观角度”讨论中国历史上城市发展过程的思考恰好给作者以启发。赵冈指出：“研究一个国家城市化的过程与速度，应该注意到促成城市化的动力以及这种运动所遭遇的制约因素。”包伟民认为，这“为我们分析唐宋间城市显著发展的历史，指出了比单向的发展范式更多的可能性”。^[17]沿着“城市化运动所遭遇的制约因素”的路径去研究宋代城市史，“既是我们在重构史实时不断精致深化的有效途径，更是检验旧说的合适视角”^[18]；不仅可以在学界以往的共同倾向——主要从各不同侧面论证宋代城市发展——之旁另发新枝，关注“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有碍于其进一步发展的新问题”，而且能够契合数十年来人类对工业化以来社会进步过程的反思，“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具有双面性的，我们从社会进步获益的同时，也必须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19]

那么，如何具体展开“城市化运动所遭遇的制约因素”的研究路径呢？作者首先从城市学或城市史学的一般性认识入手，“城市生活是不同于乡村生活的一种居住方式，城市的发展意味着人口在某一特定地区的高密度聚集。由于人类的生活需要消耗相应的资源，因此人口的高度聚集必将在许多方面，如物资供应、社会组织、建筑构成、卫生防疫、公共安全等，带来传统社会之所未曾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进而指出，无论就中国中古社会的实态还是当代城市学研究的理论而言，这些新问题中既有推进城市进步的正面作用，更有制约城市进步的负面影响甚至弊病。而恰好到宋代，研究这些负面的新问题的两个前提：都市的发展水准与相关的传世文献都基本具备。由此道明在资料可能的前提下，本章主要从人口密度、生活物资供应与卫生管理、消防安全（火灾）等方面探讨宋代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主体的三节亦由这三个方面依次展开。其中以第一节最为精彩。

第一节“城市人口密度蠡测”。诚如作者在《绪论》所言，“从唐到宋，城居人口究竟达到多大的规模，这是讨论当时城市发展水平的核心内容，因此是所有研究者都必须回答的问题”。^[20]但既有学者的研究及其结论，歧异互见。包伟民在《绪论》中深刻剖析，正是由于学者对唐宋城市发展总体水平的认识不同，“每个人‘希望值’的差异导致他们在解读文献时所取之‘偏差值’也常常有很大出入”。他严厉批判了学者为举例子证实当时城市的发展现象，将许多文学性描述引为信史的情形。但相当数量的文献记载偏于较夸饰的“十百万”“千万家”等文学性描述。如何处理这类史料？作者在本书第六章转换视角，从宋代人口实际所拥有的人口数量转向对当时文人士大夫意念中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认识，即“意象”的角度，进行了精妙解读。他依照第一章经过整理分析后的分类标准，将宋代文人士大夫笔下的城市分为京城、区域中心城市和州军城市、县邑城市及镇市，经过解读发现，“总体看来，不同行政层级的城市，其实际人口规模与时人的意象，至少在类型上大体还是相应的……当时行政城市等级架构与它们的经济地位，在总体上是相吻合的”。^[21]这完全映照了第一章的主要结论，“两宋各地城市的发展水准与它们的行政地位，基本是匹配的”。^[22]

但作者在这节开头部分，并未依照宋代城市的行政划分去描述不同层级城市的发展水准，而是荡开一笔写道：“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发展的差异颇大，宋代城市的发展水准也是如此”。更有意思的是，他选取的数个区域城市的案例，北宋京师四辅之一郑州、陕西重镇延州、河东宁化军、苏州吴江县、南宋汀州上杭县及淮南，无一例外都是城市规模绝小。不仅如此，他证明郑州、延州城市小的史料都是来自文学性描述色彩较强的庄绰的《上川陕驿路纪事诗》。作者如此处理，在笔者看来，实际暗示不管是选取宋代何种地域的州县，都可能无法推算出相应行政层级的城市人口密度。而且表明，他对宋代城市发展总体水平的认识是偏保守的。当然，后面的推断证实这种认识应该是更符合实际的。由此，作者仅选取人口记载较多、行政地位和城市发展水准都最高的北宋京城开封府与南宋行都临安府来说明当时都市人口高度聚集的情况。

