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区人口高度聚集，密度过高，必然会给城市生活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物资供应与卫生管理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方面。
物资供应首要的是城市土地供应，前人多所论及的宋代城区扩展问题[40]，反映的就是由于城区人口过于密集的一个结果。由此所带来的城区地价过高问题，值得关注。宋代城市中管理官有土地的楼店务的高额岁课，就反映了当时城市土地租赁的地租收入。地价过高对商业经营与居民的生活都有影响，显德二年（955）周世宗所颁开封筑外城诏，就指出由于城区狭小，“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亿兆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41]在开封府，“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42]，“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43]由于房租太贵，这些达官贵人有时也要叫苦。欧阳修就有诗：“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44]因此王禹偁（954—1001）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其来旧矣。”“非勋戚世家，居无隙地。”[45]一般贫民下户，就更不易拥有房产了，只能租赁简陋屋舍栖身。从前述当时城区人口密集的程度看，一般民众的居处必当极其拥挤。
土地之外，城市居民生活的各类物资都得由外部供应。时人称唐代长安城“百物皆贵”[46]，已经反映了当时由于供应不足造成的物价上涨现象，两宋时尤甚。北宋韩琦（1008—1075）就说：细民一家数口，其在田野时，伐薪汲水，悉便其用。迁入城寨后，则烧柴用水，“亦须市买”。[47]南宋建康府“军民杂处，舟车辐凑，米麦薪炭醝茗之属，民间日用所须者，悉资客贩”。[48]临安府民谚：“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49]，说明了当时城市须由外部供应生活资料的主要内容，其中尤以粮食为重要。
北宋建都开封，就是利用了开封处于南北水运中心的地理优势。北宋曾任三司使、主持国计的张方平（1007—1091）说：“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50]外部粮食的输入，是开封作为京城得以维持的首要前提。因此宋初每年初春调发民夫开浚京城漕运河道，宋太祖赵匡胤每至亲自督工，“率以为常”。[51]开宝五年（972）七月，三司上言仓库储粮止够吃到明年二月，请将驻军调到外地就食，并尽数调发民船运输江淮漕粮。赵匡胤大怒，差一点斩了权判三司楚昭辅。[52]终北宋一朝，从江淮调发漕粮一直是国之要务，并时常引发朝政的动荡。南宋临安府位于长江三角洲，就近调发上供粮食比开封相对容易，粮食供应略显缓和，但问题一直存在。尤其到南宋后期，宋廷不得不在平江府增设百万仓，增加粮食储备。文献中偶尔留有临安府饥荒的记载，如嘉熙四年（1240），“都城大荒，饥者夺食于路，盗于隐处掠卖人以徼利，市中杀人以卖，日未晡，路无行人”。[53]可以肯定，当有更多的事例未能在史籍中留下痕迹。
地方州军没有都城的特殊地位，城市粮食供应基本就靠在本地筹措了。两宋时期，基于运输技术，粮食还是属于“重滞之物，不可从远处兴贩得来，须本处土地所生，方可计置”。[54]因此除灾荒年份、因粮价奇高可能吸引远地粮商牟利而长途贩运外，当时的商品粮基本限于区域市场范围之内流通。[55]某一特定区域的城市兴盛之否，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当地农业可能提供多少商品粮。通检两宋文献，可以发现，如何保证当地城市的粮食供应，已经成了宋代地方官十分头疼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相关记载较多。北宋前期，张咏（946—1015）出守成都府，曾专门储粮，“至春，籍城中细民，计口给券”。[56]元祐五年（1090），苏轼知杭州，上奏朝廷，投诉两浙转运使叶温叟分配救灾度牒不均，说道：“杭州城内生齿不可胜数……自来土产米谷不多，全仰苏湖常秀等州般运斛斗接济，若数州不熟，即杭州虽十分丰稔，亦不免为饥年。”[57]南宋各地措置兴建各类常平仓、义仓等粮仓，以备灾荒者不少，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粮仓其实都以城市居民为主要赈济对象。