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宋城市社会史的学术研究与批判

正如作者所说，经常回顾学术的发展过程，自觉反思研究方法，对维持学术质量和深化认识尤为重要。《宋代城市研究》一书即在开篇之《绪论：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以下简称《绪论》）^[2]中，持一种反思的批判态度，对唐宋城市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综合分析——归纳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展开、研究深入的一些具体表现，解析推动学术进步的动因和路径；接着对近年来这一领域一些代表性的论点与它们的研究方法，提出批判性的反思意见；最后对此后城市史研究展开的可行路径，提出希望和建议。

《绪论》首先梳理唐宋城市史研究的“阶段特征与发展趋势”。一般认为，关于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最早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轫于日本东洋史学界。作者也将50年代以前视为唐宋史研究的奠基期，特别对加藤繁先生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加藤氏是坊制与市制、城市市场、乡村草市、柜坊仓库、商业组织、货币形态等众多唐宋城市史专题领域的开拓者。^[3]此外，当时一些代表性学者也都从不同的议题入手参与了讨论，例如曾我部静雄关于宋代货币与城市经济、青山定雄关于城市交通、日野开三郎关于唐宋时期农村市场、宫崎市定关于城市商业等的研究，都具有引领学术走向的意义。

《绪论》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叶视为唐宋城市史研究的拓展阶段，其中代表性研究如斯波义信在代表作《宋代商业史研究》中从个体和群体两方面对城市市场的深入梳理^[4]，以及梁庚尧关于宋代城市与农村分离问题的研究等。^[5]该阶段是拓展议题、深化史实的时代。同时期，对唐宋时期一些中心城市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理清了基本思路。

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唐宋城市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研究议题明显拓宽，学术观点多样化，一些新的观察取向开始形成，等等。《绪论》将80年代以来该领域的学术进步与研究深化的表现进行了总结：其一，讨论对象的地域视野大为扩宽，从前期聚焦于都城与少数区域中心城市，扩大到一般州县城市，尤其是从行政郡邑延伸到农村地区的草市镇；其二，讨论对象从早先的基本局限于个体城市，局限于城市作为一个聚落的本身，拓展到城市的群体，即对不同层级、不同区位的城市的综合研究；其三，除历来研究突出的长安、洛阳、开封、临安等几个唐宋时期的都城之外，其他个体郡邑城市如扬州、苏州、明州、广州、成都等，相关研究都成绩斐然。^[6]

在一些传统议题的讨论趋于深化、细化，以及对旧说有所扬弃的同时，许多新议题得到拓展，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绪论》一并指出研究者的研究兴趣扩展至城市地域结构、城市“空间”、城市人口、城市经济、城市文化等问题，从政治到经济，从人群到文化，越来越凸显城市史作为综合性研究议题的特点，而且其中不乏一些相当引人注目的研究，展示了学术更新的魅力。

在条梳了近一个世纪学术进程的基础上，《绪论》从“研究方法与扩张维力”方面，阐发了推动城市史研究的动力发展过程。史学研究必然受社会思潮发展趋势的影响和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术界出于对自身文明发展过程的反思，同时反思自己关于东方文明的看法，才开始逐步认识到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不断演进的事实。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关于唐宋之间的历史演进，随着当时社会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显著进步的史实不断被确认，一种与旧说反其道而行之的新的思想趋势遂逐步形成，那就是不断强调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作者从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研究谈起，指出谢氏以研究宋代“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出发展”，力图纠正中华文明静止的“错觉”。^[7]之后，日本学者斯波义信认为唐宋间“商业的繁荣”乃至“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是“周知的历史事实”。^[8]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9]、中国学者漆侠^[10]等都将宋代城市的发展作为论说宋代经济、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论据。即便到了90年代，唐宋城市的发展依然作为内藤湖南等人提出的“唐宋转折”说的最有力论据，至今在学界有影响。

从研究方法层面而言，推动唐宋城市史研究不断深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近数十年来社会史学术思潮的兴起，推动学者去观察城市社会变迁的有关内容；一些比较契合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引用，如为学者耳熟能详的地理学对城市地域结构的影响，等等。(www.xing528.com)

然欲维持学术研究的品质，时常自觉地反思尤为重要。故《绪论》以“范式强化与概念纠葛”为目，指出唐宋城市研究面临的一些困惑与难题。史学研究是一个史实重构与现象解释（概念演绎）并重的过程，这也是评判学术进步与否的主要标尺。在作者看来，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的演进也展示了史学研究能否将二者并重这一特有难题。