他先是交替运用描写开封府城区拥挤的文学性材料及其城区不断扩大的过程，描述北宋时期开封城人口的高度聚集，然后着重推测其人口密度的指标。利用开封宋城的考古实测数据，并结合《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包伟民估算出北宋开封城宫城面积0．393 3平方公里、内城8．336平方公里、外城约53平方公里。人口数则主要依据天禧五年（1021）新旧城十厢人吏约97 750户，以户均5口折算，得488 750口；再加上宫城人口及未登录当地户籍的军队与各类流动人口，按占总数20%计，估计当时开封新旧城城区人口大约58万。除以53平方公里，计算出人口密度为10 943人／平方公里。由此估算出北宋后期开封城的人口密度约为12 000—13 000人／平方公里。无论是人口总数还是人口密度，都比之前学者估计的低得多。^[23]

其对南宋临安府人口密度的分析亦依循上述流程，先描述后推算。但因为《咸淳临安志》所载南宋乾道（1165—1173）、淳祐（1241—1252）、咸淳（1265—1274）三个时期临安府依郭县钱塘、仁和二县主客户数还包括不属于城郭的24乡的农户数，而这24乡平均户数难以统计，计算过程更为复杂。他依据此前对唐宋乡制的整体研究指出，由唐入宋，呈现出乡数并省，乡均户数增加，不复一乡500户旧规的总趋势。而唐元和（806—820）及北宋太平兴国（976—984）、元丰年间（1078—1085）三个时期杭州（临安府）与钱塘、仁和二县的乡数及杭州（临安府）的乡均户数完全符合这一趋势。因主要计算二县的24乡的农户数，作者便选取二县之外的临安府其他7个属县，根据《咸淳临安志》所载计算出7县的乡均户数为2 781户。然后按宁失之高、务失之低的原则，取总数30%为各县城区的人户数，得7县乡均最低1 946户。^[24]如此，钱塘、仁和二县的24乡取更低的每乡1 900户，得45 600户，算出咸淳年间临安府城最高当为140 730户，703 650口。再据乾道、淳祐、咸淳二县主客户数增长比，估出临安城人口乾道年间约40万，淳祐年间45万。

咸淳年间70万人口中实际还有居住在临安城外的郊厢人口。在比较嘉定十一年（1218）郑湜为城南厢所作《厅壁记》中“南厢四十万，视北厢为倍”和楼钥《直密阁知扬州薛公行状》中乾道年间“南厢户口十四万”后，推断楼钥所记的“十四万”更为可信，估计出嘉定中南、北厢合计人口约20万。拿年代相近的淳祐年间城区约40万的总人数相减，得城区人口约为25万；再加上20%的其他人口，估计出当时临安城区人口大约32万。这一数值明显也远低于之前学者的估算。^[25]南宋临安城的面积则按照长宽和方格两种方式共同测算，取最大值约为15平方公里。^[26]由此估算出淳祐年间临安城的人口密度在2．1万人／平方公里，咸淳年间则可能达到3．5万人／平方公里。

那又如何评估如此推算所得的北宋开封府、南宋临安府的人口密度指标呢？作者再次显示出其妙用描述性材料和计量分析的技艺。他先是轻松例举，使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宋高宗行祭天之礼因临安街道过狭而废弃旧制和周煇《清波别志》中对两京街道和帝王出行仪式的耳闻观感，证实南宋临安府人口密度较北宋开封府为高。紧接着将两宋都城的人口密度与现代城市人口进行比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期的两宋时期，以单层或双层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开封府与临安府城区，其人口密度超过以多层钢筋水泥建筑为主的现代都市市区数倍，相比现代人口尤为众多的一些都市，差距也有限。”实际上如果以推算所得的咸淳年间临安府3．5万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都已经超过2001年全世界最高的上海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这样一比较，就能体会到尽管使用较严密的计算方法，依照最低的标准估算北宋开封府与南宋临安府的城市人口密度，但结果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面对这样的结果，包伟民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前文提出的北宋开封府与南宋临安府两个城区的人口密度，当然只是约数，目的在于对此两城人口众多、拥挤不堪的情形给出一个直观指示，并不能引以为精确的统计数据”。换言之，尽管从研究方法上，统计材料的计量分析比描述性材料的举例引证更加“科学”，但统计材料背后的信息常常缺失，“无法深入探究他们的统计口径”^[27]，计量所得的数据也不一定精确，而描述性材料又常常占绝大多数，两种研究方法实际不可偏废。这或许是作者同时利用两种材料、运用两种研究方法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不过这两个数据也相当明确地提示着我们，在估算两宋城市人口数据时应该保持冷静客观，如果为了凸显当时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一味过高地推断其人口规模，就有可能使得宋代的城市居民因过度拥挤而难以度日”。也就是说，他以较具体的数据明确证实，单向的发展范式造成之前学者们对唐宋城市发展总体水平的认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既然宋代城市的人口规模比人们想象的要低得多，那么都城的人口高密度聚集是否绝无仅有呢？作者显然不同意，而是认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指出，“随着两宋时期城市的不断扩张，尤其是经济发达区域中心，一些城市经济文化繁荣，万众聚集，人口密集较前大为提高，文献中有一些描述性反映”；他还接连举出描述南宋建康府句容县城、明州城、台州城等城内拥挤、建筑密集甚至侵占街衢河道的文字材料，以说明到南宋，“为数不少的城市已经出现人口过度聚集的问题”。