宋高宗赵构（1107—1187）就说：“近世拯济，止及城郭市井之内，而乡村之远者，未尝及之。”[58]宝庆元年（1225），理学家真德秀（1178—1235）在知潭州任上，以“春夏之间，郡城居民率苦贵籴”，如外部粮食供应不足，“则市直骤增，平民下户立见狼狈”，模仿当年张咏在成都府的做法，别立专供城市居民的惠民仓。[59]绍定初，潭州知州曾某“尚虑外邑市民，岁当春夏之交，常苦贵籴，脱小不登，将无所于诉”，在其所辖十县全都增建惠民仓。[60]有些地区州军城市规模虽不大，但本地粮食生产有限，邻近地区商品粮供应也不足，城市居民的生机就常有困难。如湖南永州，城区市户不过三千，率多贫弱，常患食粮之艰，“春夏之交，苦于贵籴”。[61]
从文献可见，“苦于贵籴”是当时一个经常性的话题，商品粮供应不足已成了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因此尤其到南宋，各地以行政权力阻止商品粮输出的遏籴之风“近日尤甚”。[62]不仅在灾荒或号称缺粮地区，甚至在号称产粮的地区，例如浙西、江东、江西、湖南诸州郡也屡屡见诸记载，十分普遍。[63]“州县各顾其私，听信城市之民妄言，‘不可放米出界’”。[64]朝廷虽屡诏禁止，若涉及自己的辖区，地方官们将其视作善政，我行我素，却大有人在。
薪柴燃料供应也是当时城市生活所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两宋城市居民燃料主要用木柴，冬天取暖则多用木炭。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木柴消耗过大，周边山林砍伐过甚，不少大城市都存在一定的燃料供应困难。由于薪炭增价，贫民常有冻寒死者。[65]北宋时期，北方有不少地区开始用煤，当时称作石炭。宋廷在开封设有太府寺石炭场，“掌受纳出卖石炭”。[66]北宋后期，一度由市易司垄断开封府的石炭买卖。元符元年（1098）十一月，三省言：“闻访市中石炭价高，冬寒，细民不给。”[67]后来不得不废除官鬻石炭。[68]宋人庄绰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69]可能言过其实，不过由于城市人口聚集，森林资源消耗过甚，改用石炭的确解决了民众生活的一个大问题。北宋前期，薛塾监绛州曲沃县酒税，当地官酒务酿酒所需薪柴由民户供给，由于城外山林资源耗竭，供应薪柴成为民户的沉重负担。薛塾改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赖之”。[70]元丰初苏轼知徐州，派人在徐州西南白土镇之北找到石炭，解决了当地城市居民以及作院兵器制作所需的燃料问题。他作《石炭》诗记述此事：“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䃜万车炭。……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71]欣喜之情跃然纸面。当然，宋代北方地区城市燃料并非全都改用了石炭，大部分仍当使用薪柴作燃料，其对城区周围森林资源的破坏，以及由此引起的城市燃料供应不足问题看来是广泛存在的。
宋代南方未见有广泛使用石炭的记载，陆游说：“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竹炭由巨竹烧成，他在邛州亲见“皆用牛车载以入城”。[72]南宋临安府有“南门柴”之谚，是因为西南山区严、处等州的薪柴都从富春江顺流而下，从南门入城。但都城大量的燃料需求，显然对周围地区森林资源造成了较大压力，“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橛皆偏，芽蘖无复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73]其他州军看来也存在类似问题。南宋后期，徐元杰（？—1246）知饶州，其《与袁右司书》谈到当地应付朝廷征调木材之不易，说：“近年有司科造上供船及和籴船，沿港二三十里间悉童，其山茅苇相望，忽尔薪炭踊直，倍于往时。”沿港二三十里间山林悉童，虽主要是由于造船用材所致，城市采薪必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结果却是“薪炭踊直”，“近市无采樵之地已数年矣”，造成城市燃料供应的困难。[74]北宋沈括（约1032—1096）就已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75]到南宋，问题看来更为严重。