一方面，研究者或因拙于从归纳史实来演绎概念，因此常常不得不生硬地套用前人既有的范式，以致将本来是针对特定历史现象所提出的具有明显界定的命题泛化与扩大化，造成范式过度强化的现象。

《绪论》中便以若干例证来诠释“范式强化”的表现，伊懋可的宋代“城市革命”说之影响为显例之一。作者分析伊氏所说的“高水准平衡陷阱”之由来，以及“城市革命”说在其推论结构中的作用，即“只不过是对宋代城市发展的一种定量描述而已”；而且，伊氏主要是以日本学者所重构的唐宋城市发展的研究为依据。数年后引用伊懋可宋代“城市革命”论的施坚雅，在他看来，其研究目的也并不是针对唐宋时期的城市，不过是为其清朝末年的城市研究作一铺垫而已。然而，“城市革命”的概念却被中国的一些学者反复征引，不断抬升，最终被誉为具有“说服力”之“理论”，以迎合主导唐宋城市史研究的“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停留在一般描述性词汇的层面来使用某些概念，导致概念的泛化。例如宋代出现“城市化”之论断。“城市化”是在现代化研究中被提出的概念，虽然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侧面对“城市化”的概念下过定义，如人口学对城市化的理解是指“人口城市化”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等，但是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城市化”的本质系指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化，它是在近代社会转轨中才产生的现象，具有它的特指性与明确的历史规定性。不过，这样一个概念被提出后，仍然产生了泛化的现象，即抽取了它应该特指的社会现象，而泛化成一个一般的描述性词汇。就像在某些唐宋城市史的研究中，“城市化”只是陈说关于城市逐步发展的一般情形和过程，并没有揭示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关键内容，也就无助于深化历史认识。^[11]

从学术概念的泛化，《绪论》又引出学术概念异化的讨论，有所谓“概念纠葛”的问题。作者指出，诸如公共空间、市民文化、城市网络、开放结构等一些唐宋城市史研究领域比较常见的概念，其实都不是可以简单移用的。一些异域概念不当移用的后果——最不利于学术讨论的地方，或许在于分析问题的思路会受到异域历史经验的影响。如以“市民文化”这一概念为例，尽管研究者在讨论唐宋时期的“市民文化”时，也曾相当清醒地意识到它与西欧历史之间的差异，分辨概念的定义；但当实际展开讨论时，他们又会从中国史籍记载中去参照找到所谓“自治和自由”这些欧洲“市民文化”的特征，显示出在观察历史时的一种明显的目的论特性。

《绪论》同时也论及唐宋城市史研究在一些“技术性”层面存在的困惑与难题。史学研究经历表明，传统中国存世的历史文献，绝大多数为文人士大夫的描述性文字；而史实重构也大多只能依仗于征引描述性文字的“举例子”的方式来完成，其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例子”具有多少典型意义，所以在“例子”的取舍与解读上，对史学研究者的智力提出严峻的挑战。在唐宋城市史研究上，相关存世文献绝大多数出于文人士大夫之手，它们对都邑城镇市井生活的记述，在号称汗牛充栋的史籍中仅占极少比例；再者，许多记载又具有明显的文学夸张性与不确定性，所以在如何重构史实方面，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以解读城市人口资料作为典型案例，《绪论》表明了考订城市人口规模方面的陷阱，为研究者提出警醒。

简言之，经过近大半个世纪的学术积累，唐宋城市研究已经构建出一些规范性的认识，其中主要倾向是强调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城市不断发展的史实，《宋代城市研究》一书称之为“发展范式”。但是，范式逐渐深刻的过程，也可能是其僵化的过程。作为唐宋城市史研究“主旋律”的“发展”模式，虽然为唐宋间城市发展提供了论据，但这一单向思维路径，也给研究的进步加上了各种限制，和史实拉开了距离。因而，在唐宋城市史研究领域中，有必要对一些旧说进行检验及再探讨，对一些细节再做深入观察。同时，更多地利用新近的考古资料，展开充分的个案研究，在这些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作实证式的归纳，从而提高对唐宋城市全局的认识。这也是作者在进行了“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之后提出的希望和目标，也是他在这本书试图达致的目标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