回顾整节的行文过程，开头以描述性材料给人营造出宋代不同区域的城市规模大多绝小的印象，为全节定下冷静客观的基调；中段交互使用描述性材料的举例引证与统计材料的计量分析层层推进，阐明北宋开封府与南宋临安府城市超乎想象的人口高密度，有力论证其采取“保守”的态度估算宋代城市人口规模的可靠性；最后又例举描述性材料，揭明南宋经济发达的区域中心，一定范围内也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聚集的现象。这不仅能让读者体会到作者对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与自觉批判，更能体味到其对研究材料的了然于胸与剪裁得法。

第二节“城市物资供应与卫生管理”。此节主要从城市土地同粮食、薪柴燃料、菜蔬鱼肉、水源等城市居民物资供应，和公共卫生、空气污染、生活污水、疫疾等卫生问题及其管理两方面，阐释宋代城市人口高度密集带来的新问题。其中，对城市粮食供应和疫疾问题的分析颇值得称道。

作者在《绪论》中就已经提出疑问：“在不具备现代交通、卫生防疫、物资供应等等技术手段与经济条件之前，城市日常管理如何维持呢？”尤其是粮食问题，“如果宋代城市人口的确达到了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甚至三十，当时的农业生产是否有能力供应足够的商品粮，包括生产与运输？如果将它落实到具体的历史区域，问题可能更加复杂。试想，若按每人日均消费粮食一升半计，则每年消费约五石，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就需年均消费粮食五百万石”。作者还指出：“北宋时期，专制政府动员全国行政资源，花费巨额运费，从东南六路向京师开封运送漕粮，年额最高不过六百万石，因此东南漕粮主要只能供开封地区消费，无法再转送西北沿边。其他地区那些号称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它们的行政资源与经济资源远远无法与开封相比，如果其人口规模不误，那么每个城市至少年均消费二三十万石粮食，这些粮食从哪里、如何来供应呢？南宋中后期各地城市居民粮食供应困难的记载，在史籍中明显增多，是否即为赵冈所论‘制约因素’的具体表现？”^[28]如果说第八章第一节从城市人口聚集的密度力证此前学者估算宋代城市人口规模过高的话，那么《绪论》中实际早已从人口聚集引发的粮食供应问题上提出挑战。而在第八章第二节，作者着重通过例证的方法归纳出两宋京师和地方州军为保证城市军民的粮食供应而采取的解决之道。如北宋首都开封府主要通过从江淮调发漕粮，南宋临安府则就近调发上供粮食，到中后期还不得不在平江府增设百万仓。兴建各类粮仓也成为南宋时期地方州军赈济城市居民的重要措施。但因粮食供应有限，地方官府常常“苦于贵籴”。而“从文献可见，‘苦于贵籴’是当时一个经常性的话题，商品粮供应不足已成了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因此，尤其到南宋，各地以行政权力阻止商品粮输出的遏籴之风‘今日尤甚’”。^[29]地方官府深度介入城市粮食供应的相同或相反举措，正说明商品粮问题已构成宋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瓶颈。