前引临安民谣还提到“东门菜，西门水”。菜指菜蔬鱼肉等副食品供应，人口愈多，所需要供应的数量也就愈多。《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史籍对开封府与临安府的副食品市场有详细的描述。临安府“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都市菜蔬鱼肉供应种类齐全，是官吏富人等移居城市的一个推动力。史籍偶尔可见士大夫居处乡村僻野、抱怨“百物无有”的记载。[76]但由于菜蔬鱼肉等副食品相比于粮食等最为基本的生活资料，可多可少弹性略大，文献中也未见关于副食品供应是否充足影响城市发展的记载，本章暂不展开讨论。
水源是否充足，则为影响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不过傍水建城，自古而然。只是至两宋时期，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要求水源更充沛而已。相比而言，北方城市水源供应问题更为突出。开封城中饮用水源主要靠金水河，大中祥符初，“决金水河为渠，自天波门并皇城，至乾元门，历天街东转，缭太庙，甃以砻甓，树之芳木，车马所度，又累石为梁。间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复东引，由城下水窦入于濠。京师便之”。[77]此后宋廷还专立罪罚之条，禁止居民偷引金水河，破坏水源。[78]宋初开封居民取用官渠之水，须交纳水课，后来废除。[79]杭州（临安）建城前期，位于钱塘江边的江干地区，规模较小。唐大历年间（766—779），李泌（722—789）任杭州刺史，开凿六井，引西湖淡水入城，供居民饮用，城区才向西扩展到西湖边，并奠定了杭州（临安）城区发展的格局。南宋民谚所说的“西门水”，就是指从西门“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给坊市”。宋代城市中都有专门挑担卖干净的饮用水为生的苦力，收入很低。[80]北宋时，有人向孙甫兜售一方砚台，要价三十贯。孙甫问此砚有何异常之处，这么贵？此人答道，此砚石极润，“呵之则水流”。孙甫却并不稀罕，说：“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三钱，买此何用。”[81]可见卖一担水才三文钱。
中国古代人们为了取得较好的水源，多喜欢开凿水井，取用干净的地下水。宋代也是这样。一眼优质水井，常成为人们聚居的中心。不仅在缺水的北方，即使在水源充沛的南方，也是如此。北宋崔立知棣州，“城中池素泻卤，民苦水泉不给。公择衢巷要便之地，为浚百井，而间有甘洌者。众谓公至诚之感，阖郡歌乐之”。[82]熙宁七年（1074），京兆府香城善感禅院新掘一井，“其泉源沸涌，澄然而寒，宜其食也。傍及左右所居之民，往来汲取，养而不穷”，于是请文人专门为之作记文。[83]地名中常见以“甜水”作标志者，往往就表明那里有优质水井。如开封城中即有不少称作“甜水巷”的地名。[84]临安城内六部前则有甜瓜井。[85]嘉兴城中东陵坊也有甜瓜井。[86]因此修缮水井，也被纳入地方官市政管理的内容。景定四年（1263），建康府因城中军营“甃井少，土井多，土堙水浑，汲水不便”，下令各军统领“如甃井浑臭者，即与淘浚；土井崩坏者，即与甃砌；人稠井少去处，即与添凿”。[87]当时在江南地区还形成了开义井做善事的习俗，据说“宋时民家产亡者，必开井，以资冥福”。[88]
与水源密切相关、成为宋代城市发展新问题之一的，是城市的公共卫生管理。两宋城市的公共卫生，像京城这样的大都市看来有相对完备的制度，由厢坊等机构负责。如开封城开淘渠堑等事务，起初由都厢，后由都水监负责。[89]城市的街道清扫等事务，估计也有相关制度规定。[90]开封、临安作为都城，制度当然更为严密。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粪便等，则多作为农田的有机肥料，由专人清理。[91](www.xing528.com)
从现存文献记载看，少数城市可能已经存在空气污染问题。北宋沈括作《戏延州诗》：“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木老，石烟多似洛阳尘。”[92]此诗所说，指延州人用石油，烟大，“墨人衣”，就像洛阳城中多风沙污人衣一样，说明了两地都存在空气污染的情况。司马光也有《都门路》诗，记述开封城风沙蔽日的情形：“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独怜道傍柳，惨澹少颜色。”[93]