而在处理城市疫疾问题上，作者不仅袭用例证的方法描述宋代城市的疫疾惨状及地方官员的救治之方，而且运用统计的方法，从现存文献中钩稽出992—1127年北宋开封府10次、1146—1276年南宋临安府14次疫情，制成宋代两京疫情表。^[30]表格直观显示，南宋临安的疫情远比北宋开封严重。个中原因“也许正是临安城人口比开封城更为密集所造成的”。疫情反过来制约城市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大疫’‘民多疫死’‘禁旅多死’之类的记载，想象疫病横行对当时城市生活的影响”。^[31]与之相提并论的严重问题便是第三节“火灾”中着重讨论的城市频发的火灾。

第三节“火灾”。作者在第二节讨论宋代城市居民生活物资供应时，已经指出，“时人称唐代长安城‘百物皆贵’，已经反映了当时由于供应不足造成的物价上涨现象，两宋时尤甚”。^[32]但因为史料太少，并未进行具体的唐宋比较。而在分析宋代城市火灾问题时，这种比较成为重要方法。作者先是援引颜真卿、权德舆、柳宗元等唐人文集中的材料说明唐代已有不少城市发生火灾，然后据《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一》统计出唐代烧毁民舍超过万家的火灾仅见两次。与之相比，“宋代火灾的规模显然就超乎古人了”。作者分都城和州军县（笔者注：原文作“州军”，但因已举及处州青田县，故改为“州军县”更为妥当）两个行政级别展开。其中北宋开封府与岳州、建安军、温州及南宋温州、太平州、合州、成都、处州青田县都是举例引证法，而南宋临安府则是采用第二节处理城市疫疾问题使用的数据统计法。其拾掇史料，共统计到临安府从绍兴元年（1131）至德祐元年（1275）建都近150年间，共发生46次较大的火灾，其惨烈程度，可称两宋城市火灾之最。如此，两宋时期城市火灾为害显然甚于前代，“其主要原因自然是如前文所述城市众生聚居，密度过高所致”。^[33]但这一笼统的解释，作者似乎并不满意。他搜罗到“宋人对此就有清楚的认识”的相关记载，发现尚可从唐宋城市的比较中分两方面论说。

其一，关于城市建筑布局。一般认为，唐宋城市之间的重要变化便是坊墙的废弃。坊墙能形成一道自然的防火屏障，“这大概是唐代都城长安未见有如宋代都城那样严重火灾的重要原因”。但作者一直怀疑，“在许多州县连城墙都未能完备的前提下，唐代城市的坊墙是否确如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普遍”。而前面征引的唐人文集与《旧唐书》中有关火灾的记载，基本都反映了当时南方州城火灾之烈。因此，包伟民估计，宋代以前城市完整的坊墙建筑，大体是在以北方为主的都府等主要城市中存在。到宋代，随着所有城市坊墙的倒塌，火灾随之为孽，“所以宋人开始强调要在城市中开火墙以防火势蔓延”。最后他还不忘这种城市的南北地域差别：“当然相对而言，北方城市的建筑密度要低一些，灾情也比南方城市为轻。”如果我们稍加注意便会发现，作者搜罗到的宋人强调要在城市中开火墙的史料实际只有《宋会要辑稿·方域》和周必大文集等。但因为其注意到唐宋城市的南北地域差别、都府与州县的行政差别，所以能够从城市火灾这一点解决自己对唐代坊墙制度普及度的怀疑，进而呈现唐宋城市建筑布局变化的多元实态。

其二，关于城市建筑用材。唐宋之际，城市建筑用材水准改善，砖瓦逐步取代茅檐草屋的趋势明显。作者先比较唐宋地方官员劝谕居民建造砖瓦房屋以控制火灾的案例，发现唐代虽有但记载不多，宋代火政已成为州县政府首务，“陶瓦覆屋，以宁室居”被列为地方官为民兴利的重要内容。本书第五章《市政建设》第二节即以“陶瓦覆屋，以宁室居”为题，用大量事例证实两宋城市城区砖瓦建筑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同时也指出，城市砖瓦建筑的比例虽比农村为高，但仍以茅屋为主，南宋时期江南地区一般州军城市瓦屋占三四成、茅屋有六七成的发展水平。因此，尽管宋代较唐代城市的砖瓦建筑显著增加，但建筑材料仍以草木为主，在宋代城市人口增长的情形下，火灾造成的损失就更为严重。见诸存世文献的话，就是“关于唐代城市火灾损毁民居超过玩家的仅见两次，到了宋代，不仅超过万家，即如超过十万家的记载也已不止一次”。^[34]这种从火灾的角度出发看待唐宋城市建筑材料的变化，既肯定宋代城市建筑材料的发展，但又不过高估计其普及程度，与从火灾的角度出发看待唐宋城市建筑布局的变化如出一辙，都体现出作者自觉的批判思维、多元的观察视角与娴熟的历史学技艺。