问题比较突出的一是城市处居街衢拥挤，前文已有论及；另一则是生活污水的处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从较早时期起就有局部下水道的设置[94]，宋代有所进步。如考古资料表明，临安府太庙两侧设有砖砌的排水沟。今湖北蕲春县西北蕲水南岸罗州故城址，也在城内东南部发现大量方形铺地砖和陶质下水管道等。[95]但往往只是在城市的局部区域，如市场，特定建筑群等，才有一定的地下排水设施。总体而言，及至宋代，并未见整个城区建有下水道系统的。一般城市凡有河道，生活污水基本直接排入河道；没有河道的，估计用渗井。开封府“新旧城为沟注河中，凡二百五十三”。天圣四年（1026），为防止居民丢弃垃圾堵塞水沟，“责吏逻巡，察其慢者”。[96]有时为保证城区的排水畅通，也专令官司检查，禁止权豪覆压占庇水口，以致下水道受阻。[97]临安府的情况估计与此相同。京城为首善之区，制度规定相对严密，“每遇春时，官差人夫监淘在城沟渠”。[98]北宋梅尧臣（1002—1060）曾作《淘渠》诗，描写开封府开淘排水沟，街司只管完成差使，不恤民众生死的情形：“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涂如坏堤。车无行辙马无蹊，遮截门户鸡犬迷。屈曲措足高复低，芒鞋苔滑雨凄凄。老翁夜行无子携，眼昏失脚非有挤。明日寻者尔瘦妻，手提幼女哭嘶嘶。金吾司街务欲齐，不管人死兽颠蹄。”[99]
但一般州军，并无都城的财力物力，无法保证制度化地及时疏通下水道。如南宋吉州城中沟渠，嘉熙（1237—1240）末年知州林某曾经组织疏通，卫生状况改善。后来就未能经常疏通，以致“郡政不复及此”。[100]这看来是当时的一般情形。由于人口密集，民众屋舍侵占河道，垃圾堆积等，城区水道壅塞，下水不畅，以致卫生状况恶化，文献中有一些记述。
台州州河，原来有三个不同名称：清涟、新泽、清水，都显示着河水的清澈，到南宋，“皆污壤，通涓流而已”。[101]明州江东米行河，通奉化江，有碶闸，到南宋中期，“两岸居民节次跨河造棚，污秽窒塞，如沟渠然，水无所泄，气息蒸熏，过者掩鼻”。[102]成都府后溪，“自小桥入都市”，为城中重要水源，“其后沟洫湮塞，圃亡灌溉，人多疵疠，天灾流行，万井皆涸，不舒不泄，物无精华”。[103]南宋欧阳守道与知州王某讨论吉州市政，就指出“今沟渠不通，致病之一源也”。“今通逵广路，犹无洁净之所，而偏街曲巷，使人掩鼻疾趋，如此则安得不病”。其境况之严重，竟成了吉州“十数年城郭富家往往徙去”的原因之一。[104]
上述记载反映了关于宋代城市一个相当重要的新现象，就是城市存在较为严重的疫疾问题。沟渠污秽窒塞，固为城市疫疾多发的十分重要原因，究其根本，还在于当时城市人口密度过高，而医药卫生等各方面水准尚未能与之相适应所造成的。苏轼就曾说：“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105]所以当时救荒，有些官员不主张将饥民集中到城中，就是为了防止人口过于密集，“蒸为疾疫”，而要将饥民阻拦于城郭之外。[106]南宋乾道元年（1165）正月二十六日，监察御史程叔逵上言，就认为“凡人平居无事，饥饱一失其节，且犹疾病随至，况于久饥之民，相比而集于城郭，春深候暖，其不生疾疫者几希。故自古饥荒之余，必继之以疫疠”。[107]文献中保存有当时一些城市疫疾的记载。例如乾道三年（1167）据南京程叔逵回忆，“熙宁中，浙西荒旱，取民于城而饘粥之，死者至五十余万”[108]。甚至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知杭州时，上奏朝廷，还说杭州“罹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109]元丰年间（1078—1085）苏轼谪居黄州时，“比年时疫”。苏轼合圣散子方药散发，“所活不可胜数”。[110]
苏轼与友人的信中也指出：“广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因薰染居者，事与杭相类，莫可擘划。”[111]临安府在庆元元年（1195）四月、嘉定二年（1209）四月、嘉定四年（1211）三月，都有“大疫”“疫”[112]，发作频率很高。庆元元年春夏间，“淮浙疫疬大作，嘉兴城内，至浃日毙百余人”。[113]常州“民病者十室而九”。[114]咸淳四年（1268）建康府“军民病疫”。[115]看来病疫的确已经成了影响宋代城市生活的一大因素，惜记载不全，使我们难窥全豹。相对而言，文献关于北宋开封府与南宋临安府的疫情记载略多，兹列为下表（表5）：
表5 宋代两京疫情表
（续表）
仅据表5的资料看，相比而言，南宋临安的疫情远比北宋开封严重。这也许正是临安城人口比开封城更为密集所造成的。可以肯定的是，能在史书中留下记载，疫情都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可以从“大疫”“民多疫死”“禁旅多死”之类记载，想象疫病横行对当时城市生活的影响。南宋在临安建行都的152年间，仅据存世文献所载，就有14起严重的疫情发生，平均十来年一次，有时且连续数年大疫不止，如1209年至1211年之间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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