可以说，《宋代城市研究》一书在继承和吸收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娴熟的历史学技艺挖掘剪裁史料、多元的观察视角分析解读史料，自觉运用批判思维，对宋代城市史的诸多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对迄今为止的唐宋城市历史研究范式进行了深刻反思，对占据“主旋律”地位的“发展”模式发出了正面挑战。诚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果仅仅关心城市持续发展的史实，自觉地集中、放大那些有助于证实“发展”的历史现象，就必然会忽视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复杂和曲折，落入成说的窠臼。本书的讨论从许多方面都在提醒或警告，观察两宋时期城市历史演进过程，应该避免过分强化范式，避免观察视角的单一化与绝对化；需要究心于历史的连续性问题，重视历史演变的前后承袭关系，而不是单纯地放大历史的“裂变”或“转折”。

【注释】

[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十余篇综述性专文谈及唐宋城市学术史，较全面归纳的综述参见宁欣、陈涛的《唐宋城市社会变革研究的缘起与历程》，收入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3—357页。该文曾以《“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基于“唐宋变革论”的考察》为题，刊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复在删节后以《唐宋城市社会变革研究的缘起与思考》为题，载于《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该《绪论》亦先以《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为题，发表于《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

[3]参见加藤繁《支那経済史考証》上卷（東京：東洋文庫，1952年）、下卷（東京：東洋文庫，1953年）。中译本见加藤繁著《支那经济史考证》，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其中上卷收录的唐宋城市史研究论文有《宋代都市的发展》，第239—277页；《唐宋时代的市》，第278—303页；《关于唐宋的草市》，第304—309页；《唐宋时代的草市及期发展》，第310—336页；《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第337—369页；《柜坊考》，第395—412页等。

[4]［日］斯波义信：《宋代商業史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68年。中文版见斯波义信著《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

[5]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载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上卷，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481—583页。

[6]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之《绪论》，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11页。

[7]［法］谢和耐（Jacques Gernet）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刘东中译本的底本系H．M．Wright 1962年英译本。

[8]［日］斯波义信著：《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第1页。(www.xing528.com)

[9]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10]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漆侠：《宋代经济史研究》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1]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之《绪论》，第29—31页。

[12]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结语，第393页。

[13]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结语，第392页。

[14]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四章，第270—271页。

[15]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七章，第352—353页。

[16]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绪论，第40页。

[17]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绪论，第40页。

[18]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绪论，第41页。

[19]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八章，第354页。

[20]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绪论，第35页。

[21]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六章，第322—323页。

[22]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一章，第98页。

[23]其他学者估计的开封城人口总数都在100万人以上，参见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六章，第304—305页。

[24]南宋鼎盛时期的30%城市化率为斯波义信的估计，其他学者的估计基本都在10%—20%之间，可参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前言第35页注①，第六章前言第305—306页注⑩。尽管包伟民对南宋30%城市化率有所怀疑，但此处却活用这一数值以求各县最低的乡均户数，可谓妙手。

[25]其他学者的估计则都在40万以上，甚至城厢总人数近250万，参见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六章，第304—305页。

[26]临安府虽是南宋的行都，其城墙范围却是吴越国时期确定的，因此其城市规模排在苏州之下，仅比南方的路治城市和两浙路的州治城市略大，不及北宋开封府那么突出。参见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一章，第72—76页。

[27]有关对统计材料的反思，可参见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六章，第307页。

[28]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绪论，第40—41页。

[29]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八章，第371页。

[30]值得注意的是，所统计的南宋临安府14次疫情除亡国前数年的1276年外，其余13起集中在1146至1211年的60多年间，基本10年一个周期；1195—1197、1209—1211年更是连年大疫。但1212—1275年60多年间却没有一起，到底是资料缺失还是城市防疫技术提高等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这也说明，单一的统计方法并不足以揭示宋代城市发展的复杂问题。

[31]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八章，第381页。

[32]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八章，第368—369页。

[33]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八章，第387页。

[34]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八章，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